叶滢 2003年4月30日20:4
弗吉尼亚·伍尔夫
很多年过去了，那些老房子还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属于伦敦大学了，越来越普及的大学教育让这里的曾有的知识精英气息已经变得淡漠，可以辨识的是那些后来的住户还是在某些房子边标注这所房子曾经的主人——作为一个东方人，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学的赵毅衡先生在讲述他经过现代的布鲁姆斯伯里街区时，带着乡愁一样的失落感。
布鲁姆斯伯里，在邮递员那里，是可以投递的地址，这个地名，在维多利亚时代存在过，在二战存在过，现在依然还在。布鲁姆斯伯里，在赵毅衡或者更多的缅怀者心中，是一个逝去的黄金时刻。邓肯·格兰特早已经说过了，自由艺术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作为特殊意义的布鲁姆斯伯里——由斯蒂芬兄妹的吸引力而融合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缘于他们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去世后兄妹四人的搬迁。他们离开海德公园门22号的旧居，搬到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街区46号， 这是1905年，此时，索比、亚德里安、凡尼莎和弗吉尼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从此以后的生活，会对20世纪的英国社会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尽管父亲去世的阴影此刻深深萦绕在弗吉尼亚心里（并成为她精神疾病再次发作的诱因），但“解放了的生活”终究是让年轻人喜悦的。两个一直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而从来没有到大学接受正规教育的姊妹凡尼莎和弗吉尼亚已经听他们的兄弟斯蒂芬·索比讲过很多他的剑桥同学的事情了，“仿佛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我自己把它们编成了故事”——弗吉尼亚暗自说。
克莱夫·贝尔，在他身上雪莱和喜好运动的乡绅两者结合为一体，未来的职业将是艺术批评家；利顿·斯特里奇，被认为一个智慧的神童，房间里挂着法国画，这个家伙写文章最喜欢用一些金属般华丽的词语，有时候显得有些大惊小怪——他以《维多利亚名人传》确立了他在20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地位里。老爱发抖的是后来成为政治批评家的犹太人伦纳德·伍尔夫，他在一天夜里梦见自己正在掐死一个人，梦得那么狂烈，以致他醒来时已经把大拇指扯得脱臼了。
——是索比首先将他的剑桥朋友们引向布鲁姆斯伯里的，但他在1906年因为伤寒去世了。他的死反而将斯蒂芬姐妹与他的剑桥朋友们联系得更为紧密。这当然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的婚姻，克莱夫·贝尔与凡尼莎，伦纳德·伍尔夫与弗吉尼亚分别在1907年和1912年结婚。
是的，他们与20世纪初其他的文化团体不同的是，终其一生的充满感情的友谊使他们之间的联系超越了家庭、事业和其他世俗关系，海明威或者萨特周围的咖啡馆小团体始终是以反感情和反家庭的面目出现的。这种感情很强的维系来自凡尼莎的母性力量，但仅仅依靠她充沛的生命力也不是让这个自发的文化团体具有持久声名的源泉。
弗吉尼亚·伍尔夫，内心历经磨难的弗吉尼亚，在她的小说《海浪》里，在她的回忆录《老布鲁姆斯伯里》里，将这个超越了现实意义的朋友圈变成了文学的永恒。
她的敏感、锐利甚至神经质让她在身处人群时也保持猫一样的观察力。她爱他们，也毫不留情的讽刺他们，不眠不休的高谈阔论让人忘乎所以，也让弗吉尼亚在立即就看穿了克莱夫·贝尔、斯特雷奇的虚妄自负。她在1906年评论道，他们总是暗示自己有具有重大意义的大部头著作，因为尚且“不能付印”而安息在他们的书桌抽屉里——她甚至尖刻的预言，这些大部头著作将永远不会问世。她注意到，他们喜欢给某些作者冠以“最高”和“惊人”的称号，可是一旦公众显示出欣赏同样东西的信号，他们就迅速把赞美转到某些更默默无闻的人头上去。她取笑她的朋友，甚至会在当面，这是他们友谊的一部分，有时候这种尖刻的对象是自己——他们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这些朋友们，他们也看得见彼此的过人之处。他们之间相互鼓励，较劲，大声争论直到被对方彻底说服为止。至于讽刺，也只是因为彼此对对方的重视，他们从来不在意外界的评价，这是一个“国中之国”。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庸俗风气，他们总是报以有彬彬有礼的漠视，
虽然漠视世俗习惯，生活方式受到波希米亚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艺术传统中从来没有彻底反叛。以反叛为最终目的的创作，不可能让弗吉尼亚的小说和文论那样轻盈、敏感，又具备审慎与人道的力量，如果真有想象的翅膀，它在20世纪的女主人一定是弗吉尼亚，她在飞行中根本无暇他顾，现实中的布鲁姆斯伯里毋庸说是她按照想象之境的塑造。如果说弗吉尼亚通过文字完成了这群“因隐秘的经历和想象力而早熟”的朋友们的画像，凡尼莎和邓肯·格兰特的画作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智慧的额头和充满怀疑的眼睛——这群不可知论者绕开古老的规则，他们在性、艺术创作与家庭关系中的尝试显然不是靠激情来完成的，这种试验已经成为生活方式，他们的前辈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后辈也没有继续，他们试图用强大的智力约束和宽容的感情来维系一代人的乌托邦。
他们坚决反对虚妄过头的民族主义，在一战中为了表达对战争的抵制，纷纷移居英国乡间。1906年，凡尼莎租下了塞萨克斯郡的查尔斯顿作为和平主义者的一处避难所，在那里他们进行农场耕作。在查尔斯顿，任何数量的来访者可以即兴随意的度过快乐的时光。
布鲁姆斯伯里到到底包括多少人？将1907年至1930年间与布鲁姆斯伯里主要成员过往甚密并多少介入其生活方式的人计算在内，大致有二三十人左右。
这其中也包括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更具有科学的性质而较少文学的色彩，在公共生活中他是一位实干家，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们力图通过艺术创造去影响世界。他则力求产生某种更直接的影响，他采取的是躬身介入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手段。但他的传记作者哈罗德坚持说“尽管受到他所从事的事业所固有的世俗利益的压力，但他保持了内在的自我的纯洁。”
这种纯洁让凯恩斯和他一样坚持个人主义信仰的布鲁姆斯伯里的朋友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公正、诚实和责任的要求，他带有国家计划意志的经济理论虽然在20世纪被不断怀疑或者推行，但在这理论的构思和完善的过程中，不能说没有受到布鲁姆斯伯里普遍理想的影响。
布鲁姆斯伯里，他们以自我完善的方式影响着20世纪以后的文学艺术乃至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们始终保持对人类的高度兴趣和思想活跃的评论，他们重视友谊和礼节，尽管举止风度经过刻意改变并细心加以遵循，他们在交往之中找到了意气相投的生活方式，但各有个人化的表现形式。
他们中，利顿·斯特雷奇是第一个早夭者、随后是罗杰·弗赖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到了四十年代，布鲁姆斯伯里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知识团体存在了。最后一个布鲁姆斯伯里人是邓肯·格兰特，他在凡尼莎的丈夫克莱夫·贝尔有了婚外感情之后，和凡尼莎共同生活到她去世，她宽容了他的同性之恋。1978年，他去世时，安葬在凡尼莎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