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巴金走了，“讲真话”仍需继续

　　巴金先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鲁郭茅，巴老曹”，这个多少有些牵强的押韵短句，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收获。巴金是这些人中最后离开我们的。巴金的长寿，使得这个“鲁郭茅，巴老曹”的时代跨越了世纪，而让这个说法得以形成的主要文学创造，其实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中国文学一个有公认领袖地位的人物的时代随着巴金的去世终结。尽管巴金的文学生命其实早已基本终结，然而正如一切拥有巨大声望的人物，其生命的延续本身就是重要的，他的存在是一个象征，他的身体是一种语言，他活着就意味着一种秩序。

　　巴金直至去世，都没有能够卸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这是文学界的“社会需要”。对于巴金来说，因为长期病扰，他甚至对生命已无倦恋，因此担当作协主席很难说符合其本意，但文学界需要一个“主席”，这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文学状元”，而多元的文学生态已经形成，更何况自古道“文无第一”，故而惟有让巴金担当此任，才显得众望所归。这固然是一种悲哀，但足以说明巴金的意义。

　　作为作家，巴金的文学贡献在人们眼中主要由长篇小说《家》和随感集《随想录》所构成。前者显示了青年对旧家庭及其后面的礼教秩序的厌恶与反抗，后者展示了一个作家经历过人生与时代大恸之后的心灵反思，这些作品使得巴金确立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而在社会中，巴金之所以一直存在，更主要的在于他晚年的随感。

　　巴金晚年只写作了随感，而他的随感因为对于假话与假话时代怀疑、厌倦与否定而获得人心。虽然他的表达远远谈不上大胆，某种程度上也不可谓深刻，但他持续不断地表达所显示的坚定，以及质朴思想所显示的人性常识，使之无愧于“现代文学巨匠”这样一个称号，也使得现代文学对人的命运深切关注的传统得以延续。正是因为这一点，从1936年鲁迅逝世，到2005年巴金逝世，现代文学巨匠这一长达70年的谢幕仪式，得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终结。

　　巴金将时代大恸的产生归结于讲假话，这是否把住了事物的本质，或许是一个问题。然而巴金是一个作家，作家并非社会科学工作者，他并不承担提供“科学结论”的任务，他是充分感性的，但必须发出自己心里的声音。对一个作家而言，如果连真话都无法说出，会是怎样的社会环境？所以哪怕巴金仅仅由于作家的立场，呼唤“讲真话”的环境，说出“讲真话”的信念，但他的表达同样是社会性的。

　　如果说，当巴金写作他的《家》时，整个时代早已存在着一个对礼教秩序的否定环境，青年巴金以其作品提供一个文学案卷，并不会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那么在晚年，巴金经历诸多政治运动和时代顿挫之后，高声提倡“讲真话”，不仅要克服人到晚年时更加可能呈现的因循习惯、已经获得的个人利益的绊锁，而且可能面对着对个人曾经追随的东西的扬弃，可能面临假话环境的压力。而巴金对“讲真话”的提倡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确实证明假话曾经何其深地锲入中国社会生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假话曾经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结构，它是一切场合的必备润滑剂。提倡“讲真话”，哪怕并未触入真话何以讲不得、讲不出的问题，毕竟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良心，表达了普通社会成员的感受。

　　巴金晚年受到的质疑，许多源自于他显非本愿地被迫挂名一些职务，随着他的逝世，使他从这些重负中彻底解脱。巴金晚年受到的质疑，还有部分是对他“讲真话”的彻底性的怀疑，但现在我们会说，无论如何，他是那一代作家中惟一鲜明地提出了面对自己的心灵的人。从“可以有说不出的真话，但绝不讲假话”到“绝对讲真话，回击假话”，这是巴金提倡的“讲真话”仍需继续的一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