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年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2006年出版违规书选”的书单是：

• 《沧桑》（小说）
  晓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历史的长篇小说，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刻画了霍达东如何带领农民造反，靠砸仓抢粮、红匪游击而成为共军将领；1949年之后，当上副省级高官的霍达东却完全不适应新社会的官场，最后落得功败垂成。书中涉及到中共在延安时代种鸦片。
  
  
• 《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报告文学）
  朱凌 著 （原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主编）
  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记录了一位民间人大代表姚立法的坎坷竞选之路，他连续12年自荐竞选，屡败屡战，永不退缩；他在人大会议上敢于一次次大声地喊出“我反对”！
  
  
• 《伶人往事》（回忆录）
  章诒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的浮沉，写出了那些名动一时的戏剧名角怎样被政治所淹没，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又是怎样在政治的糟蹋下凋零。京剧的辉煌声名由一代名角谱写，文化革命革掉了名角和京剧的命。
  
  
•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小说）
  国亚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讲述150余年以来（1850年——2004年）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长篇小说，其中涉及89。
  
  
•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回忆录）
  袁鹰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年版
  以亲历讲述了《人民日报》在1949年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角色，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运动、胡风事件、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等重大历史事件；记录了反右中巴人、徐懋庸、吴祖光等人，文革中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夏衍、唐弢、孟超、陈笑雨等人的悲剧命运；还记述冰心、胡乔木、周扬、林淡秋、袁水拍、赵朴初、赵丹等人。
  
  
• 《年代怀旧丛书》
  旷晨 编
  分为50年代、60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70年代和80年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回串，记录了50年代的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物价飞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跃进运动、西藏和平解放、创建人民公社，庐山会议；60年代的饥饿记忆、学习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原子弹爆炸、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大串联；70年代的上山下乡，批林批孔、文革结束、天安门事件、四人帮”的垮台、中越之战、平反冤假错案；80年代重大新闻事件、有影响的电影、电视剧、歌星、书籍。
  
  
•   《如焉》（小说）
  胡发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版
  讲述非典期间一名女子因互联网而放弃作副市长情人的长篇小说，记录了SARS危机和孙志刚事件中的众生态，有官场的黑暗，官权的谎言，官员的势力，也有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老一代的深切反思，中年一代良知者的呐喊。
  
  
• 《新闻界》（小说）
  朱华祥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反映中国新闻工作者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记录了中国新闻界的种种丑态，被评为新闻官场现形记。

“违规”的原因，除了《风云侧记》被认为“泄露国家机密”外，其余未给出明确理由。

　　私下里聊天，人们都爱提起我的父亲，认为我的性格与父亲有点儿像，我常为此辩解。我说：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亲有着质的差异。他是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我呢，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既没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现实盘算，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父亲的政治头脑，特别是他的组织才干（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没有遗传给我。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么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

　　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别喜欢梨园行，伶人美丽，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书就是这种兴趣和热情的表达。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写梨园行的书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诒和这辈子别给我写东西”。所以，是邬先生把我逼到死角里，我没有了退路。

　　“声明”发表以后，很多人关切我的生活情状。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亚等地来电询问。网上议论热烈。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则异常担忧。他们要组织一个送饭组，说：“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们排着队给你送牢饭。”我听了很伤心，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的，毕竟现在中国的法制状况，比我坐牢的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他们准备这样做说明什么呢？——说明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们心头堆积的阴影并没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惧。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

　　我的“声明”是极其郑重的，希望邬先生能给我一个郑重的答复。请邬先生答复我：
　　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
　　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十多天过去了，毫无音信。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我想：这次新闻署该出面了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邬先生会登场吧？

　　查禁书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这种依法不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打个匿名通知电话，也不是给杂志社或出版社下个简单粗野的书面指示。它应该是一个法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严格依据公开法律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如果是按着这种严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错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2007年1月26日14时许，我在家中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说（大意）：邬书林同志是个好人，你们之间有误会……那个会上，他没点你的名。其实，不用托人带话，我早就知道邬先生是什麽样的人。

　　2006年，邬先生在出版社总编培训会上说：“我是黑白两道都有人。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就是□□□打来的……”随后又说：“你们要让我不舒服，我就先让你们不舒服。”当下我被侵害，是不舒服了，但你也未必舒服。至於“黑白两道”的话，别忘了我是坐了十年大牢的。您能吓唬总编们，对我可不灵。

　　“我没有点你的名”，这是邬先生私下带话的重点。看来，我需要再重复一遍您的讲话（某些字句比我1月20日的「声明」有所补充）：“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我们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稿子走了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敢出，你们（指湖南文艺出版社）还真敢出，胆子也太大了（一说太猖狂）……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便是对该社的惩处（摘去优秀出版社称号，削减20％书号配额等）。在那样一个场合，用那样的话语，又针对那样一个出版社，您所说的“这个人”不是我是谁？那本书不是《伶人往事》又是哪一本？用我从事的戏剧专业术语来解释，就叫“规定场合、规定情景中的规定人物”。即锣鼓一响，胡琴一拉，梨园行的人就知道：这是一出什麽戏，角儿是谁了。您是政府高官，已经亮相，就别赖账。

　　邬先生若问这些话，我是怎麽知道的？“朝廷小，江湖大”这是从前的话；“政府小，社会大”乃是今日之现实。“进得衙门是官员，出了衙门是百姓”——这是现在很多官员的行为特点，您该知道吧。衙门里刚刚发生的事儿，他们能当信息、当聊天、当谈资都说了出来，其中还隐含着自己的感受与判断。这是常识，也是人性。您要明白，为了升官发财、胡作非为，却能密不透风、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您还说：“这个人的思想有问题。”请问：您是不是要搞文字狱？我的思想有问题与你何干？犯法，有国家的法律、法院管。犯错，有我所在单位过问。您管得着我吗？宪法给你什麽权力来管我的思想？这是侵犯我的基本人权，所以您应当公开道歉，并承担法律责任。

　　最后，再来说“查禁”。根据我的切身经历，现在实施的查禁分速禁、缓禁两种方法。我的第二本书（《一阵风》）刚印完，即封在库房，这属於速禁。我的第一本书（《往事》）则是缓禁，即“卖完了就别再印了”。其实，缓禁的同时也在速禁。我这里就有一张浙江某市查缴《往事》的收据。这第三本（《伶人》），上边专门发了个通知，说（大意）：网上流传的查禁八本书的说法严重失实。偏偏就在刚才（1月28日下午6时30分），一位姓戴的先生从张家港市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那里的一家民营书店已接到通知，要收缴几本书，其中就有《伶人》。香港一位资深记者1月17日给上海某大报写了篇文章，里面提到我去年12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演讲。很快，上海某大报打来电话说（大意）：《伶人》刚刚被禁，“章诒和的名字不能见报”。看来，我真个是书被禁、人被封。您的上级发通知说没查禁书，您却要查禁。您这不是扇他们的耳光吗？

　　一切都很明了。您——是您个人将我看成思想犯，剥夺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言论出版权利，您在公然蔑视宪法。否则为什麽不按照法律程序，而是像现在这样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连自己说了的话都不敢承认？还是“声明”里的那句老话：查禁我的书需要公开、公正、独立的司法程序。我特聘请一个法律顾问团。首席顾问张思之先生，另有浦志强律师、付可心律师，其他律师暂略其名。他们会依法尽力维护我的权利。

　　邬先生，我讲了这麽多，我与您之间有误会吗？基於我对您的了解，事态还可能会起变化，但我的立场不会变化。

      1月29日，我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邬书林副署长寄去一封信，内容如下：

Quote:

    新闻出版总署

    邬书林副署长并转龙新民署长：

    你好！我是《人民日报》一名离休干部（原任报社文艺部主任）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一书的作者。

      近日听说邬书林副署长在1月11日全国图书订货会的“通风会”上宣布了一份“2006年出版违规书选”，点入了八本书的名，其中列了我这本书。据说邬副署长给此书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我听到后非常惊讶，不知道此书哪篇文章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我入党六十多年，长期在党报工作，当然明白“ 泄露国家机密”六个字的性质和份量，工作中战战兢兢，从未犯过泄密的错误。此书是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三十多年亲历和见闻的追叙，所记事实都是真实的，书中 大部分文字先后曾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闻出版报》、《炎黄春秋》、《纵横》等报刊发表过，也从未被认为有“泄密”问题。事关本人名誉，也为了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务请予以明确、负责地说明。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一直在等待新闻出版总署给我发来正式通知，但至今已近二十天，迄未见新闻出版总署或邬副署长有只字通知，倒是听说网上已经沸沸 扬扬，议论纷纷（我自己未上网，是听朋友转告的）。我很不理解邬副署长既认为此书有问题，为何在“通风会”之前不先向作者和出版社进行认真的了解和调查， 听取作者和出版社的意见，就草率地在有各地出版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上宣布，事后又迟迟不向作者通报，这种粗暴的方式，是侵犯作家权益的行为。我不得不表示 不满和抗议。

    我已耐心等待多时，急盼回音，以释悬念。

    此致

      　　敬礼

   

袁鹰谨上

    2007年1月29日

    1月30日上午，报社文艺部主任郭运德来电话，说邬书林先生给他去电话，刚收到我的信，表示要前来当面说明有关情况。我在电话中请运德转告邬先生 给我回一封信即可，不必前来。十分钟后运德同志又来电话，说邬副署长坚持要来我处，并说已报告龙新民署长，龙署长也要他尽快来说明，约定31日上午10时 来我家。

    1月31日上午10时，邬副署长偕秘书由郭运德同志陪同前来，我和老伴吴芸红（团中央离休干部）接待。谈话约一小时。以下是谈话主要内容（客人离去后，我们两人根据记忆追忆）：

    邬：很对不起，这件事给袁老增加许多麻烦，我感到很不安。昨天上午接到你的信，我就报告龙署长，表示要亲自向袁老说明真相。龙署长说你应该尽快 去。本来我昨天下午就想来，运德没有空，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来。现在外边传说很多，传闻失实。我首先要向你说清楚，1月11日的会上，我主要是谈一些出版 社违规问题，没有涉及作者，甚至没有提作者的名字，也没有说要查禁书。

    袁：现在外面都知道你查禁了八本书，说我这本书里“泄露国家机密”，这可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在党报工作多年，当然明白“泄露国家机密”这六个字的严重性，从未犯过“泄密”的错误。许多朋友纷纷来电话询问，都表示非常惊讶，对你们的做法也表示不满……

    邬：我绝对没有说过这本书“泄露国家机密”。我今天特为带来我那天会上宣读的原文。（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字材料，翻到其中一段。）请你看看，有没有提到“泄密”？

    袁：（看了以后问）我可以抄下这一段吗？（经他同意，抄录原文如下）

    “关于对中国档案出版社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处理：中国档案出版社未经批准，于2006年10月 出版《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该书主要记述了作者在《人民日报》副刊担任主编期间遇到的人和事，其中不少内容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等内容。鉴于该书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决定对该社违规通知单一次，2007年不再为该社增加书号。"

    邬：现在都说八本书，其实只有五本，在内部讨论时根据送来的材料，提到了八本。五本书中有你这一本。

    袁：这就奇怪了，你这份文字稿上虽然没有“泄露国家机密”字样，但是外面流传很广，沸沸扬扬，许多来电话的朋友，都说网上看到这本书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问题，他们从哪得到的信息呢？总不会都是无中生有吧？

    吴：我们两人入党都六十年了，从来没有犯过什么“泄密”的错误。

    邬：我确实没有说过你的书“泄露国家机密”，不知网上是怎么传的。网上炒作，传闻失实的东西很多。比如章诒和发的那个声明，我在第一时间就看到 了，她引用我说的话有的地方不全，说错了。（他随手翻到那份文字材料上有关段落，念了一段。因念得快，不曾记住。）这样，越传就越走样。我向袁老郑重声 明：这次的事，完全是针对出版社违规，不是针对作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都没有提到你的名字。

    袁：你看过我这本书吗？

    邬：坦率说，我还没有看过，是别人看了告诉我的。我们只有二十几个人，任务很重，看不过来，只能请有关部门的同志看。

    吴：虽然说是针对出版社，但是实际上必定影响到作者，现在影响已经很大了。

    袁：不可能不对作者有严重影响。这几天我每天都接到好几个电话。朋友们告诉我网上每天都出现不少对你们这样做法的批评，还下载一些有关材料寄给我。

    邬：网上许多文章我也都看到了，都冲着我来，我首当其冲，真是有苦说不出。我是执行署里的决定。关于出版，这几年中央下了好几个有关文件，作了严 格的规定，我处在这个岗位上，当然必须严格执行，这不是我个人的事。现在各地出版社违规的现象很普遍，这两年就有很多，我们也听到不少反应。《沧桑》里写 到延安时期种鸦片，北京军区干休所有几位老同志看了很气愤，写信上告。《我反对》写一个县人民代表的事，影响很广，人大常委王兆国、盛华仁副委员长都提出质问。类似的问题很多，我们不得不选几家中央级出版社警示一下。这次提到的书，都是涉及规定里所列涉及"反右"、"文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必须履行报批立案的程序。

    袁：这是你们内部的规定，作者并不知道，我就从来没有见到过。这几条规定范围太广，很多书都会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难道都要事前送审吗？

    邬：这是上面规定的。有两位老同志就问过我，这些方面会有什么问题，我对他们说，比如事实有误啊，泄密啊，记载的话与原话有出入啊，有这些内容的书，都应该报批立案，送到有关方面去审阅。这些规定必须执行。

    袁：社会上的反应和网上的议论，并不注意是哪家出版社违反什么规定，而是你们这样做，影响作者的名誉和权利。我接到的许多电话，也都是问这本书，他们并不管是哪一家出版社。

    邬：这事给袁老造成许多麻烦。但是我们必须这样执行，请你能谅解。

    袁：你一次点了八本书，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在读者和作者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我看到朋友寄来网上的批评，都是批评这种违法的查禁行为。有的说总书记一再强调民主法治，构建和谐社会，总理最近在文代会上号召作家艺术家讲真话，你们却这样做，不是对着干吗？可见坏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我认为你们现在需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挽回影响。我建议你将刚才那份文字材料公之于众，或者开新闻发布会，或者在网上公开发表，让大家都看到。

    邬：我也的确也想这样做。前些天我就向国务院新闻办打报告，也向中宣部打报告，提出用个什么方式说明真相。现在网上这么多议论，我们应该向社会说 清楚。我还表示，如果需要仍旧由我出面说明，我也准备出面去做，说句笑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报告送上去已经好几天了，还没有批下来，我也很着急 啊。

    吴：现在网上反应很强烈。你们这样做，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我们两人作为入党六十多年的党员，都觉得这样做很不好。

    袁：前天我还接到过去的学生从美国和加拿大来的电话，他们在那边也知道了这件事，海外媒体也有报道。他们都很吃惊，问怎么现在还会发生这种禁书的 事。你们现在要赶快挽回影响。很快要开"两会"了，会有许多国外和港台记者来，这件事很可能成为热点，会有记者找你们。你们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就会更被动了。

    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们要尽快向外界说清楚，不然的话，影响太大，社会上也不满意。

    邬：我们没有查禁书。当时我跟出版社都讲清楚了，没有查禁什么书，是你们违规了。有的出版社也承认没有履行报批备案的程序。你那本书，我也跟档案出版社负责人说过，他们要补个备案程序，以后如果想重印再版，也是可以的。

    袁：你们那些“规定”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修改？范围搞那么大，卡得那么紧，那样对写作和出版都不利。

    邬：是的，是的。现在只能这么执行。（起身告辞）袁老你以后有什么事要我们办，请你随时提出来。

    袁：谢谢。我个人没有什么事，只希望你们尽快将这回的事处理妥当，越快越好！   




  （根据记忆整理，可能有不完整不准确处。邬书林先生的话未经本人过目，如有出入，希望他能公开说明。）

章诒和先生只会说“宪法”、“公民”、“司法”、“自由”这些词；袁鹰同志则讲“入党六十年”、“很不好的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两会”、“国外和港台记者”、“热点”、“被动”、“社会上也不满意”……

我的感想就是：袁鹰同志显然比章诒和先生更懂得如何交涉这种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