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的克利斯朵夫



木心




  夏日卓午，我凭窗闲眺，席德进在阳光下走来，渐近，视线相接，彼此点了点头……他脸上有一种舛异的神色——四十年前，杭州艺专学生宿舍。清晰如昨。






  一九四七年，暑假。艺专学子多半是外地赴杭的寄宿生，走了几个，等于全部留校。我是上海美专来的，杭州有家，不住——喜欢朋友，三三两两构成星座，游泳、爬山、打牙祭，闹些闹不大的纯洁笑话。



  全都笨拙，没有见过一个精灵俏皮的人。对艺术、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史……严肃得愣头愣脑。也许，还是在“美育代宗教”的观念笼罩中。艺术家的生活模式？中国史上的参考过时而废。从欧罗巴的传记、小说、电影中借鉴，不期然而然要取十九世纪巴黎的那些公案轶事，作我们行为的蓝本。时空的差异像恶作剧，使我们的摹仿极不如意，畏于成拙而未敢轻易弄巧——当年个个傻，没有一个自觉其傻。而今想来仍然不可思议，我们这一代青年为何善也善得愚，恶亦恶得蠢。



  时代的原因：我们是童年还未过完就遭遇世界大战，反常的生活持续了八年，忽然胜利，少年也告结束，我们没有惨绿过，没有见习于上届的青春，他们的嘉年华中只有硝烟血迹。至此，他们已入中年，我们则二十岁上下，对人生的无知，形成对艺术理想的偏执。艺专美专的学生中有抱负的几个，都一上来便以大艺术家自居——要末生来就是，要末至死也不可能是，这样就把自己列入前者，岂能不从早到晚踌躇满志，落拓伤怀，一切闷在心里，其实心里也没有多少“一切”。



 



  我在艺专，凡从美专转学来的，算是老同学，艺专学生，算是新同学，问问老的新的，谁画得好、最好？都说席德进。还有谁呢？说不上了，或者莫衷一是了。



  艺专傍山临湖，山是“孤山”，湖是“平湖秋月”一带。早先有音乐系，设在与“平湖秋月”相连的长榭的“罗苑”，成排的琴室，水面风来，仙乐飘飘，那是三十年代的西湖韵事。轮到我辈，只剩礼堂台角的那架立式的“莫扎特”，练琴者一个接一个，宛如岗哨换班，交替之际，不免要攀谈几句。席德进中等身材，宽肩方脸，发式童花，即是短短地散盖在额上，像个小沙弥，他知道我不把他放在眼里，我知道他认为我不在话下。白球衫白短裤白麂皮快靴，我这一身白必然惹他生气。毛蓝土布短衫草绿军裤橡胶鞋，也不符我审美准则。各自有所畏惧，摸不清对方到底有多少份量。当时都没有份量。谈贝多芬，谈萧邦。最大的难事是要年轻人承认浅薄。



  那时的杭州已不是天堂，那时夏天的艺专是天堂。






  女生朴素极了，不一定是穷，是不会打扮，又想要点什么花招吸引人，就弄成个放浪不拘，衣裙零乱首如飞蓬，在白堤的万千柳丝中扬长而过，本地人称她们为“艺专的疯婆儿”。



  男生多数是真穷，穷学生夏天有福了，赤膊、泳裤、木拖鞋、一顶大草帽，节奏分明地来，节奏分明地去。若论遮阳眼镜、金项链、手表，梦里也没有。唯独姓曾的四川娃子不知怎地拥有一个铁质的小十架，用细麻绳挂在脖子上，十架垂落于两块胸肌间，晃动不已，到处令人羡慕，众男生只能从大处着眼着手，练好全身肌肉。有外号叫“阿波罗”的，也有叫“大卫”的，最壮硕的那个李黑蛮叫“暴风雨”。



  暑假，食堂照常开伙，四川人占优势，天天吃辣，一辣，就没有话说。女生进餐厅时还要叫：



  “辣椒有没有哎？”



  叫得最凶的是汪婉瑾，即后来被误定为席德进的女情人的。



  晚餐后，常有音乐，可敬可怜的。热心而好事者，把私人的留声机从宿舍搬到餐厅来，像是庄严“布道”。没有海报也没有节目单，当然是古典音乐，多数是浪漫主义的标题音乐。灯光昏暗，人头黑簇簇地显得听众很多，各自摆出认为最舒坦最优美的姿势。已经揩抹过的桌子散着辣和腥的秽气，肃静，音乐进行着……蚊蚋扰人，唱片又要翻面了。



  席德进一开始就唯美主义，《邓肯自传》，《王尔德狱中记》，《陶林格莱的画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家如蛾扑火地爱美，必须受折磨受苦，百般奋斗，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欲而是不被卑下的情欲制服，几次三番地死而复活，终于成功，一成功就不会失败了——伟人传记都如此波澜壮阔地写着，同学中的佼佼者大抵这样自我期许，席德进是这样，“阿波罗”、“大卫”是这样，“暴风雨”总也是这样，胸肌间有小十架晃动不已的那个，正走着罗丹的路，我亦无非在此种竞技状态中朝朝暮暮，无非所读的书要冷些硬些不近情理些。



  那天近午，席德进在顶射的阳光中走过窗下，颜面苍白，严峻，平静，只能称之为圣洁的气象，整个面部呈现一种不发亮的光——从未见他如此，因而讶然：他刚做完了什么事？什么事能留下这样的神色？目光接触之后，都没有交谈的意向，他折入寝室去了。我继续寻思，席德进有此超乎常情的神色，那末以前我对他的认知是肤浅的，如果，刚才的印象，是他的主要“层面”，他担当得了吗？我疑虑，漠然地不安，这是有所殉的牺牲者的表情，人的最后的表情。



一九八一年，在上海得席德进的讣闻，蓦然浮现那个四十年前艺专宿舍窗口的印象，席德进死后，脸上是否重现这表情神色……






若说无缘，却是在艺专时由相猜忌而转为相敬悦，一谈数小时。若说有缘，一九四八年为时势浪潮所冲散，彼此不明下落。若说毕竟无缘，某日在台南的旧货摊的唱片堆前，有人牵制我的臂肘，我怒而回视——“席德进！”



  他笑呀说呀，一点也想不到我会在岛上，我也以为岛上有个本地的席德进。他在嘉义中学当教员。



  “你呢？”



  “写生哪，整个跑遍了，住在麻豆，糖厂子弟学校宿舍。”



  商量停当，在旧货摊的账柜上草一短简，告之麻豆的同居者，我去嘉义暂住，余后详。



  贝多芬的交响乐，从NO.1-NO.9，一个金指环作交换，老板还找我不少钱。旧式的唱片多沉重，二人分提。至今我仍留恋那种精装的硬封套的圣物，那种重量的象征性。



  嘉义风物，已忆不起。嘉义中学，树绿，路灰黄，模模糊糊。只记得那寝室，很小，床是竹制的，在我们浙江，叫竹榻，为我又搬了一只来，他的靠墙，我的临窗，还有一小桌，一板凳。画件不多，倚在壁角，显得次要，而室内也无主要的东西。那年代，我们毫不在乎身外之物，不以寒伧为可耻，因为从书本上看到，胸怀大志，都这样。吃食也不知讲究，学生时代似乎还没有长味蕾，无论如何想不到后来会变成美食烹调高手。然而那一阵子席德进每晚预告翌日菜单，回锅肉、连锅汤、麻婆豆腐、怪味鸡，二人在厨房乱转乱煮，现在想来，全是词不达意的四川料理，拙劣极了，快乐极了。当时我们的画也同样拙劣而快乐。他拿出阿里山的风景写生，我无言。



  “你说说看呢，怎么样？”



  “这是阿里山？”



  “是啊，上个月写生的。”



  “这哪里是阿里山。”



  “是什么呢？”



  “什么也不是。”



  “那也没关系。”



  “是没关系。塞尚的普罗旺斯也不是普罗旺斯。”



  “只要是画！”



  “这还不是。”



  他又翻出一叠人像，铅笔钢笔速写的。



  “这些是你的学生？”



  “是。”



  “是学生而已。”



  他从夹子里取一帧精致的肖像。



  “这呢？”



  “是谁？”



  “克利斯朵夫！”



  我仔细端详，他兴奋起来。



  “这个克利斯朵夫很漂亮，好莱坞出身。像你自己。”



  好莱坞？他难受。像他？他惊喜：



  “你说我像他？”



  “像。”



  “怎么会像呢？”



  “把不理想的都变为理想的了。”



  他侧首一笑了之，彼此心里并不了之，他陷入沉思。我的意见是：他把自己渴望具有的容貌，一一诉之于克利斯朵夫的脸，越画得雄媚俊逸就越显得画者本身难与比拟，艺术的可能反证现实的不可能——这种苦楚我熟悉。画家终其一生，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绝望，极少例外。

席德进……刚听说。查了一下，原来是林风眠的学生。林风眠倒是知道的。






林风眠与学生席德进





林风眠素描像(席德进绘/1979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