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院

北京的大院
　　●有人说，北京的大院是传统官衙在现代的延续
　　●一座大院就是一个小社会，甚至是一个小型城市
　　●“大院文化”是和“胡同文化”相对的一种北京特有的地域文化

　　

　　“大院”是一种有北京特色的市民聚落。
　　有学者认为，大院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时候的县衙———前面是公堂，后面是大小官员到杂役下人居住的地方，院墙一围，等级森严。这种居住形式在故宫里体现得最明显：前三殿后三殿，前三殿是办公场所，后三殿是起居的地方。
　　通常说的北京大院分为两类：一是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中央各部委所属机关部门，二是科学文教单位。这些大院通常都有绿化极好的小道，森严的大门、警卫，高大的院墙，一座大院就是一个小型城市，食堂澡堂操场商店应有尽有。
　　从1950年代开始，军队大院开始在北京西郊出现，文教大院则在西北郊聚集。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提出“今后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门户‘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到了1980年代末，城市规划工作者发现，北京的各种大院已达2.5万个。
　　今天，有观点认为“大院文化”是和“胡同文化”相对的一种北京特有的地域文化。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我不知道使用‘大院’这个概念是否规范，它主要指北京地面上那些国家机关、部队或文化部门的办公及宿舍区，以区别于胡同地带小巧封闭、平民化的独门独院。这里所说的大院，相当一部分是北平解放后旧皇城外围扩建的，高高的院墙，结实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大门可通汽车，有士兵或门卫看守。在大院里集结并和平共处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说着蹩脚普通话的干部及其家属，从那么一天开始，他们遵照这个古老国家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成为名正言顺的北京人。北京有一半的空间，是属于这些新时代的移民的。他们的孩子，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后来，他们的孩子又有了孩子……这些孩子在红漆院墙的保护下醒来，在楼房之间的绿化地带玩耍，说标准的北京话，渐渐淡忘了遥远的老家……”
　　如果仔细观察，每一座大院都有自己的品性，难以用一两个词描摹概括。每一座大院都是历史和现下的叠印，高墙围筑，造就了一座座大院独特的生活方式。
　　天坛、海军大院、清华园，正是三个性格迥异的北京大院的标本。

　　海军大院
　　悄悄消失的围墙

　　关于海军大院的记忆是从它的大门开始的。
　　东南西北各道门都有若干个浓眉大眼、铁面无私的战士把守。到里头串亲访友，先要到侧门接待室填一式两份的“来访登记”，一份存底，一份捏在手里作为“门条”，到侧门请站岗的卫兵过目。他们通常以标准的立正姿态站在半米来高的岗哨上，表情严肃，浑身动的地方惟有脑后军帽上那根飘带，戴着白手套的手臂一挥一挡之间，控制着访客的行止，一举一动皆有章法。
　　当然，大院里的常住人口是不用这么麻烦的，他们从口袋里掏出类似公车月票模样的出入证一晃就进去了。
　　十年前，还在上寄宿中学的我经常到住在海军大院的伯父家过周末。那个时候，在大院里经常邂逅像白杨树一样挺拔、步履如风的大兵，帽子后头的飘带在风中飞舞，簇新的海魂衫蓝白二色对比强烈，让人联想“纯洁”、“理想”、“阳刚”之类的字眼。还有一些身材高挑、戴着大檐帽的女军官牵着或红或绿的小朋友打身边经过，大人矜持，孩子喧闹。走进住宅区，经常会听到挎着菜篮子穿着便服的家属用全国各地的方言彼此打招呼。
　　与方言一样杂陈而齐备的是大院里的各项附属设施。幼儿园、小学、游泳馆、浴室、操场、食堂、礼堂、卖东西的服务社……最有特色的建筑是建于1950年代的“黄楼”和“灰楼”。灰楼是家属楼。黄楼是办公楼，由主楼和两座配楼组成，五层高，外表涂黄色的砂浆涂料，墙据说有一米厚，楼顶上扣着墨绿色的檐角飞起的大屋顶———据说是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体现。1950年代，梁先生曾经提出建筑的民族风格问题，“大屋顶”是他用以体现民族风格的建筑语汇之一。其反对者认为“大屋顶”是形式主义，浪费建材而毫无实用，不适合解放初的国情。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很多办公楼都曾就盖什么样的屋顶几易图纸。
　　其他的公共建筑朴素得几乎没有任何特点，多是沉闷的灰色或者赭石色，在松柏或者北京杨的分割掩映之下。王朔在《看上去很美》里写道：“办公区有三个品字形排列的大花园，被结满青灰色树籽的柏丛紧紧环绕，里面种的花草看不清品种和姿态。中央花园有一根旗杆，高耸入云，想数上边飘扬的那面红旗到底有几颗黄星一定会被直射下来的阳光刺盲眼睛。每个花园后面都有一座灰白钢筋混凝土楼房，平头整脸肥矮敦实。楼门宽大一排玻璃门主楼还有防雨车道；窗户很多一扇连一扇枪眼一般都是钢框铁架。这种风格如果一定要命名可称之为‘苏维埃式’，一种经过简化的俄国款样：毫不掩饰，白钢筋混凝土楼房，平头整脸肥矮敦实，楼门宽大，突出坚固，具有堡垒般的战斗气势和库房般的大块头……”尽管被家属区偶尔钻出来的一两幢涂成蓝白相间的二十几层塔楼冲淡了许多，当年军队大院的味道今天还依稀可以闻到。
　　大院有多大，没有具体的数字可考，在少年时代我的眼里，它大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一个人行走其间经常迷失在那些五六十年代的建筑里，找不到回家的路。
　　今天行走在大院里边，仍能回忆起许多少年时代的趣事。
　　15年前，生于1970年代初的堂兄还是一名初二的学生。那年的暑假，他反复向大人央求，给他做一条“警蓝”色的裤子（有一个时期警服也是近似于海军军装的蓝色），磨了几乎一个夏天。在一张当年的全家福里，堂兄如愿以偿穿着带一点小“喇叭”的警蓝色裤子，眉毛紧簇，拳头也紧紧地握着，脸又瘦又黑。那时候的堂兄正处于青春叛逆期，不愿意跟父母多说话，更愿意跟大院里父亲级别相仿、彼此年纪也相仿的半大小子玩。“警蓝裤子”是他们识别彼此身份的一个暗号。
　　到了生于1970年代末的堂弟那里，“大院情结”已经淡到没有了。“以前大院的孩子弄身军装、弄个军挎之类的没准儿还有点优越感，‘文革’前后各个大院的孩子还抱团打打群架什么的，现在谁管谁啊。”
　　在大院里生活了二十几年的伯父说，这几年部队在精简机构，各项生活配套设施都要慢慢地从部队剥离出去。学校、商店、食堂都要交给地方。天津一家食品企业去年在和北京粮食系统企业的竞标中赢得了食堂的经营权。我参观了那座新建成的食堂。一楼门厅处引用了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一句讲话：“军队的后勤化保障特别是生活保障必须社会化”。二楼的墙壁上张贴着承包商一系列的客户标志及其名称。大院四周的围墙也在渐渐被一些商铺取代，起先那些商铺由大院经营，现在纷纷转包给社会。门禁还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严格，但是越来越多大院以外的人进院务工。

　　天坛
　　古老墙顶上的那一抹斜阳

　　对我而言，天坛不是帝王的庙堂，而是极“草根”的一个园子。
　　朋友毕业之后分配到天坛里的工厂总有七年的时间了。七年当中每回小有不顺，我都会乘公交辗转两个多小时去城东南那个古树灰墙护卫的院子。
　　公交车一路“咣当咣当”，穿过城北的通衢大道，穿过老字号和专卖店比肩的珠市口，穿过马路细若飘带、路边店铺林立的天桥，糖炒栗子、西瓜、晚报的叫卖声不绝于耳。迈进朱红色的西门，市声消退，空气也变得清甜起来。一条足有一千米长的柏油马路一直延展到内坛坛墙，夹道是桧柏、杨树、槐树、松柏、杜仲，行行重重的树，喇叭里袅袅的古乐、远远传来的斋宫钟声和人们的京腔打成一片。坛墙上的瓦楞草在冷月或残阳里勾画出纤细的剪影。
　　朋友的单位就在斋宫西南、内坛墙以里。“大炼钢铁”时北京的外城墙开始消失，甚至有人提出要“改造故宫”，天坛作为“有保存价值的古建筑”幸免于难，但工厂、苗圃场却在外坛的西北、东北角甚至内坛安营扎寨。十几排红砖砌就的厂房几十年不变，朋友的宿舍是其中一间，虽然只是一间简易小平房，可是非常安静，冬天可听到落雪的声音，夏初有布谷鸟的啼鸣，盛夏是蝉声和槐树的“沙沙”。住在里头，内心的波澜会慢慢平复，甚至忘记今夕是何年。
　　天坛占地273万平方米，是故宫的3倍多，也是北京城内面积最大的以长绿针叶林为主的绿地。为衬托庙堂的庄严肃穆，园内遍植古柏。基辛格博士曾经感慨地说，“凭借美国的实力，像祈年殿这样的建筑，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再造一个，甚至几个，但是这些古柏却无法再造。”家住玉蜓桥，在园子里溜达了30多年、退休之后“长”在天坛里的梁老爷子说，公园是“拿树当祖宗养活”，刮风下雪之后马上就把折了的树杈支起来。
　　1420年的北京还没有外城。古代以天为阳、地为阴，以南为阳、北为阴，明成祖朱棣在正阳门东南的郊野里建起天地坛，从《明史》的记载可以想象当年天地坛的建制：“天地坛在正阳门之南左，缭以垣墙，周回十里，中为大祀殿；丹墀东西四坛，以祀日月星辰。大祀殿门外，东西列十二坛，以祀岳、镇、海、渎、山川、太岁、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天下神。东坛末为具服殿，西南为斋宫，西南隅为神乐观、牺牲所。”天地坛的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清朝时候，乾隆对天坛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修斋宫、扩圜丘，改建皇穹宇，改祈谷坛大享殿为祈年殿。近500年的时间里，天坛一直是帝王禁地，到1918年才正式对民众开放，花银元一角即可入园游览。
　　今天，丹陛桥串连起来的圜丘坛、皇穹宇和祈年殿属于各地来的观光客。土著的北京人向南来北往的游客推销风筝、毽子、绣着京剧脸谱的钱袋。坛墙内外的树林则是老北京人的天下。
　　清晨五六点钟公园一开门，周遭城区的中老年人便络绎而来，在里头热热闹闹地开展他们的土造健身法：打太极拳、踢毽子、耍竹蜻蜓、跳交谊舞、打羽毛球，手脚套上塑料袋在石子小径上手脚并用地爬行，像棒球的击球手一样丢里头填着黄豆的硕大的沙包，或在杜仲树林里绕着一棵棵树疾步走“8”字。一位老先生在松软的黄土地上支起不锈钢支架作球门，每个球门上头绑一个不同颜色的塑料蝴蝶结，口中念念有词地打门球。两个扣着棒球帽的老哥们儿合作放风筝，一人端举风筝的羽翼，一人后退到百步之外放线，态度认真，仿佛在举行某种仪式，风筝没上天先就闹了个满头大汗。打远瞅，几个灵巧的身影在传飞盘，左挪右跳，身姿之矫健让人以为是十几岁的少年；走近一看，原来是须发皆白的老头……祈年门外的小树林里，六把胡琴又脆又美。琴师一脚撂在小板凳上，垫起腿来当琴凳，架着因经年拉奏而扑簌簌往下掉着竹屑的胡琴，他叼着烟卷，随着琴弓的往复，肩胛骨顺势游走，仿佛已经成为琴弓的一部分。那唱戏的票友丁字步站得笔直，咿咿呀呀，博得围观者一阵口彩。
　　前几年，天坛西墙和南墙外头有很多小胡同。一间小房挨着一间小房，有缝的地方就用碎砖头旧窗框砌一间小屋。在那些小胡同里走过，隔三岔五会碰到染着黄头发、穿着肥腿裤、戴着耳环鼻环的“蛊惑仔”。走着走着，斜刺里头发湿漉漉的胖女人出其不意地泼出一盆脏水，或者哪家的门洞子里恶狗狂吠不止……那些小房的窗户上也会贴漂亮的红窗花，韭菜莲在夏季的墙根底下开得繁茂。那时候朋友爱带我到一家似乎叫做“聚福居”的饭馆吃饭。饭馆的老板是一个穿中式对襟大褂的光头，经常看到他笑眯眯地在大堂里“您来了”、“您慢走”地迎来送往，不管你消费几块钱，老北京人的谦和厚道全写在脸上。现在“聚福居”和周遭的胡同全拆了，有的地方成了绿地，有的地方还不知道要起什么样的高楼。
　　梁老爷子坐在天坛的木椅上，像阿甘一样自言自语：“早起不叠炕也不锁门，孩子背着一个领着一个，从体育馆坐有轨电车到南门，扭答扭答地进来，一玩大半天。晌午饿了，就在公园食堂里吃经济饭……遍地都是二月兰，孩子撒欢跑，等到晚晌回家累得沾炕就着。那时候孩子才几岁儿，现在都是40多岁的人了……”

　　清华园
　　有关青春的记忆

　　北京西北有一座比天坛、比海军大院更大的院子。进天坛需要门票，进海军大院有严格的门禁盘查，这个院子却基本上三教九流通行无碍。这就是清华大学所在的清华园。
　　今天占地近5000亩的园子是由1909年的留美预备学校演变而来。东西、南北两条主干道串起不同时代的风物，叠印着不同时代的青春。
　　进西校门，沿东西主干路一路向东，在路的中点，左手边有一座以灰白为主色调的三拱石“牌坊”，大拱两侧各嵌两根陶立克西式立柱，门楣上高悬清末要臣那桐亲题的“清华园”匾额———这是建校之初的主校门，现在被称为“二校门”。
　　走进二校门就走进了百年清华。
　　以二校门和堡垒一样的大礼堂为轴心，两边分布着清华学堂、同方部、科学馆、图书馆等清华早期建筑，尽是西洋风格，由同样为北大燕园定下建筑主调的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K.Murphy）设计。大草坪东侧的清华学堂和同方部延续了二校门的色调。清华学堂是一座德国古典主义风格的二层建筑，1925年荟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的“国学研究院”曾设在那里。处于轴心北起点的大礼堂是美国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据说当年修建它的一砖一石都是从美国运来的。园子里再没有哪座建筑像它一样直白地提醒人们当年老罗斯福政府将庚子赔款半数退回，清政府外交部用以办“留美培训学校”的历史。解放初期，这座“美帝建筑”险些被推倒。大草坪西侧的科学馆和大礼堂后头的图书馆也都是红砖建筑。1919年初建成的时候，一层楼铺设玻璃地板的图书馆让学生们兴奋而好奇，科学馆“更是神奇，楼下的空调大风机一转，馆里四季如春”。季羡林先生说，“清华读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光是那一座楼房建筑就令人神往。淡红的外墙，高大的玻璃窗上，爬满了绿叶葳蕤的爬山虎。”爬山虎今天依然繁茂，曹禺当年伏案写《雷雨》时坐过的栗色木椅被一排排现代学子占据，字典、参考书在桌面上堆出一座一座的小丘，可以无线上网的笔记本电脑遮住了主人的脸。每到期末或者GRE、“托福”的考期，等待进馆的“之”字长龙在清晨五六点钟就逶迤出老远。晚上10点钟，图书馆的灯次第熄灭、馆前整齐排列的自行车渐次摇着嘎巴脆响的铃声远去的时候，紧邻图书馆的西操（西大操场的缩语）却渐渐热闹起来，隔着百步的距离就可以听到晚锻炼人的足音和笑语，惊起操场南边荒岛上的栖鸟，却无法惊扰荒岛树林里的小情侣。
　　荒岛围合的工字厅、古月堂一带是百年清华的“中国”部分。
　　240年前的荒岛是圆明园的一部分。某日，乾隆在园中游玩，发现荒岛附近“山林变幻，环拢一泓清水，绿树点点，簇拥着古屋”，正是晋朝诗人谢混“寒裳顺兰氵止，水木湛清华”诗句中的景物，遂写下“水木清华”四字。今天工字厅的后厦门柱上还挂着咸丰、同治、光绪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所撰名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化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来去荡澹洵是仙居”。而那方池塘曾经让朱自清写下“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今天，通体洁白的朱自清雕像就端坐在工字厅对面杨柳松柏树下。与朱先生雕像做伴的是闻一多像，由整块红色麻粒石材雕成，闻先生叼着他那著名的大烟斗，雕像后面的黑色大理石碑上烫着先生的名言“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从东西、南北主干路的交会点向北，道旁高大挺拔的加拿大杨从教学区一直延伸到学生宿舍区。四月间，这条大道将最直观地告诉人们何谓“青春”。那时节，加拿大杨焦黑的树枝上冒出嫩绿的叶子，红底白字的条幅在绿叶之间一条一条地铺陈，发布讲座预告、社团招新以及各种学生活动的通知。在校园网还没有普及的时代，五颜六色的宣传板靠着树干栉比鳞次地立在地上，上头张贴的海报一层层被覆盖又一层层被刷新。上学放学的高峰期，树下是自行车的河流，放学铃声一响就像河水开了闸，一些戴着眼镜、斜挎着书包的家伙或者三五成群慢慢轧悠着讨论方才课上的高数习题，或者像独行骑士一路高歌猛进，车铃摇得脆响。有些埋头想着心事的冷不丁和人撞车，撞得满天星星……他们经常遭到外校学生善意的嘲笑，说他们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长得穿得都差不多，仿佛人人背后都印了一个“Made　in　Tsinghua”的戳。清华中文系99届毕业生东土说，很多场合陌生人能从他身上轻而易举地察觉清华园的气味，那是校花紫荆的淡香、书本的墨味、劣质香烟、康师傅方便面和汗臭的混合物。
　　清华园，那是挥汗苦读的地方，是抱着木吉他坐在生锈的破自行车上可以打发寂寞夏夜的地方，是可以在草地上大声读诗的地方。那是围墙圈起的一个童话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