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在做音乐的奴隶」诗情傅聪的钢琴人生

旅居英国的华裔钢琴家傅聪，自1956年因政治原因在波兰走上不归路，「弹指一挥间」，去国离家已近半世纪。他至今仍认为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并自嘲是「出土文物」。他以中华文化为艺术养料，驰骋国际音乐舞台50年，甘愿做一个「永远的音乐奴隶」。

他的人生与艺术融为一体，精神上的痛苦化为他的艺术财富。萧邦是他的命运，莫札特是他的理想。他自言一生都是探索者，而非成功者。他以世界为舞台，足迹遍布五大洲，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登台献艺「跑码头」，他的演奏事业与萧邦密不可分，他的经历也与萧邦相似。萧邦音乐最主要的精髓就是深厚的故国之情与深沉无奈的乡愁。「自我流放」，「有国难归」，正是萧邦与傅聪人生之路的共同点。

不过，傅聪比萧邦幸运的是，萧邦从年轻时期就被迫离开祖国波兰，流亡法国，终其一生都无法再回故土，只能藉音乐寄托乡愁。傅聪在波兰留学期间，因父亲傅雷被打成右派，为怕牵连，滞欧不归，但在文革结束后，1979年他再次踏足国门，参加上海文联、作家协会为傅雷夫妇举行的追悼会。

＊生活完全被音乐控制

经过长达半世纪的自我放逐，傅聪今年三月跨过人生七十大关，应美国中华表演艺术基金会邀请，为欢度七十大寿进行全球巡回表演，首站是美国波士顿，然后是纽约、多伦多及温哥华，最后一站是上海。

10月5日下午，纽约美华艺术协会在纽约华埠假日酒店(HolidayInn)为傅聪举行记者招待会，畅谈对音乐、艺术、人生、教育及演奏生涯的感想，并为10月9日晚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热身。这是他自1988年来纽约表演之后第二次举行音乐会。

傅聪不但以独特的琴声闻名于世，也以富有个性、我行我素著称，有人抱怨他不大配合媒体采访，对一些「肤浅」的记者不假辞色。5日在记者会上，他不改「真人不说假话」的本色，开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最不喜欢记者会。」令有些不了解他个性的记者为之一怔。

尽管已在欧洲生活半世纪，傅聪并没有「全盘西化」，言谈举止衣着打扮都「非常中国」。当日他以一件黑色唐装上衣亮相，最吸引人们目光的，则是他双手戴着一副毛线露指护套，那是因为他近年饱受手疾之苦，非常容易裂口子，弹琴时必须用胶布缠上。

作为世界乐坛公认的「大师级」钢琴家，傅聪目前仍坚持每天最少练琴8小时，有时甚至练12小时，从不间断，练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说自己弹钢琴是半路出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班训练，也较迟起步，缺乏「童子功」，只能以勤补拙。他的手疾与技巧，一直是他演奏生涯的绊脚石。每次演出，他都以严谨的态度认真准备，战战兢兢全力以赴。「每一次音乐会都不完美，但每一次都有新鲜的东西。因为音乐与人都是生命。」

他感叹：「艺术家生涯不容易，生命是很苦的，当然亦乐在其中。」他的生活完全被音乐控制，「我曾经说过我是音乐的奴隶，所以你必须战战兢兢。它永远是一座高山。」做一个音乐家注定是孤独的。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不会选择钢琴作为终身职业，但一定会选择音乐，因那是他的所爱。他曾后悔没有老早就改行，如当指挥什么的，「我平时要花那么多时间练琴，把人生一大半的时间都消磨在琴上面了。」也因此，他没有勉强儿子成为钢琴家。

＊音乐会「四害」横行

10月3日，傅聪在波士顿纽英仑音乐学院威廉斯厅（Williams Hall）举行大师讲座，指导三位青年钢琴家。当晚现场两百多座位座无虚席。傅聪教课谈音乐，一反他在面对媒体时的被动，妙语连珠精神焕发，手舞足蹈真情流露。他巧妙运用中国诗歌成语，并用希腊文学罗马古诗加以说明，引人入胜。原订两小时的「大师讲座」，近三小时听众仍意犹未尽。

10月9日，傅聪在纽约音乐厅卡内基(Carnegie Hall)举行个人演奏会。他首先演奏了海顿的两首Ｇ及Ｆ大调奏鸣曲，接着以舒伯特的《Ｃ大调未完成奏鸣曲》结束上半场演出。傅聪偏爱舒伯特的未完成奏鸣曲，「因为它充满神秘意境」，近年他对海顿的作品也产生浓厚兴趣。

下半场傅聪首次演奏现居纽约法拉盛的华裔作曲家宋抚元的四首「琴诗」组曲，包括《咏怀》、《松下问童子》、《荆轲渡易水》和《思乡》。过去传聪演奏的曲目鲜少中国作曲家的作品，这次首选宋抚元的「琴诗」组曲。宋抚元的琴诗，创作于1989年，曲调与中国诗词意境十分契合，傅聪一见到就喜欢。由于不久适逢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当时他心情很坏，曲谱一放多年，终于达成心愿。由古典文学根底深厚的傅聪，用琴声来表达，别具韵味。

傅聪音乐会最后以拿手的萧邦经典名曲三首马祖卡舞曲和降B小调奏鸣曲作品35压轴，划下圆满句号。尽管音乐会卖座情况不够理想，在场观众对傅聪的演出多次报以热烈掌声。演出结束后，观众们更藉着雷鸣般的掌声，向这位前辈钢琴家致敬，在一片「安哥」声中，傅聪再弹了一首他擅长的萧邦作品。

由于手疾还未痊愈，平日戴着毛线手套的傅聪，即使登台演奏也没有解除「武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技术发挥。他演奏的特色是以诗一样的内心独白取胜，而不仅是展现技巧，观众感受的不仅是他的琴技，而是音乐深层的内涵。他的演奏是那么的自然和投入，如诗如画，如泣如诉，好像在诉说个人命运的不幸。

遗憾的是，在纽约卡内基神圣的音乐殿堂上，有一些华人听众没有遵守规定，在傅聪演奏的过程中，不时用闪灯拍照，甚至还传出孩童的哭声和手机响声。傅聪脸上一度出现不耐的表情。

傅聪的许多听众都知道，他演奏时特别强调良好环境和气氛的重要，需要百分之百的安静，最痛恨别人在他演出时用带闪灯的照相机拍摄。据大陆媒体报导，2002年11月10日，傅聪在西安举行音乐会，刚开始演奏，即因有记者近距离摄影而离座罢奏以示抗议，他认为这不仅是对音乐及艺术家本身，也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大陆音乐会「四害」横行由来已久。所谓「四害」，指的是像蚊子一样响个不停的手机，像苍蝇一样嗡嗡说话的听众，像蜜蜂一样来回穿梭进出音乐会的人，像背粮食的大老鼠一样扛着摄像机到处跑的记者。

10月5日在纽约记者会上，提起大陆音乐会的「四害」，傅聪一副啼笑皆非的样子。自1986年以来，他已在大陆数度举行独奏音乐会，其中要数他在长沙演奏的那次最「离谱」。音乐厅楼下竟然是震耳欲聋的迪士高，为此他三次停奏，坚决要求关掉迪士高的音响。「你能想像吗？他们的音乐厅在楼上，楼下是卡拉OK，敲击声、喧闹声震天响，钢琴声怎敌得过震耳欲聋的强劲音乐，还有此起彼落的手机声、交谈声，让我怎么演奏？让听众欣赏什么？」

傅聪苦笑说：「大陆的有些人是来『看』音乐会的，不是来『听』音乐会。」尽管他近年经常回大陆，但他每次回国看到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心里都会觉得很疼，「有很多让我非常愤怒的东西，也有很多使我非常高兴的东西，以及使我非常惋惜的东西。这种感情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里翻腾。我们祖国的文化实在是太伟大了，它包含的力量太大了，我比一般人的感受可能要强烈得多！我有时甚至觉得在感情上，不能承受这种文化对我内心的冲击。」

傅聪嫉恶如仇，经常为世界上许多肮脏的、不公平的事情痛心，不平则鸣。他偏爱萧邦和莫札特的作品，恰恰代表了他性格的两面。

＊平生最怕喊口号

傅聪是性情中人，性格真诚坦率，有时会闹点艺术家的脾气，率性而为。他对一些原则问题的坚持，在某些人眼中看来，可能会认为有点「不近人情」。10月5日在纽约假日酒店的记者会上，主持会议的美华艺术协会会长周龙章欲给傅聪一个「意外惊喜」，在未事前跟他沟通的情况下，给他预订了一个芒果生日蛋糕。

当周龙章捧着生日蛋糕唱着生日歌迎向傅聪时，他立刻神色大变，情绪激动地挥舞着双手说：「千万不要，千万不要给我过什么生日，我的生日早已过了七个月了。而且我平生最讨厌过生日，最怕唱生日歌，最讨厌形式上的东西。」

他异常强烈的反应，会场气氛一下子有点凝结，周龙章却处变不惊地笑说：「好，我们就不唱生日歌，就吹蜡烛、吃蛋糕吧。」傅聪虽然不再坚持，仍一再强调，平生最恨喊口号，最讨厌唱生日歌。

记者问傅聪为何对唱生日歌如此反感和抗拒，在他过去的人生道路中，是否受某些阴影影响，以致留下后遗症？

傅聪坦承，过去在大陆生活的经历，让他最讨厌喊口号，而唱生日歌，在他眼中看来与喊口号表忠心没有什么两样。他回忆说，五十年代初，他打心眼里拥护毛泽东，但他最做不出来的事就是挥臂高呼口号表忠心。「1953年，我在北京出席国庆招待会，许多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我的手就是举不起来。」

傅聪在国外生活50年，面对光怪陆离的西方社会和纸醉金迷的世界，始终「视富贵如浮云」，保持赤子之心。不过，他感叹年纪越长，离赤子之心越远。「生活整天教你怎么做人，就是说你要怎么假装，可是失去了赤子之心，人的情操亦告毁灭，而艺术家必须要有赤子之心。」

他坦言最不喜欢人情客套，对世俗的东西不屑一顾，也最反感别人动不动就冠以大师称号，「我们中国人最爱用大字：大师呀，大艺术家呀，伟大到不得了。有的人名片上密密麻麻木，印上一大堆名衔，我是教授又是博士，我甚么都没印，我连名片都没有。没有一个个的大字，肩膊也轻松多了。」

他叹惜，「我好像跟外面的世界隔得很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一般人都认为，作为一个知名的钢琴家，坐飞机飞来飞去到处演出很风光写意。但对个性执著、自我要求极高的傅聪来说，每次演出他都觉得精神压力很大，每到一处地方，他都把自己关起来，不让外界打扰，近乎疯狂地练琴。虽然已经千锤百炼，临演出前一刻，他仍会紧张。一旦坐在钢琴前，就进入忘我境界，心中只有音乐。

傅聪表示，他喜欢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演奏时的境界不仅是一个舞台，「当我在演奏时，每一个音符都是鲜活的，它们在展示生命；每一个音符的流出，仿佛台下的听众都在静候我的倾诉。那种静悟的感受，让你感到音乐本身的可遇不可求。本来嘛，音乐就是从天上来的，通过我表达出来，与音乐所表现的精神世界相融相知，再与听众产生知音共鸣的享受。

傅聪个性追求完美，对演奏更是如此，他的生活完全被音乐控制，「事实上，我永远在做音乐的奴隶，不惜为之献身，但是我心甘情愿。古典音乐给了我完整的精神世界，虽为奴隶，仍不失为一件乐事。」

一场音乐会，有时毁誉参半。傅聪不太在乎鲜花和掌声，但他在乎真正懂音乐的人的看法。他用「皇帝的新衣」打比方说：「现代人缺乏勇气。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听音乐会时本来感觉很好，但第二天报上评论说演奏如何如何不好，有人就会认同。」另外，人们不敢说真话。其实到处都是「皇帝」，大家也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但极少有人像小孩那样直言：『皇帝没穿衣服。』」

傅聪又举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例，说明古代的锺子期与伯牙，为何失去知音后宁愿琴声不再。他强调，音乐家需要一颗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心，但在孤独之外，无不渴望「高山流水遇知音」。幸好，傅聪有不少知音听众，他们都能听懂琴声中的挣扎、呐喊和亲情，听懂他那淡淡的哀愁。

＊钢琴家不应是赛跑的马

傅聪乐见世界乐坛人才辈出，近年中国涌现几位「横空出世」的年轻钢琴新星，如郎朗、李云迪等，纷纷向世界乐坛展现年轻的风采。傅聪非常喜欢郎朗的演奏，夸他才华横溢，天份甚高，手指柔软至极，「郎朗的手简直不像人的手。」他自言：「我自己的手笨得要死。不像现在的一代，他们真是幸运得很，童子功好到不得了，基础打得很稳固。」

近年走红国际乐坛的郎朗，自称五岁就立志当世界级钢琴大师，傅聪认为这话不足取。他说青年人过份追逐名利，或以音乐为功名跳板，醉心成名成家，可能并非好事。他强调，学音乐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成为世界著名大师。郎朗和李云迪等人都是在甜水中长大的幸运儿，人要在苦水中浸淫，才能领悟到音乐的真谛。

他说，有些批评，他本来不想公开说，本意是有机会时单独向郎朗提出。现在「忍不住」说出来了，希望郎朗理解，算是「爱之深责之切」。

他说，中国人的音乐感好到不得了，中国人在演奏技巧上无以伦比，但要取得西方音乐的精髓，被称为真正的艺术家，谈何容易。好的艺术一定要经过千锤百练，好的音乐一定要下苦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人学西方音乐，要首先学好自己本国的文化。艺术如果没有独立思考就不是艺术，时下很多音乐家急功近利，不求甚解。他认为所有艺术家都要有「直觉」，「没有直觉就不必谈艺术」。

现在很多华人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钢琴、小提琴或者其他乐器，傅聪希望家长们要知道出发点是什么？「假如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成名成家的捷径，那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也许真能做到，这孩子天分很好，但是假如他追求的就是这些的话，他的价值就不是我认为的音乐艺术里面的价值，而是世俗观念里的价值，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价值。假如说学音乐是因为孩子真的很爱音乐，而且他有强烈的感性，还有他知道音乐是苦差事，愿意一辈子做音乐的奴隶，有献身的精神，那就另当别论。」

傅聪建议，假如学琴的人不具备对音乐那种「没有它就不能活」的爱，最好还是不要学音乐，学艺术一定要出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有「大爱之心」，要愿意一辈子不计成败地献身。「我不知道有多少父母有这样的出发点，假如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即使孩子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家，可是他有一个精神世界让他神游，这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他又语重心长地表示，有的家长把孩子参加音乐比赛看得过份重要，比赛固然是迅速成名的捷径，但音乐不应是用来比赛的，对音乐本身是否有深刻和独到的理解，才是第一重要。「钢琴家不应只是赛马的马。」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提到傅聪，人们总会想到他的父亲傅雷。傅雷是中国著名艺术理论家和翻译家。1956年，22岁的傅聪离开中国前往波兰音乐院进修，他万万没有想到，从此与父母间的联系，只能靠一封又一封的家书。从那以后，他才深切体会到古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真正意义。

1958年，傅聪因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政治原因，自波兰出走英国伦敦，被中国大陆视为「叛逃者」，连累留在大陆的父母与弟弟傅敏在文革中饱受折磨。「士可杀不辱。」1966年9月3日，58岁的傅雷与妻子朱梅馥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双双上吊自杀，两个月后傅聪才得知噩耗。那么多年过去了，至今傅聪想起父母，内心仍然很沉重。

《傅雷家书》是傅雷写给傅聪的信，1981年由大陆三联书店出版，多次再版，发行已达一百多万册，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奖，在两岸三地及华人世界广为流传。这本书不光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沤心沥血的教子篇」。傅家父子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命运，已被视为中国特定时代的缩影。

傅聪说，这本书超越父子间的感情，并不仅仅是写给他一个人看的，它代表一种理想和追求。所以他同意出版此书。但他不赞成活人写传记或回忆录。「假如出版后自己看了不脸红，不觉得难为情，那么，恐怕这本书大有问题吧。」

「思往事，易成伤。」傅聪说他很少看《家书》，因为不忍卒读。「一翻家书，我就泪如雨下，就整天不能自持，就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可是，事实上《家书》里说的话都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特别是父亲的遗书，我一想起它，眼泪就忍不住。那里边真是一个大写的。『人』字，虽然朴素、简单、平凡，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对父亲，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受煎熬的心灵，他的孤独，他的内心挣扎，他与社会不能和谐，他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还有他本人在感情上的大波大浪。」

他回忆，「1956年离开上海时，父亲临别赠言说：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做钢琴家。其实对我来说，怎样做人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这『做人』里头也包括了做人的基本精神价值。」而他受父亲影响最深的，「就是做一个有文化、有修养和有思想的人。有了文化修养，弹琴就有一定品味。」

傅雷对傅聪的艺术成就有决定性影响，由于傅雷是文学翻译家、上海艺术大学教授，在傅聪三、四岁的时候，傅雷就让他聆听古典音乐，七岁半拜师学习钢琴。为了培养傅聪，母亲把嫁妆卖掉，为傅聪添购了一部钢琴。傅雷亲自以工整的字迹为傅聪抄乐谱。为了让儿子专心学琴，傅雷不再让傅聪到小学念书，亲自以自己的教学方法来培育傅聪，为他未来从事音乐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不要漂亮的水泥地

傅雷希望儿子成为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宁要烂草地，不要漂亮的水泥地。」傅雷用这句名言告诉傅聪生命力在艺术中的重要性。

傅聪小时候，每当练琴中间稍有停顿，傅雷就会抓着傅聪的头往墙上撞，后来他对此一直自责和检讨，并在家书上向儿子认错：「孩子，尽管我能埋葬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我的内疚和悔恨。」

傅聪说：「我爱音乐，可弹琴是苦差事。小时候我也爱玩，也难怪父亲要生气。那时琴上放着谱子，我有本事同时看《水浒》，样子好像在弹琴，手指好像自动在弹，眼睛却全神贯注地在看黑旋风李逵怎么样怎么样。爸爸的耳朵很灵，听着不大对，下楼来一看，抓住了，大喝一声，真的像李逵大喝一声一样。也难怪，小时候喜欢是一回事，我想小孩子很少有自己愿意下苦功的。」

他说：「我小时候有时淘气，不好好练琴，父亲管教我，其实是在教我规范自己。他对我的最大影响，是培养我的独立思考能力。8岁时，父亲说你不要去上课了，让我来教你。第一课上的是《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怪，不如君子乎』。父亲只给我读一遍，就要我解释是什么意思，他从来不给我解释，只是旁敲侧击启发我，所有的话都是从我嘴边说出来，他教我成为一个会思想的人。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现在回头看，傅聪认为论语上的几句话，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傅聪3、4岁时，已显露不寻常的音乐天分，7岁半开始习钢琴，但由于淘气贪玩，直到17岁才真正开始刻苦学琴。

「我小时候学钢琴底子很差很差，真正弹琴只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就对父亲反抗，家里闹得不可开交，简直没办法弹了。最关键性的那几年也就是13岁到17岁那几年，我根本没有机会去弹琴，17岁开始也没有很好的先生，我真正花工夫是17岁时第一次回上海，18岁就第一次公演，说起来这真是『天方夜谭』。这是全世界学音乐的人都觉得不可置信的事情。一两年之内就去参加萧邦比赛，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荒唐，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不过我对音乐的感觉非常强烈，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傅聪刚开始学琴的时候，他的老师和傅雷都说：「孺子可教也！」他弹琴时非常自得其乐，「我觉得我到了一个极乐世界，在这一点上，我想恐怕很多世界第一流的钢琴家都从来没有达到过！这跟他们的技术、修养都没关系，这只是上天给我事业的一种特殊的眷顾。」

他总结说：「父亲开了一个头，给我指引了一条路。但一个人的路一定要自己走，我的路就是自己走出来的。」知识本身是有限的，可追求是无限的，有追求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离父亲对我的期望还有距离，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做到，这是我觉得惭愧的。」

＊随风而逝的初恋

萧邦一生除了饱受思念家国之苦，还受尽感情折磨，而傅聪多姿多彩的情史，包括他随风而逝的初恋，似乎为他带来诠释萧邦作品的另一种灵感。傅聪在出国前有过一段初恋，两人青梅竹马。傅聪当时是令人□慕的幸运儿，连音乐学院的大门都未曾进去过，硬是凭着自聘导师指点，在1954年出国留学寥若晨星的年代，他被文化部选中派往波兰深造。当时，他正在初恋中，被迫告别恋人，此后只能「明月千里寄相思」。

不久，命运的旋律急转直下，傅雷被划为「右派」，傅聪怕受父亲牵连，1958年12月从波兰出走英国，有国难回。「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初恋就此告吹。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踽踽而行。

回首往事，他深有体会地表示，「只有初恋，才是真正的爱情！」那种纯真的爱，给他留下美丽的回忆。

新力(SONY)音乐唱片公司2003年重新出版《傅聪：诗情萧邦》CD专辑时，对傅聪多姿多彩的情史着墨说：「早年承袭承袭严谨的中国道统教育，长年的自我流放，却是标准西式的飘泊与潇洒，若说傅指下有着比一般钢琴家深隧纠缠的情思，确是其来有自。」

在波兰出走英国前，傅聪曾经爱上一个波兰女孩。据说，傅聪就是在她的帮助下出走。在伦敦期间，傅聪认识了小提琴家曼纽因（Yehudi Menuhin）与前妻的长女弥拉（Zawira Menuhin），两人在1960年底结婚，育有一子凌宵，但在结婚九年后，两人因为经常性的争吵而分手。

1973年，傅聪与南韩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玄禧晶闪电式结婚，但结后三个月就已感情破裂，导火线是女钢琴家阿格丽希(Martha Argerich)与傅聪有段不了情。

钢琴为媒，傅聪后来与在香港长大的华裔钢琴家卓一龙再缔良缘，两人婚后育有一子名凌云。但傅聪两名在琴声中长大的儿子，没有一个继续他的衣钵。

＊演奏附有萧邦的灵魂

傅聪深蕴的人文修养与丰富的人生历程，以及深厚的中国文学诗词素养和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使他被尊崇为最能表现萧邦诗情和乐曲内涵的音乐家。萧邦的祖国是波兰，波兰乐评家高度评价傅聪的演奏「附有萧邦的灵魂」。傅聪认为萧邦的音乐与自己的内在气质很相近，很古典也很浪漫，「我理解萧邦」。

或许是与萧邦同样经历过远走他乡的伤痛，傅聪对萧邦的作品，在感情上产生强烈共鸣。萧邦作品内藏流放的乡愁、热情和深沉的哀痛，充满悲天悯人的情怀。傅聪指出，萧邦的苦不光是苦，还有对生命永恒发出的悲鸣和感慨。萧邦的命运就好像是傅聪的命运，他弹他的作品，很自然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有些听众喜欢傅聪弹萧邦，不光是感受到萧邦的乐曲，而是音乐的思想世界。「如果听的人觉得乐曲伟大，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就如一个传讯的人。」

他在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萧邦的作品就像我自己一样。波兰文中有一个字zal，意思是流放的乡愁、追悔、心碎与盼望。而这是我自中国长期流亡以来，体验最多的事。」

傅聪与「萧邦」结缘于1955年3月，当时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74名选手齐聚华沙。傅聪是唯一的中国选手，与跟第一、二名接近的分数屈居第三；他还同时获得唯一的「最能体现波兰魂」的「马祖卡」（Mazurka）演奏优秀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萧邦」大赛中获奖。傅聪表现的演奏魅力，使他成为引人注目的乐坛新星，并获得「钢琴诗人」的美誉。

对于这段「辉煌历史」，傅聪认为「人不能吃老本」，他轻描淡写地说：「那已经是过去几十年的事情了，还提它干什么，人应该不断追求进步。」他谦称演绎萧邦说不上权威，他不过是他一个忠诚的追随者。他喜欢南唐「帝王词人」李后主的诗词，他觉得李后主、萧邦与他命运相似，「熟读后主词」，基本上是萧邦的精神。

他指出，萧邦作品最主要的是「故国之情」，里面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一种无穷无尽的怀念。「为什么人们都说萧邦是『钢琴诗人』？他的音乐最接近诗，异常感人，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他在对你说话！那种诗一般的语言和他的深情，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越来越缺少，尤其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执著。」

而傅聪的特立独行，也在在证明傅聪永远是傅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