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钱锺书先生一家

　　1997—1998，短短一年间，杨绛先生接连失去了她仅有的两位最亲近的人：钱锺书先生和钱瑗教授。送别钱先生的那天，从表面看来，杨绛先生态度平静，在和前来送别的李慎之、胡绳、王忍之等人一一握手
致意时，她神情举止还是平素那样端庄。只是在遗体焚化完毕后，她久久不肯离去，才透露出她与亲人难以割舍的绵绵深情。她不说话，也没有流泪，但我知道她的心在流血。我心里默默地在呼喊：“Givesorrowwords！”（用言语把你的悲伤倾泄出来吧），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无言的哀痛是会向那不堪重压的心低声耳语，叫它裂成片片的。”我十分担心∶不知年事已高的杨绛先生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沉重的打击。但是，不久以后，我看到她的新译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斐多》篇出版了。看到她把希腊经典译得如此准确典雅、通达流畅，心里的石头放下了。因为，事实表明，巨大的不幸并未损害她的智力和才情。后来又看到她的《我们仨》。透过书中描绘生动的生活点滴，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三个淡泊名利、以学术为生命的亲人高尚的情操、渊博的学识和令人羡慕的、温馨的亲情。第62—63页上的照片就是他们仨平时工作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画面我在三里河钱宅曾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过。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我负责替钱锺书先生借、还外文书，因此有机会常去他家。有时他把书留下，有时他一边和我交谈，一边迅速地翻阅一大堆书，等我辞行时，统统让我带走，说是已经用完了。当时我很惊讶，后来才知道，这些书他早已读熟，现在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发表前需要认真检核。他甚至记得某书藏在哪个图书馆，封面什么样，拿到书时，如旧友重逢般的高兴。有些馆藏多年的书，他常是第一个读者（毛边书没有裁开就是明证，杨先生和钱瑗常替他裁开书页），遇到这样的时候，他常会发出感慨。我在读书、翻译时遇到困难，常向他请教，旬月踟躇的疑难，总能迎刃而解。我翻译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的著作时，遇见calcerous一字，连OED上都没有，求教于钱先生时，他扫了一眼上下文便断定：这是考德威尔拼错而一向未被校出的一个字，正确拼法是calcarious。书中有一个很长的复合句，我拿不准，又去讨教。记得那天，两位先生正在接待外宾，杨先生把我领到后房，把长句子拆开，一个分句一个分句为我讲解，还不时地停顿一下，问我是否理解透彻了。他俩对晚辈始终教育、帮助，不遗余力。研究所里的同事们很羡慕我有这样的好机会，他们遇到难题也常托我带去问，钱先生虽然风趣地说：“你们怎么老是来剥削我？”话虽如此，他每一次都作出最确切的解答，有时还旁征博引，把中外典籍中的相关论述成段背诵，让我大开眼界。惭愧的是，本人才疏学浅，只能理解一小点点。他咳吐珠玉，随风抛掷，现在回忆起来不胜惋惜，后悔当时没有带上录音机，好录下来，拿回仔细琢磨。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位同事在翻译中遇到一段引文，内容明明像是《圣经》，我们研究所的《圣经》索引最完备，但该同事换了各个关键字仍没有查到，实在没辙了，便托我拿去请教。我正在念时，话音未落，只见钱先生拿过一本书来，迅速翻开，用手一指，说：“在这里！”这时，从隔壁房间传来钱瑗的声音：“我也查到了！”原来此话出自《祈祷书》。这是我初次识得钱瑗的本事。前此，我只知道她上大学学的是俄语，想不到她对英语典籍竟会精熟到如此程度。杨先生在书中说（平时也说）：“钱先生和钱瑗是学者，我不是”。其实，钱杨两位先生的区别，只是“大学者兼小说家”或“小说家兼大学者”而已，两位各有侧重。杨先生当然是学者，否则她如何写得出《艺术是克服困难》来呢？只是她在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的成就更大。天下无人不识钱杨，而最了解钱瑗的，除去父母亲人，恐怕要数她的同事和学生了吧？我和她交往不多，乘公交车去钱宅时，曾遇到过她，她坐着，膝上压着一只沉重的大书包，见了我还争着让座。在三里河管道煤气开通以前，我曾帮忙换过一次煤气罐，那天她一直站在楼下等我，想和我一起往楼上搬，我当然不肯让她沾手，她显出非常过意不去的样子。过了很久，钱杨两位先生著作的台湾版来了，我只是帮着运了一下。第二天就接到他们的信，说是由于纸张好，“书有千斤重”，怕我累坏了。从这些生活琐屑中，可以看到“他们仨”对他人的尊重，对劳动的尊重，这是他们道德修养的一部分。钱瑗把毕生精力都用于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还在我国高校第一个开辟“文体学”这门新课程。有一次我对她讲起文学研究中，艺术分析的困难，她说，“因为你英语还没有好到这个份儿上！”说话口气之干脆颇有她尊翁之风。语言功底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我相信她的话。

　　钱瑗的同事告诉我，她重病住院后，躺在病床上还在研究教材、带研究生，真正战斗到最后一息。她逝世后，她的同事和学生们舍不得她，决定破例把她的骨灰埋在校园中她每天走过的一棵雪松下，不立标识。那天，我从她的学生们哭肿的泪眼里，看到青年学子们对老师的深情，刚劲挺拔的雪松正是她高洁品质的象征。

　　对于我，《我们仨》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家庭的三名成员都是某位大伟人所说的那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他们享受的是刻骨铭心的亲情，品尝的是比美酒更香醇的好书。他们生活的高品质完全在于精神方面，而在物质方面，却是极其简朴的。钱先生曾告诉我这样一件趣事：一天，某种“消费杂志”的记者来约稿，虽婉言谢绝仍不肯罢休，后来那位记者低头一看，忽然起身告辞了。钱先生笑着说：“大概他看见我布鞋上有个破洞，不像是个高消费者吧，呵呵。”多年来，他们省下的钱都拿来帮助有困难的同事和晚辈，钱先生逝世后，杨先生按照他俩早已商定的办法，把一生的积蓄都捐给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不使国家英才被无情地埋没。两位先生在“大节”方面更是无愧，数十年来两位先生始终“修辞立其诚”，决不做违背自己尊严和良知的事。我曾查找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各种大批判文集，作者中不乏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大多也是形势所迫，应当体谅，不必苛求），但就是找不到钱杨的姓名。我在想：当年“大革文化命”，“女皇”礼贤下士，请他俩搬进钓鱼台国宾馆去住，换了旁人，这不是喜从天降了吗？可是他俩硬是“不识抬举”，避之唯恐不及，有这份自尊自爱，才不致落入没有灵魂的御用文人之流。“他们仨”才不枉了“知识分子———社会良心”的称号。

　　杨先生才力不减，文章还是那样从容蕴藉，以这样的高龄仍不断给予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在读她的新作时，心里充满着深深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