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为人作嫁的旅途

　　与李公朴结缘

　　1937年，我就没有家了。1938年我逃难到汉口，投奔武汉的舅公，被读书生活出版社收留，当时这家出版社的创办人就是李公朴先生。

　　李先生嗓门很大，见到我这么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就用手摸着我的脑袋问这问那的。当他知道我是镇江人之后，更加亲热了，因为他十几岁的时候在镇江的百货店当过学徒。

　　我喜欢夜里看书，所以早上睡懒觉起不来，李先生就大声叫醒我说：“你学斯大林、毛泽东啊！”我这才知道他们两个人原来是夜里办公白天睡觉的。

　　我第一次吃西餐就是李公朴先生带我去的。李先生年轻时候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轮船上打过工，做过boy，给人家端盘子什么的，他懂得吃西餐的规矩。他知道我没有吃过西餐，所以有一次他特地带我到重庆上清寺的一家西餐馆，教我怎样拿刀叉、怎么样喝汤、怎么样吃东西不发出声音。西餐没有酱油，我觉得挺难吃的，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

　　因为总是有青年来求见李先生，他要我每天把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告诉他，他就可以同青年们谈论时事。他还打算介绍我去给沈钧儒老先生读报，可惜我工作太忙走不开。李先生待我是很好的，可惜他被国民党给暗杀了。

　　他在1946年7月11日那一天遇难，我最后收到他的信是他7月5日写给我的，我帮他印了一本书，他要汇钱给我。当时他在昆明我在重庆，这两个地方之间不是天天有航班，我7月12日早晨看报纸得知他不幸遇难，就在那天中午我收到他的来信……

　　往事苍茫话旧友

　　我十六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比我大两岁的女孩。那时我还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做练习生，有一天中午，我干完活就急急忙忙地赶到黄陂路去看电影，那儿正在放映苏联电影《无国游民》，一般市民很少有喜欢看苏联电影的，所以电影院安排在中午放映。

　　我到黄陂路的时候，电影院还没开门，我就在路上走来走去，这时候又来了一个女孩，她穿天蓝色的短袖上衣和黑裙子，眼睛大大的，很漂亮，看起来像个女学生，其实她是演剧队的。

　　电影院开门的时候，买票进去的只有我们两个人。过了一会，她朝我招手说：“小弟弟，过来坐好不好？”我说你到我这边来坐吧。她就坐过来跟我说话，问我多大了，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就说给她听。

　　后来我们又从电影聊到了话剧，我在穆源小学参加过儿童剧社，也演过话剧。所以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忽然说：“来我们演剧队吧，我们正缺个小演员。”

　　我不肯，我好不容易在出版社有了个吃饭的地方，不想离开，而且我喜欢看书，在出版社有书看。她还是不停地劝我，我说我再想想。

　　没想到，第二天，她又追到我们出版社来了，还是想拉我去演剧队，我下不了决心，她只好失望地走了。后来我想，如果我跟着她去了延安，我会不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文革”的时候，我被打成走资派，听说她也被揪出来，给剃了个阴阳头，和别人一起跪在马路上，我不敢想象这幅画面。

　　等到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姐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她要我带她去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了却一桩心愿，她真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女性。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她就去世了。2001年，她的女儿看到我写的缅怀她的文章，给我寄来了她的相片，说：“我想假如您当年参加了演剧队，甚至去了延安……　您的小资情调一定会让您在运动中大吃苦头的，还是不去较为明智。“


　　“闷声发大财”

　　有人奇怪，范用你怎么没有被打成右派？我没有被打成右派，很简单，我这个人从来不讲话，叫我讲我也不讲，我们家乡有句话叫“闷声发大财”。

　　1957年，我所在的出版社有十几个同事都被打成右派，而我躲过了，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弄不好祸从口出。

　　当年有两个同事、一男一女追到我的宿舍，要我鸣放，我一言不发，他们走的时候，我突然说了一句：“钢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说。”这一来我成了公然反对革命，第二天就给我贴了张大字报。

　　可是到了1957年，这句话又成了我的正面发言，说我钢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肯说党的一句坏话，所以我很幸运地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我的好多朋友都是右派，我喜欢和他们做朋友，我有个看法，右派都是好人。

　　如果丁聪没被打成右派，我说不定还不会和他成为好朋友呢。有一天，文化部大厅批判右派分子，丁聪作为“二流堂”的一员也在其中。我早就看过丁聪的漫画，尤其是那幅《花街》的漫画，我记得很清楚。中午散会之后，丁聪走到一家青海餐厅吃包子，我就尾随他后面进去，跟他套近乎。

　　我和丁聪真是多年的好朋友。丁聪喜欢吃，他生病后，家长沈峻不让他吃饭，以前他常常来找我“反饥饿”，我退休后他就不来了，我们只好两地相思。最近我跟他家长说了：“让他吃吧，都这个年纪了。”他现在又能随便吃了。

　　和右派做朋友，最多说你右倾，立场不稳，说我右倾我是不怕的……这些都是很不愉快的事情，不提也罢。


　　漫画的大情人

　　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就爱漫画，但我没有画画的天才。我只是喜欢把书印得很漂亮，这是我的爱好。我自己设计过一些书的封面，笔名叫“叶雨”，取“业余”的谐音。

　　我有很多漫画家朋友。我家墙上，挂满了他们画我的漫画。我的朋友廖冰兄说我：“热恋漫画数十年，地覆天翻情不变，范用兄亦漫画之大情人也。”他说我是漫画的大情人。

　　还有，华君武画过我一副“过关图”。有一年我到香港去玩，朋友请我吃烧烤后送给我一套烧烤餐具，有十把不锈钢的剑，很漂亮的。过海关的时候，警铃大响，警察以为我带着什么武器呢。

　　我把烧烤餐具带回来之后就拿到三联书店去，有人送来一只羊，我们就在走廊里烤那只羊，烤得整个走廊都烟雾腾腾的。现在这套餐具收在我家里，没有地方拿出来烤肉。

　　“文革”的时候，我的一位美编同事小王画过我一幅漫画，十分有趣。画里面是四人抬轿，刘少奇坐在轿子里面，轿子上写着一个“资”字，我拿着哭丧棒跟在后面跑，如丧考妣，他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文化大革命不要怪任何人，那时候大家都没办法，我和小王从那时候到现在都一直是很好的同事。

　　我一看见这幅漫画就很喜欢，但当时它是贴在大字报上，我想撕下来但不敢去撕。后来我去找到那位同事，说你当初画的画很好玩，请你给我重新画一副，我要珍藏起来、传之后世。


　　关于酒：一个美丽的误会

　　人人都以为我爱收集酒瓶，其实这真是一个误会。小时候，因为父亲不会喝酒，来客人了就由我作陪。而且我的外婆是卖酒的，她把黄酒从绍兴运到镇江来卖，所以我很小就会喝酒。

　　以前，我喝完茅台酒之后就把酒瓶毫不客气地砸掉了，因为据说一个瓶子可以卖五元钱，有人会收购去，拿它装假酒。但是洋酒瓶很漂亮，我舍不得扔掉，就留下来了。结果人人都以为我爱收集酒瓶，都拿来送我，结果就越集越多。

　　我家里的酒已经放不下了，都是别人送来的。柜子里、椅子下面到处都是还没开封的酒，连我家一个废弃不用的浴缸里都装满了酒，我一辈子都喝不完了。

　　我年轻时候很喜欢吃、喜欢喝，现在我老了，胃口不行了。我每天只喝一点红葡萄酒，它对身体有好处。黄酒也是很好的，对人体没有任何害处，可以随便喝，白酒我现在已经基本不喝了。

　　以前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我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喝酒，夏衍说范用哪里是在办出版社，是在“搞朋友”　——上海话这么说。我说：“夏公，我交朋友是为了出好书。”我的好朋友有很多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现在我就是在家舒舒服服养老，看看电视看看书，也很无聊，没什么事。只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请四个老朋友和我碰碰面，他们都是我在三联书店的老同事，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是好朋友，我请他们去三联的咖啡厅喝喝咖啡，然后大家一起吃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