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洲建立伪满洲国后，大多数满洲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洲”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洲，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洲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洲国，想把满洲族人变成满洲国人，这是对满洲人的极大侮辱。后来日本又把溥仪弄到满洲，让他先当执政，后当皇帝。如果他从大清皇帝的宝座上退位后，变着法儿地想复辟，重登帝位，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满洲人无关；但由日本人扶持，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那就是对满洲族人的极大侮辱了。溥仪有一个号叫“浩然”，不管他叫溥仪也好，还是叫浩然也好，不管他真“浩然”也好，还是假“浩然”也好，这都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但他一旦叫了满洲国的皇帝，就与我们有关了。这等于把耻辱强加在所有满洲族人的身上，使他个人的耻辱成为所有满洲族人的耻辱。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是满洲族，但不是满洲国的族；我们是满洲族的人，但不是满洲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满洲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我曾写过一篇《谈清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改译》的文章，登在《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上，专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 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真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忌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 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 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氵晋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俩不由得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那“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前边说过，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早改姓“金”，这不足为奇。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一点信誉也不讲，是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也可以算对我的遗嘱。其中一件就是“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谨记遗命，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而是姓了金，就等于违背了祖训，投降了袁世凯的大问题。至于我曾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过一回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
总之，我就叫启功，姓启名功。姓启有什么不好的呢 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所以，我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禹下”就指“启”。我还有两方小闲章，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用的是《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两句话：“启予手”，“启予足”，意为要保身自重。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篮球队、足球队吧。”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可以‘启予手，启予足’啊。”我听了不由得大笑。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原来在考小学张榜时，我是第四名，姓名却写作“取功”，不知我报名时，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这位“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编写“取”，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这倒是事实。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其实，从我的上好几代，家世已经没落了。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对那段历史有所印证和补充。现在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叫“文献学”。其实，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当然，因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听闻，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够详尽准确的地方。
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