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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Andre Weil的一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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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幸运地活了下来，二十年后，他才从Nevanlinna那里得知事情的原委。原来那
天Nevanlinna去参加国宴，遇上了赫尔辛基市的警察局长，对方说：
“明天我们将要处决一名俄国间谍，那家伙声称认识您。我们当然不会为这种小事
来麻烦您，不过现在既然碰见您，就跟您说一声。”
Nevanlinna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André Weil.”
可以想象Nevanlinna当时是多么的ft，他试探着问：“我认识他。难道非得处死他
吗？”
“哦，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们就不能仅仅把他驱逐出境？”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
于是Weil被驱逐到瑞典，途经英国，一直押送回法国。刚回到法国他就被捕，关进
了Le Havre的一个监狱，然后转到了Rouen的军事监狱，等候审判，罪名是逃避兵役。
Weil在Rouen监狱里呆了三个月（1940.2～1940.5）。他得以审视自己的内心，静
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在这里，他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对有限域上的曲线证明
Riemann假设。他还修改了自己关于拓扑群的书上的证明，并为Bourbaki写了一篇关于
积分理论的报告，——监狱里没有打字机，这是他唯一一篇手写的论文。
并不只有Weil才在监狱里研究数学，多年以后Weil会和他的一位叫Jean Leray的同
胞分享第二届Wolf奖，后者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呆了五年，在那儿革新了现代拓扑学。
（Leray在集中营里引进了sheaf和spectral sequence这两个基本的拓扑概念，并建立了
相应理论。）
不做数学的时候，Weil就阅读印度诗歌，还给亲友写了大量的信。他光给Henri
Cartan就写了15封信。在给妹妹Simone的一系列信件中，他阐述了自己对数学的看法，
特别是他把数论与Riemann曲面论统一起来的思想。
以下是他给妻子Eveline信件的摘录：
“怎么说我自己呢？我就像一只蜗牛，藏在自己的壳里，从哪个方向都无法出去。”
“我正在读'Gita'，一点点地读。就应该这样读。你对它的细节领悟得越多，就会
越欣赏它。”
“我的数学工作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我甚至有些担忧：如果我只是在监狱里
才能做得这么好，那我是不是每年都得设法在这里呆上两三个月呢？”
“我给Cartan大伯寄了一份'Comptes Rendus'的笔记……我很高兴，因为这是在监
狱里写的（或许这是数学历史上的第一次），因为我可以通过这种办法向全世界的数学
朋友们宣告我的存在，因为我被我所证明的这些定理的美所深深打动。”
“这是从'Gita'里选的一段话，我非常喜欢：‘一片叶，一朵花，一只果，一瓢水，
无论是谁爱的奉献，我都会接受，这灵魂的付出。’”
“在那散发甜香的黄花边上，是被藤蔓环绕着的长椅。我多么想坐在那儿，为你念
Krishna的诗：‘在所有的季节中，我是花的季节。’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花……”
军事法庭对Weil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五年监禁。这个判决是在庭审之前就已经定
好了。Weil选择了进军队服役，以获取缓刑。当时法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政治、军事
形势一片混乱。Weil所在的军团撤到了英国，转移了一个又一个营地，还经历了伦敦大
轰炸。Weil搭上了一艘回法国的医护船，并得以退伍。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得去服
刑。
德军已经占领了巴黎以及整个法国北部，Weil原先执教的Strasbourg也成了德国人
的学校。原先的法国师生从德占区各地移居到法国中部的Clermont-Ferrand. 这里集中
了大批的Bourbaki成员，象 H. Cartan, Dieudonné, Delsarte, Ehresmann, Possel,
S. Mandelbrojt 等人，还有一些新成员加盟，比如 L. Schwartz 和 A. Lichnerowicz
等。Weil于1940年10月10日也来到了这里，Cartan在车站迎接他。稍后，Weil与在敌占区
的妻儿团聚，他们一家人弄到了去美国的签证，在1941年初抵达了美国，总算逃过了法
国的监狱和希特勒的集中营（Weil是犹太人）。
留在法国本土的Bourbaki们做了不少工作，他们陆续出版了"Eléments de
mathématique"中《一般拓扑学》的一、二、三、四章和《代数学》的第一章。这些书
已经反映出Bourbaki的精神，不过在战争期间未引起足够注意。他们还和大洋彼岸的
成员们建立了联系，据说他们的某些书稿还是由法国抵抗运动的地下组织负责传递的。
Weil刚到美国的时候很不走运。那时大批欧洲科学家涌入美国，大学职位奇缺。即
使是Hadamard，当时法国最著名的数学家Hadamard，1912年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1932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Hadamard，也只能在Columbia当一名讲师。
Weil先是到Princeton高等研究所，那里有他的朋友Chevalley和Siegel. 这两位来
得比较早，所以位子坐得很安稳，Weil可没这么幸运，他没过多久就去了Haverford学
院。后来他说这是一个“连提都没法提的事”，在履历表里也隐瞒了这段经历。在那里，
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教程度极低的美国大学生，甚至还得教三角函数和初等几何，有
时还得改本，所以自己的研究工作进展相当慢。学院给他的薪水少得可怜，靠
Rockefeller基金会的资助才能勉强糊口。
在芬兰的时候，Weil曾和Ahlfors讨论过复变函数。Ahlfors想把单复变函数里的
Nevanlinna值分布理论推广到多复变函数上去，但关键是微分几何里的高维Gauss-
Bonnet公式。他向Weil提出挑战：如果Weil能够证明高维的Gauss-Bonnet公式，那么他
就可以把Nevanlinna理论推广到多复变情形。Weil在Haverford学院期间，同
Allendorfer合作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Ahlfors的推广还是未能作出，因为实际工作比
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1942年，"Mathematical Reviews"把陈省身的一篇关于积分几何的论文交给Weil评
论，Weil被这篇论文中表现出来的非同凡响的天赋及其对数学深刻的理解所吸引。
Veblen也注意到了陈省身在射影微分几何上的工作，所以Veblen和Hermann Weyl想请
陈省身来高等研究所访问。Weil热情地向Hermann Weyl表示了自己对这个计划的赞同。
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从中国到美国已经不止是冒险，而是有性命之忧。要想让陈
省身获得签证，并飞到美国，简直得把整个美国的外交机器都开动起来才能办到。不过
有钱有势的高等研究所还是做到了。1943年，陈省身抵达美国。那时Weil在Lehigh担任
助理教授，离Princeton不太远，所以陈省身到Princeton后，很快就去找Weil.
其实Weil和陈省身应该早在1936年Julia的讨论班上就见过面，不过彼此都没给对
方留下什么印象。这次一见面，两人相谈甚欢。他们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深受
Elie Cartan的影响，都曾在汉堡结识Kahler，都对Gauss-Bonnet公式感兴趣，都开始认
识到纤维丛的重要作用，而且他们对数学的某些学科乃至整个数学都有着相近的看法。
两人从此结为至交。
很快，陈省身就发表了他最得意的论文：高维Gauss-Bonnet公式的内蕴证明。这一
证明被誉为现代微分几何的开端。随后，他又和Weil合作，发展了对示性类的研究。
陈省身比Weil幸运得多。Weil那时只是一个难民，按官方的说法算是“敌侨”。他
到了Lehigh后，也只能靠Rockefeller基金会的资助来度日。1943年，Rockefeller基金
会停止了对他的资助，结果Weil生活更加窘迫。他每周得教14个小时的课，给部队的新
兵们上“代数和解析几何初步”。他把自己的工作描述成“从愚蠢的课本上抄下烂熟的
公式，以使这个文凭工厂的齿轮能够正常运转”。后来他和妻子发誓再不提"Lehigh"这
个名字了。
祸不单行。Weil的妹妹Simone在战争中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这个倔强的女孩5
岁的时候就因为一战前线的士兵没有糖吃而拒绝吃糖，现在她又拒绝吃比敌占区同胞的
定量更多的食物。她身体本来就不大好，又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终于病倒了。她
于1943年8月23日在英国逝世，年仅34岁，留下了约二十卷的著作。
四十年代的前半期可以说是Weil人生中最黯淡的日子。但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完成
了抽象代数几何的奠基性工作。近世代数是在20年代由Van der Waerden引入代数几何
的，Zariski在1930年用拓扑工具和交换环论来改造代数几何学，最后由Weil完成了抽
象代数几何的建立工作。1946年，Weil出版了"Foundations of Algebraic Geometry"，
使他的工作为世人所知。那段时间，Weil还研读了Gauss全集，从中受到启发，于1949
年作出一系列猜想，这就是支配了代数几何发展达二十多年的Weil猜想。1973年，
P.Deligne证明了Weil猜想，并因此获得了1978年的Fields奖。
到1944年1月，Weil实在受不了Lehigh的工作了，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辞去这份
工作先。他给Hermann Weyl写信寻求帮助，Weyl为他争取到了一份Guggenheim奖金，尽
管当时申请这个奖金的最后期限已经过了。1944年底，Weil离开美国去巴西Sao Paulo大
学任教授，直到1947年秋才回美国。他觉得在巴西的这段时光，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
最使他难以忘怀的。在那里，他经常同另外一位代数几何学家Zariski在一起交谈，
（Zariski每周有三天要作一个讲座，但只有Weil一个人来听，）并在1945年完成
了代数几何学的两本著作。1946年，Dieudonné也来到巴西，这可真是他乡遇故知！
两人共享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有意思的是，那时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Claude Lévi-Strauss正在Sao Paulo教社
会学。日后，结构主义在社会学、哲学、文学、电影等诸多领域都红极一时，而
Bourbaki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倡导数学上的结构主义。
1947年，Weil总算时来运转，被Chicago大学聘为教授。那以后他的生活就相对来
说稳定多了。那时Chicago大学数学系主任是M.H.Stone，他是一位相当有魄力的数学
家，曾担任过国际数学联盟(IMU)主席。在M.H.Stone的努力下，Weil, 陈省身,
S.Mac Lane, A.Zygmund, A.Albert, P.R.Halmos, I.Segal, E.Spanier等许多数学
家先后来到Chicago，使Chicago大学的数学系进入它最辉煌的时期。
是什么造就一所伟大的大学？按Halmos的说法，一所伟大的大学的全部涵义就是一
个伟大的教授群体。Weil关于一个系的教员水平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流人物吸引别的
一流人物，但是二流人物往往聘用三流人物，而三流人物则会聘用五流者。M.H. Stone
无疑是一位一流的数学家，他把一个即将垮掉的数学系建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数学系之
一。
Chicago大学数学系的每一位教员都能获得一把钥匙，一把万能钥匙！它可以打开
Eckhart大楼里所有的数学办公室。这是一个古老而高贵的传统，给系里增加了许多平
等的气氛。大家彼此尊重对方的隐私，但也不会自我封闭。如果一个人从图书馆借来一
本书，那么别人随时都可以来查对文献。
这里没有人以权势或声望压服别人。有一次，Weil 就曾和 Halmos 吵得不可开交。
因为前者想邀请 A.Grothendieck 来访问，后者则中意 W.Rudin.
1948年秋天，中国的内战一步步逼近了南京。那时陈省身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数学所
任（代理）所长，他在美国的朋友们都非常担心他的安危。一天，陈省身突然接到了
Oppenheimer的电报：“如果我们可以做什么使你来美国，请速告知。”陈省身连忙去买
了一份英文报纸，这才知道战火已经烧到眼前。于是陈省身给高等研究所和Weil各发了
一封电报，说自己很快会来美国。他们一家在1948年12月31日离开祖国，先到Princeton
高等研究所呆一个学期。
Stone正在南美访问，Weil等人通过电报与他联系，商议聘请陈省身为教授。但学
校的管理机构认为陈是一个难民，完全可以用较低的价码来聘用他。于是Stone迅速赶
回国面见校长，以辞职作威胁，终于使陈省身得以被顺利聘用。
1949年1月，陈省身全家在去Princeton的途中，在Chicago稍作停留，Weil亲自到
火车站去迎接他们。再后来他们就成了同事，连办公室都是面对面。他们常常在办公室、
在家里、在邻近的公园中讨论数学问题，——那时进公园里逛一圈后还是有可能活着
出来的。
陈省身在Chicago培养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批高质量的几何专业的博士，其中包括已
故北京大学教授廖山涛先生。
1950年，在美国的Cambridge举行了战后首届（总第11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会议
主席是 O.Veblen，名誉主席是 J.Hadamard. 参加人数为1,700多人，是过去历次大会
中人数最多时的两倍。铁幕后的数学家没有来参加大会，苏联科学院院长 S.Vavilov
给大会发来贺电，解释说苏联的数学家们忙于自己的事务，无法前来出席会议，但他预
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数学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数学的中心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和
苏联，新一代的数学家亦已崛起。这次大会上，共有22位数学家应邀作全会（一小时）
报告，其中15人在美国从事数学研究，尽管他们大多并不出生在美国，例如：
S.Bochner（波兰）, 陈省身（中国）, K.Godel（奥地利）, 角谷静夫(Shizuo
Kakutani)（日本）, J.von Neumann（匈牙利）, A.Wald（罗马尼亚）, A.Weil（法国）,
O.Zariski（俄国）……
Weil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全会报告题目为"Number Theory and Algebraic Geometry
'.
另外还有两位Bourbaki的成员作了全会报告：H.Cartan 和 L.Schwartz.
A.Selberg 和 L.Schwartz 荣获Fields奖，H.Bohr在大会上介绍了他们的工作。
195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Weil再次应邀作题为
"Abstract versus Classical Algebraic Geometry"的全会报告。这次大会上共有20人
作全会报告，其中包括已经忙完自己事务的苏联数学家 P.S.Alexandrov, I.M.Gelfand,
A.N.Kolmogorov, S.M.Nikolski 等人，另一位来自铁幕后的全会报告者是波兰数学家
K.Borsuk。除Weil外，又有两位Bourbaki作全会报告：J.Dieudonné 和
A.Lichnerowicz.
（华罗庚被邀请作分组报告，但因故未能成行。）
小平邦彦(Kunihiko Kodaira)和 Jean-Pierre Serre 荣获Fields奖。Serre是
Bourbaki的新一代成员，获奖时还不到28岁，但他的工作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数学的面貌。
69岁的 C.H.H.Weyl 在大会上对两位获奖者的工作作了精彩的评价。他说：“……我曾
再三考虑而踌躇不决，因为我意识到，年轻一代正推动着我们这门古老科学的方法、问
题和成果飞快地向前发展。象我这样年龄的人，要赶上它是多么困难！”然后他回顾了
过去15年中数学的发展，特别是两位获奖者的工作。最后他热情洋溢地说道：
“现在我要结束我的报告。如果我的报告挂一漏万，或者有什么不确切的地方，请
你们，Serre博士和Kodaira博士原谅。要一个老人跟上你们飞跃的步伐是强人所难。亲
爱的Kodaira: 你的成果同我年轻时所试图做的工作有着更多的联系，但是，你达到了我
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高度。自你1949年到美国的Princeton以来，看到你在数学上的进展
，
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之一。Serre博士，我同你本人和你的研究工作都没有那样密切的
私人接触，但请允许我这样说：在这以前，我从来也没有看到如你的成就那样光辉灿烂
的星在数学的天空中升起。整个数学界为你们俩的成就而骄傲。这显示了古老而多枝的
数学之树仍然充满着活力和生机。象你们已经开始的那样，继续坚持下去吧！?
? 次年Weyl便逝世了，或许因为他这次讲话太过出色，所以在此后的国际数学家大会
上，都是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分别介绍Fields奖得主们的工作。
连续两次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全会报告以后，Weil已经成为数学界无可争议的领
袖，Halmos甚至把他称为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这一时期，Bourbaki的声望也急剧攀升。
1958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总共19位数学家应邀作全会报告，Bourbaki就占了4个：
H.Cartan, C.Chevalley, S.Eilenberg, A.Grothendieck. 还有一位作全会报告的
R.Thom，（也是当年的Fields奖得主，）虽然并不赞同Bourbaki的主张，但他完全是由
Bourbaki培养起来的。（这次会议上，吴文俊被邀请作分组报告，因故未能成行。他也
是由Bourbaki培养的。）
那时大家都已经知道Bourbaki是一个假名，但Bourbaki中一些喜欢生事的成员还以
Bourbaki的名义到处开玩笑。美国数学会曾收到过Nicolas Bourbaki的入会申请，数学
会回信建议Bourbaki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但因为团体会员的会费比个人会员的要高
得多，所以这事也就没有下文了。
还有一次，"Mathematical Reviews"的执行编辑 R.P.Boas 在给"Encyclopedia
Britannica"撰写条目的时候，写道：“众所周知，Bourbaki是一群法国数学家的笔名。
”
此话立刻招致了Bourbaki最强烈的抗议，他给Boas写信道：“感谢您对我的书作出的
善意评价，但是，我对你否认我的存在感到悲哀。就在去年，符号逻辑协会还邀请我作
一次讲座，但因为美国政府不给我签证，所以这个讲座由我的信徒André Weil代作。
我相信，Weil在Chicago的同事Mac Lane也能够证实我的存在。”Mac Lane也跳出来，
附和说确实有Bourbaki这个人。Bourbaki还四处放风说Boas是"Mathematical Reviews"
几个编辑用的假名，是B.O.A.S.的组合，弄得Boas哭笑不得。
1955年，在日本举行了一次国际代数数论会议。有八位外国数学家参加了这次
会议，其中包括Weil和Serre. 会上，两位年轻的日本数学家——谷山丰（Yutaka
Taniyama）和志村五郎（Goro Shimura）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36个问题。其中的四个
问题成为后来Taniyama-Shimura猜想的雏形。Taniyama-Shimura猜想即：每一个椭圆曲
线都是模曲线在某一个映射下的像。Weil对这些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与谷山、
志村等人多次讨论，
谷山丰于1958年自杀身亡，对这个猜想的捍卫工作就落在了他的挚友志村五郎的肩
上。六十年代初，这个猜想还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有一次，Serre和志村五郎为此而
发生争论，Serre告诉了Weil，于是Weil问志村：“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当然，你不觉得这很合理吗？”
Weil回答：“我没找到反驳它的理由，但我也没找到支持这个猜想的理由。”
六七十年代，Weil和志村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支持这个猜想的证据，于是这一
猜想逐渐被人熟知。起初它被称作Weil猜想，后来成了Taniyama-Weil猜想，再后来又被
叫做Taniyama-Shimura-Weil猜想或者Taniyama-Shimura猜想或者Shimura-Taniyama猜想
或者Taniyama猜想……似乎Taniyama, Shimura, Weil这三个名字的任何一种排列组合都
会被用来命名这个猜想，反正大家也不会混淆。
1986年，Frey等人发现：由Taniyama-Shimura猜想可以推出Fermat大定理。1994年，
Andrew Wiles对一类椭圆曲线证明了Taniyama-Shimura猜想成立，而这一结果已经足够
证明Fermat大定理。继Wiles的开创性工作后，R.Taylor等人逐步对所有的情形证明了
Taniyama-Shimura猜想。（Taylor很有可能因此获得2002年的Fields奖。）
1958年，Weil到了位于Princeton的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
（1960年，陈省身也离开Chicago，去了Berkeley. 他们开玩笑说，这样一来，他
们离各自的祖国更近了。）IAS无疑是世界上数学和理论物理的研究中心，拥有许多超
一流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这里有两位和Weil一样喜爱"Bhagavad Gita"的人：Godel和
Oppenheimer. Oppenheimer在目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曾引用过"Bhagavad Gita"中
的诗：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不过Godel和Oppenheimer都没能访问印度。Godel
是因为身体原因，Oppenheimer则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Weil经常和同事们在Princeton的森林中漫步。他身体还好，走得也挺快，就是经
常被路上的东西给绊倒。他摔倒的时候，同伴们都装作没看见，因为Weil不喜欢在这种
情况下受人帮助。
散步中，Weil会给别人讲自己的故事。其中的一个是这样的：Weil在Haverford时，
有一次去找Weyl借钱。Weyl问：“多少钱？”Weil答：“四五百吧！”Weyl掏出支票
簿，沉吟了一会儿，在上面写下数额：$450.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Lehigh. 一次一个学生向Weil问关于微积分的问题，Weil花了好
半天才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这个学生说：“看来是我没弄懂符号'x'的意思……”
Weil喜欢开玩笑。不过有些玩笑实在太过尖刻，以至于他得罪了不少人。一次，
IAS要新建一个图书馆，结果数学部的人们为了决定这个图书馆该建在哪里而大吵起来。
次日，A.Borel告诉Weil，当时的场景使他想起了"Le Lutrin". "Le Lutrin"是17世纪
法国作家N.Boileau写的一首诗，诗中模仿《伊利亚特》的风格，讲述了一家修道院中
两派修士因为争论一个诵经台应该放的位置而大打出手的事。
Weil听后，感到乐不可支。对于Borel来说，这事就结束了，但对于Weil来说才刚
开始。几天后，IAS的所长Oppenheimer收到了一封以17世纪法语写成的信，信末的署名
是：“阁下无比谦卑和无比恭顺的仆人：Nicholas Boileau-Despreaux”。
信中说：“在黑暗的王国里，鬼魂们都在讨论这里的争吵。有些人想把这里仅存的
最后一点儿人文精神也给抹杀掉，您同他们进行了光荣的斗争。……您应该知道，很久
以前，冥王Pluto曾许诺说，如果谁能在凡间找到一个化身，谁就可以复活。……我们
的王后Proserpina把这里发生的大战告诉了我。……”
然后Boileau说他想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复活。这个争吵对他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研
究课题了。他想申请一个带薪职位，因为一旦回到凡间，他就会有和正常人一样的需求。
很快，Weil又给IAS历史部的主管E.Kantorowicz写了一张便条：“听说Oppenheimer
博士收到了一封申请信，是我那著名的同胞Boileau先生写的。显然这是贵部的事。
……的确，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不过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不成什么问题。”
几天后，Oppenheimer给予Boileau先生25年的带薪职位，关于图书馆的争吵自然是
没法进行下去了。
1969年7月的一天，Deane Montgomery在办公室里感觉地板出奇的热。当然，
Princeton的这个季节是很热，但也不至于热成这样。于是他到地下室里，看看到
底出了什么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那里有一间屋子被加热，养了一
些野鸡和家禽。他立刻给管理员写了一个纸条，要求把这些东西给移开。这件事
情很快传开了，然后他就收到了Weil的一封信：
“照我看，Fuld大楼正在被改建成一个养鸡场。但你居然出于一己之私，反
对这样一个伟大的计划。你要是先征求过同事们的意见（这是你应该做的），就
会发现大家普遍欢迎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工程。有了这个养鸡场，我们大家在圣
诞节、感恩节以及其他场合下，就不会缺吃的了。……”
Weil于1976年退休。退休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数学史。他那渊博的历史和
语言学知识，以及无可比拟的数学眼光，使他成为数学史领域的权威。1978年，
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两位数学家——Ahlfors和Weil——被邀请
作他们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第三次全会报告。
那时Ahlfors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但当听到雄壮而亲切的“芬兰颂”时，仍然
激动不已。他在报告的开头说：“我极其感谢一小时报告人选举委员会，他们给
了我很大的荣誉，尤其是使我有机会在我出生的城市里向全世界的数学家作报告。
……真的，诸位，今天对我更是不寻常的。”
Weil作的报告题目是"History of Mathematics: Why and How". 这次报告盛
况空前，会场及六个转播教室全部挤得满满的，听众达2,500多人。
1986年，Weil的妻子Eveline去世。这件事给Weil的打击非常大，按他自己的
说法，他的生命从此结束。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写完了早年的自传"Souvenirs
d'Apprentissage"，作为对妻子和妹妹的纪念。然后他就迅速地衰老下去。他的
视力越来越差，方位感也逐渐丧失，在Princeton和巴黎都经常迷路。一年夏天，
他在巴黎被街上的减速坎绊倒，腿都跌断了，是比他还大两岁的老友H.Cartan把
他送进医院。
每当有客人来拜访他的时候，他都会拿起报纸，以表明自己还能阅读，但实
际上报纸经常被拿倒了。
Weil一直深深地眷恋着自己的祖国，每年都会回去看看。但令他十分苦恼的是，
他的小女儿已经完全美国化，而三个孙辈几乎不会说法语。
Fermat大定理的证明对他来说或许是一个鼓舞，但他最钟情的还是Riemann假
设。70年代初，他曾兴奋地去找陈省身，说现在解决Riemann假设的时机已经成熟
了。于是陈省身就叫丘成桐去研究这个，幸好丘成桐没听他的话。后来Weil开玩
笑地说，在他的传记里，他将写上：他年轻时，有人曾预言他永远不能证明
Riemann假设。1996年的一天，在宴会上，他说道：“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在去世之
前看到Riemann假设的证明，但这是不可能的……”
Weil对荣誉并不看重。他从不接受荣誉学位，还曾以轻蔑的口气称Fields奖
就像摸彩票。不过晚年的他也获得了许多荣誉。1994年，他同黑泽明（Akira
Kurosawa）一起获得京都奖（Kyoto Prize）。他到日本来领奖，这是他第三次访
问这个国家。回美国前，和他同岁的弥永昌吉邀请他有空再来，他感谢了主人的
好意，答道：“下次就是在另一个世界了……”弥永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分手后，弥永坐在地铁里，突然间感到一阵悲痛，因为他知道这一别就永远再不
能见面。
Weil于1998年8月6日在Princeton的家中逝世。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又会作何打
算。1986年他妻子逝世后，他曾与朋友们在一家中餐馆里谈起来生的愿望。他说他想当
一名研究中文诗歌的中国学者。那时他已经两次访问中国，并且读过《红楼梦》的英译
本，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志村五郎反对道：“这种生活太枯燥了，你这样的人不会
坚持下来的。”Weil便说：“那我就想当一只家养的猫，这该很舒服吧！”他指着旁边
的一只白色母猫说：“或许它会是我的妈妈。”Rubin插话道：“那就当一只中国猫吧，
两全其美。”大家都笑了。
这位伟大的数学家，一心所向往的还是平凡的生活。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