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从“晴雯撕扇”谈起

　　人们制作一件东西，都是为了派用场的。比如：菜盘子，是为了盛菜用的。如果，
盘子打碎了，不能盛菜了，这个盘子也就没有用处了，人们便会把它扔掉。因为，它已
失去了它的价值。但是，有的人，不用盘子来盛菜，而是把盘子用小杆顶着，耍出各种
花样，成了杂技中一种经常的节目，那么，这盘子，也取得了它应得的用场，就无须去
为它不能盛菜，而发什么惋惜之情了。
　　扇子是为了扇风的。
　　但是，扇子被娇痴的晴雯一把一把地撕了。晴雯由此得到了宝玉对她感情上的认证
，晴雯本人由此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扇子在这里的价值，比起扇风来，就是无限的了
，是千金买不到的了，比扇子的一般作用要大得多。扇子破坏了，但“笑”是完成了。

　　运用庄子的哲学术语来说，就叫作“两行”。换句话说，在庄子的眼中，这两者都
可行。如果一定认为惟有盘子只能盛莱，扇子只能扇风，不能派其它用场，这叫作“固
”，也就是“固执”。
　　庄子在《齐物论》里说过：“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
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
得也；适得而几矣。”
　　这就是说，某些东西分散的过程，也就是另一些东西完成的过程。反之，亦应作如
是观。这就是达观。所有的东西，都无所谓完成和破坏，一切都是相通而成为一致的。
相通，即为“得”。合于“得”，就算派用场了。也就是说，一切都体现在自在的常规
中。
　　万物皆自得，就是自然的常规，它不应受其他规范的支配。常规的本然，就是它作
用的表现，这种本然贯通在一切之中，这种本然得到它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规律。
　　如果认为扇子的本质是扇风的，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撕扇子可以发泄心中郁闷，得到
情感满足，这都是可行的。因此，把扇子故意撕破，这也算不得什么“造孽”和“罪过
”了。因为被撕的扇子，已经从另外一方面，作到物尽其用了。在撕扇子的过程中，已
使晴雯转恼为乐了。这就构成扇子价值的体现。但不能拿扇子来出气。
　　晴雯撕扇时，宝玉发的一通议论，也就是庄子“两行”思想的最好注释，如：
　　宝玉笑道：“（这盘子）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供人所用。你爱这样，我
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
生气时拿它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声响，就故意的摔了也可以使得
，只是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毫无疑问，宝玉是按照这种思想法则，来判断晴雯撕扇的是非的。因此，他对晴雯
既没有什么责难，也没有什么歌颂，对扇子既没有什么惋惜，也没有对它作出什么赞叹
来。
　　这“两行”的思想，是庄周思想，宝玉是能够身体力行的。
　　再从宝玉续写《南华经》这一行动来看，更可以反映出曹雪芹是接受了庄周思想的
。
　　但是，曹雪芹接受了庄周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两行”这方面，曹雪芹并没有倘
徉在庄周的思想境界里，以为一切都解决了。如果曹雪芹单纯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曹雪
芹就比较简单得容易对付了。
　　曹雪芹确实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不仅受到，而且深刻了解。也正由于深刻了解，
他才又跳出了庄周思想，有了他自己的独立思想。
　　庄周主张“两行”，也就是说，以“两”为用。
　　儒家主张“允执厥中”，则是以“中”为用。
　　曹雪芹不主张“中”，不主张“两”，而主张“极”。贾宝玉的行为乖张、怪僻、
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似傻如狂……正说明他是作到“极”了。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说，
就可以说他主张“以极为用”。表现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化为情感，就成了情极之毒。

　　因为作到“极”，所以就去而不返。虽到悬崖，仍然撒手而去。他走到“鹿回头”
处，也不回头，仍然向天涯海角奔去。这时，他追求的是“极”，而不是“而行”了。
在这时，他就和庄周分手了，由“两行”而发展到“至极”了。脂砚斋是比较能够了解
这一点的，所以居然运用了“毒”字来形容宝玉的“情极”。毒者，不治之疾也。
　　当然，这对主张“两行”的庄周来说，全然没有什么，是无所谓的。留也行，去也
行。不过，对贾宝玉亦即曹雪芹来说，就不行。他行到“鹿回头”处，还要向前去，分
明见到悬崖了，还不攀附任何藤木，依然撒手而去。他的“撒手”，可见，不是为了抛
弃什么，而是为了追求着什么。他是为了追求，才抛弃的；不是为了抛弃才追求的。所
以，脂砚斋说他有情极之毒，是说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曹雪芹跳出了“两行”的世界，进入了情极的窄门里来，而不屑回头呢？
　　这和曹雪芹成长的背景分不开的。
　　在他走过的“天路历程”中，不但没有“八十一难”，而是，从降生那天起，万物
皆备于我。他就是“天之骄子”了。他得到宫廷式的待遇，再加上，宫廷中所得不到的
待遇。他命定的是王子中的王子。
　　曹雪芹的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是极端特殊的，这种特殊环境形成他特殊的心理和
思想，是毫不足奇的，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历史上有两个王子，经历是最不寻常的。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经
历了繁华生活，看破了生、老、病、死的百态万象，他想找寻出一种解脱的途径来，并
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甚至扩大到所有生命。
　　还有一个是离曹雪芹时代不远的皇帝，那就是传说纷纭的顺治皇帝。这位生命短促
的皇帝，是否真正到五台山作了和尚，还是个不解之谜。但他不止有过这个念头，而且
，已在宫里剃度过，这都是可以考查到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不是为了全人类，倒是想超
脱自己。
　　毫无疑问，他们两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前者，的确是位大哲学家，也和他所追求的救世的道路相称。而后者则微不足道，
顺治想用禅悦的办法，逃脱出血族社会政治生活的桎梏。适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加倍的
还击。不管他下的“罪己诏”，是别人强迫他颁发的，还是他自愿颁发的，反正都一样
，说明他不过是一个儿皇帝。甚至想逃入禅门亦未可得。金銮座保不了他，莲花座也救
不了他。
　　曹雪芹虽不生在帝王家，而生在包衣世家，但如果说对人生，由不知到知的过程，
则和两位前人有极大相近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把他们互相比附，这也不足为怪。“色
空说”和“索隐派”的出现，都充分可以证明这一点。
　　释迦牟尼认为了解人生的终极，是无“我”，从这儿才能得大智慧，才能一切解脱
，无挂碍，无恐怖，究竟涅槃。这时，也无所谓“法”，可以遨游大自在天，达到了真
如境界。实际上，释迦牟尼渡化不了世人的，他只能作到自我完成。他确实作到了。
　　顺治则什么也没有作到。他的政治文化方面，向往汉化，反而促使满族元老更加紧
满化的统治；他想使政教合一，但他又不懂得是宗教先行呢，还是政治先行？结果两下
落空。他想使现实和理想统—，但他的理想，却是属于他个人的，不是属于人民的，所
以，这种破灭，只能促进他的自我毁灭……
　　曹雪芹看到这两条路都不属于他的。他想走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升华”的道路。

　　当然，这“升华”的道路，也不是曹雪芹发明的，这在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最
光辉的例子，就是屈原、司马迁、关汉卿、汤显祖……
　　他们都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血和泪，凝结成为文字，用它记录下内心的向往和
理想，使自己的感情升华，利用一种艺术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因此，曹雪芹才写下了
《红楼梦》（《石头记》）。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他是不会制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

　　在这种实践中，曹雪芹离开庄周，就走得更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庄周提倡
“坐忘”，还说颜回说自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孔子佩服之余，也要追随在颜回之
后，庄周假托这段故事，是为了加重这个“坐忘”的分量。其实“坐忘”的不是颜回，
而是庄周自己。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便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
记》……又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
”
　　由这段“作者自云”中，就宣布他不但不能“坐忘”，而且在“念及”之余，还要
“一一细考”，使这段记忆“坐实”，不但不“忘”，而且刻石为“记”，“记”和“
忘”刚好相反。这就更证明曹雪芹的思想，不是庄周思想的余续，他已完成他情极之毒
的“至极”的思想了。
　　由以上的认识，不难看出，曹雪芹是不会真正地向色空中来寻求解脱的，而是在艺
术升华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出路。
　　近来经常有人问我：你写曹雪芹时，如何来写他要写《红楼梦》的动机和要求呢？
我想，就试着先谈谈曹雪芹与庄子思想的异同，来作为这个问题的粗浅回答吧。
　　至于这个“升华”说，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几十年前，似乎就有人觉察到了。当
然，光是个“升华”说，并不足以概括曹雪芹。这倒不是故作跌宕。因为，写作本身，
并不光是精神的转化过程，或是一种内心的记录而已。创作当然是以情感来感染别人的
情感。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最后还是要以他思想的高度，来作为衡量他的最后标准的
。因为，一个作家，总是受着他的思想支配的。郑板桥画竹子，要求人们还要到画面外
面去看他的竹子，现在说作家的背后，也就是这个意思。同时，作者创造出来的背后，
也就是我们要加以“钩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