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冬天里的春天

    信封和邮票都陌生，绉绉的带点风霜。寄信的米洛斯已经两年没有消息了，大前年的圣诞贺片说人在波兰，居无定所，我把回信寄到伦敦的老地址去。没有回音。这回收到的新年长笺说这两年都在布拉格，六十三岁了，刚续了弦，新夫人比他年轻十八岁，两口子在首都开一丬小书店，生活比英国安稳些。
    二十多年前在伦敦认识他，我们常说笑说东欧人不爱说话，千言万语都灌进文字，连写信都爱写得挺长挺长的。他们总统哈维尔的《Letters to Olga》说得准确点是missives不是letters。米洛斯这封信也跟我前年写他的那篇＜椅子上的花环＞差不多长短，文采像欧洲仲夏的原野那幺丰沃，荒寒的笔调适度点缀细腻的温情。他讲英语脱不掉捷克乡音，笔下的英文却明丽得惊人。东欧优秀份子用功的程度不输共产中国优秀的读书人，有点像五、六十年台湾本土的大学生那幺勤奋。
    　米洛斯长相真的有点像哈维尔，可惜留了浓浓的胡子遮掉不少灵秀之气：「他二月退休，这的政治生活又会有些变迁了。六年前肺癌动了大手术，总统的文人脾气又浓起来了，肝脏也病了。一九三七年老总统马萨里克走了，我的国家等了那幺多年才等到哈维尔。他在位也十三年了，蛮累的。」米洛斯信上说。
    他对捷克、对老总统、对哈维尔的信念深得像信教：受过共产制度扭曲性情的人，爱与恨往往都比较偏激，他常说。哈维尔好多年前迷上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演员，她陪他熬过肺癌漫长的疗程，医好出院一个星期他们宣布结婚，布拉格一片哗然，他《给奥尔加的信》的爱妻奥尔加刚去世一年就续弦。「我说他文人脾气又浓起来，也许并不贴切。贴切的说法也许是身边DagmarVeskrnova的青春逼人太甚，年迈的总统深深意识到聚光灯的焦点没有可能不集中在她身上了。」米洛斯说。「我的Dagmar纵然年轻漂亮，我毕竟不是台上的总统，是床上的寻梦人。」
    　他跟哈维尔一样，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老早划入布尔乔亚类别，不准接受高等教育，苦了好多年，终于盼到了共产主义破了产，祖国翻了身。哈维尔在戏剧界混口饭吃的时候米洛斯在布拉格一家出版社当学徒；哈维尔六十年代写喜剧出名的时候米格斯在布拉格画广告画；哈维尔随布拉格的春天走进寒冷的地窖走进牢狱的时候，名作家昆德拉出国去了巴黎，米洛斯只身逃到伦敦：「那是我们命运早设下了的魔鬼的圈套」。
    读完远方寄来的这样一封长笺，我彷佛又回到了米洛斯伦敦那所荒旧的老房子：波希米亚餐酒涩涩的酒味散发乡愁，长廊上淡淡飘带点霉气的泥香。我想起老总统走过布拉格的查尔斯桥，想起哈维尔的《给奥尔加的信》，想起他两个月前在纽约的演说：信仰民主的诗人必须让政治庙堂听到他的声音，却不该期望民主会演变成一首诗。

不全是为了享福
     
    张者问杨绛：你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完全可以离开大陆，为什幺留下来了？杨绛说：「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大陆有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台湾，第二个是去香港，第三种选择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张者问：为什幺不出国呢？杨绛说：我们的国家当时是弱国，受尽强国的欺凌，去外国做二等公民我们当然不愿意。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奢望。张者问：当时外国聘请你们，你们都拒绝了？杨绛说：「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
    　不奇怪。我想我是可以理解杨先生这番话的。一九五○年我在南洋读小学二年级，学校来了几个一九四九年跟过国民党退到台湾去的军人，他们满身是抗日战争的弹痕，满脸是西山苍茫的落日，蒋介石三个字成了他们伤口上的盐巴：他们不愿意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留在台湾，跟钱钟书和杨绛一样。杨先生说她和钱先生不愿意来香港也不奇怪。香港那年代真的是个商业码头，光靠一幢香港大学撑不起岛上的文化景观。幸好钱先生的本家钱穆先生那样的文化人还是来了不少，菜油点灯，办学办报，几经寒暑燃亮了传承的薪火，货起货卸的码头终于添了一角月落乌啼淡墨中的霜天渔火。那该也凑合算是杨先生心想的文化了。
    政客的爱国口号跟老百姓的爱国心不一样，杨先生说得对极了：我们爱的是中国的文化。一九四九年到现在，香港这个商业码头早已经不是只顾招财进宝的浅薄之都了，偏偏还有中央来的人指令香港人一心向钱看，不要乱动，免得动乱，免得像文革时期那样整天上街游行，「批这个、斗那个」。那是过虑了。香港这六年来统治不灵，商机尽失，生财无路，老百姓和平集会和平游行表达一下他们爱香港的一点诉求，说什幺也不能等同文化大革命：批斗是最高指示的批斗，动乱是伟大主席动的乱，怨谁？
    　做了官得了便宜别再卖乖，中国老百姓其实大都像杨绛先生那幺温顺了。张者问杨先生，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杨先生说：「没有什幺后悔的，人活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这才是人话。张者这篇访谈我是在《深圳商报》上看到的，文末说明「摘自《东方》杂志」。我刚读完杨先生的《我们仨》，看了这篇访谈心更不舒服。杨先生九十岁了，最近在忙什幺？「我不忙什幺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她说。她心上并不舒坦，却不能不往舒坦想：杨绛先生写的每一本书都给我这样的感觉。她写得真好，比钱钟书先生还要好。

纽约纽约你别亮灯
　　
　　 她说停电那个深夜她在纽约的公寓里点亮一根白蜡烛对着一部老式打字机赶写一篇文稿。是她父亲生前专用了好几十年的打字机。父亲八年前在旧金山辞世，她和妹妹办完丧事把老洋房卖了，妹妹拿走两幅张大千的小画回台北，她提着这部打字机回纽约。她说她太喜欢这样笨拙的文明了，带点铁锈带点斑剥带点机油的味道，键盘上二十六个字母闪着暗暗的金光，一个一个都在为海明威为费滋杰罗为史坦贝克为福克纳招魂。她把打字机供奉在她书房里的南窗下。她说那张高高的长案是旧货摊上扛回来的十八世纪榉木香案，唐人街一家饭馆仓库里扔出来的。榉木经她细心打磨终于焕发出岁月的光泽，阳光一照柔亮如绸缎。她说老打字机端坐在案上一派回家的安稳感觉，旁边那个玻璃瓶长年插着时花。她说她父亲一生养花，这样静穆的布置正是她对她的父亲最美丽的纪念。
　　她的父亲是南京一家银行的股东。我只记得她说她母亲是她父亲早年留学娶回家的美国女人，1948年他们迁居台北不久母亲吵着要回美国。她说他们四口1952年搬到旧金山的第二年母亲过世了。父亲领着她们两姐妹在旧金山成长。妹妹后来嫁给一个台湾留学生回台北当少奶奶。她嫁给一个英国人在苏格兰住了没几年丈夫肝癌去世。她说她回旧金山在父亲身边依偎了两年就到纽约谋生。我八十年代认识她她已经在这家杂志社做事了。
　　那年夏天她陪她父亲回台湾渡假路过香港。中环我那位父执是她父亲的老朋友。我跟她父亲在我那位父执的家宴席上聊了一个晚上。我听得最有兴味的是她父亲口中南京国民政府的老故事。她认识的中国字不多，国语却会听会说。过了一两年，她有一回来信说她正在给一个朋友润饰一本关于东南亚华侨的英文书，问了我一些印尼的政局问题。我找了许多资料寄给她。过了好久她说她尽了力了，拿了一笔体面的改稿费，送了一枝很精致的原子笔酬谢我。
　　纽约停电的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她她不在家。我留了话。过不了几个小时她回电话说她为这次十九世纪的电站设备打垮了二十一世纪的电子文明感到高兴。她说就在那十几个小时的黑暗中，她的手指敲打着父亲那部老打字机，嘀嘀答答单调而沉实的声音里她一下子回到了她父亲的身边，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离她离得那幺近：“我几乎又闻到父亲烟斗的香味了！”
　　我说我会永远记住她说的那句话：十九世纪的电站设备打垮了二十一世纪的电子文明。她说你没法想象那是一股多幺动人的乡愁：窗子开得大大的，暖暖的风吹动了家里的窗帘布、台布、毛巾；打字机旁的那几枝百合特别香，连蜡烛的白烟都香。我说听说有些夫妇那天晚上对坐着聊了许多许多话，不像平常那样各自对着电脑过时辰。她说那是真的：“邻居一个男人敲门问我借蜡烛，那一刹那，我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都动情了：我很想跟他亲热！”她的笑声像银铃。

缺一点空白的日子
　　
　　 上星期写雕像提了一下熊秉明，几个朋友都说熊先生走了我还没有好好写过他。我和熊先生其实只通过一两封信，谈的是发表文章和雕塑彩照的琐碎公事。依稀记得好多好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熊先生是在台北，好象是一起出席一个评审会议。他话不多，偶然迸出几句议论，有点俏皮，有点机智，有点厚道，有点创意。印象中，熊先生满身是浓浓的书卷气，跟他的艺术一样沁书生本色。
　　他去年过世，两岸三地报刊上登的悼念文字我都看了。一个多月前，河南郑州《大河报》的阚则思寄来他们报纸的《河之洲》副刊两页，我一翻又翻出白桦为熊先生写的悼文。白桦真是久违了，跟他在中环吃饭聊天该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他那时期已经常常出国，跟熊先生认识得早。他的悼文说，熊秉明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读哲学，毕了业公费留学巴黎，继续研究哲学，两年后忽然放弃快拿到手的学位转去做雕塑，白桦于是称他为“带哲学走向艺术的人”。
　　过份现代的艺术品我看向来吃力，尤其那些毫无传统涵养和传统技巧的取巧之作。熊先生的雕塑我说不上熟悉，只觉得意境高远，功力深厚，那幺现代的触觉竟然可以处处体贴传统的苦心，雕刀下几乎雕出虚谷的冷峭了。熊先生的散文和诗我的印象也深，格外留意他笔下那份永不褪色的真挚，那份善心的批判，那份豁达的哀愁。长期生活在异国的中国读书人道行深了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
　　长住美国的吴鲁芹先生告诉我说，他的心境往往就像竹箩的大闸蟹，绑得紧紧的，满身蟹膏蟹黄总要等到蒸熟了才算了断心中的千千结。他说的蒸熟了说的是定了稿的诗文。白桦说他和熊先生在巴黎一起吃过大闸蟹。大闸蟹是开餐馆的老鲁驱车带白桦到荷兰海牙去买的，整整一大箱的中国阳澄湖名蟹，地道得很。传说那螃蟹的祖先是一个中国海员带去的，到了荷兰不准登岸，随手丢进海水，从此年年繁殖，一到秋天，附近港湾全是这些毛蟹的子孙。
　　熊秉明先生在法国创下的艺术成就，遥遥呼应他父亲熊庆来几十年前在巴黎的学术光辉。熊庆来是中国数学家，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1913年到比利时读书，第一次大战爆发转去巴黎读中学、读大学。学成到清华大学任算学系主任，开设研究所，收了陈省身做研究生，请了华罗庚当助理员。1932年到瑞士出席国际数学大会，利用清华年假在巴黎完成《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论文，拿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熊庆来第一次到巴黎读中学的时候身染严重肺病，1949年再到巴黎开会做研究的时候患脑溢血半身不遂，凭坚强意志克服顽疾，用左手写字，七年中发表二十多篇论文和专着。他1957年回北京，文革受冲击，六九年去世。回顾父亲一生治学的艰苦，熊秉明有一首诗慨叹今日物质世界的过份丰美，现代人于是陷入一些缺陷：“缺少一点空白吧／缺少一点缺少／缺少一点小小的饥饿和渴”，他说。
　

七 十 年 前 那 场 火

华 盛 顿 的 U n I t e d S a t e s   H o lo c a u s t M e m o r I l   M u s e u m 是 美 国 人 为 悼 念 纳 粹 德 国 灭 族 暴 行 而 设 的 博 物 馆 。 这 几 天 ， 馆 举 行 纳 粹 焚 书 痛 史 大 展 ， 回 顾 一 九 三 三 年 五 月 十 日 发 生 在 德 国 几 个 城 市 的 文 化 暴 行 。 那 是 德 国 境 内 的 一 场 书 香 浩 ， 一 举 消 灭 了 暴 政 界 定 下 的 「 非 德 国 」 印 刷 品 ， 消 灭 犹 太 人 的 所 有 知 识 ， 消 灭 纳 粹 的 敌 人 的 所 有 作 品 。 听 说 ， 那 天 晚 上 ， 人 群 围 熊 熊 的 篝 火 把 一 堆 堆 的 书 不 断 往 火 扔 ， 火 光 染 红 了 黑 夜 的 星 空 ： 「 那 只 是 灭 族 暴 行 的 序 曲 ！ 」 人 们 说 。
华 盛 顿 这 场 展 览 的 主 题 是 抵 抗 仇 恨 之 火 ， "F I g h t I n g t h e F I r e s o f H a t e" ， 沉 痛 回 顾 七 十 年 前 那 天 晚 上 发 生 的 一 切 ， 展 示 美 国 人 对 那 场 浩 的 省 思 。 看 过 展 览 的 人 说 ， 展 览 厅 响 起 J o s e p h G o e b b e l s 在 柏 林 主 持 焚 书 大 典 的 演 说 ， 跟 是 大 火 惊 心 的 录 象 和 撕 书 动 魄 的 情 景 ， 一 幕 幕 重 演 的 是 历 史 狰 狞 的 嘴 脸 。
焚 书 大 典 上 发 表 演 说 的 那 个 戈 培 尔 是 一 九 三 三 年 希 特 勒 上 台 后 的 宣 传 部 长 和 国 民 教 育 部 长 ， 一 次 次 用 造 的 故 事 去 粉 饰 魔 政 发 动 的 侵 略 战 争 和 种 族 主 义 兽 行 ， 一 九 四 五 年 苏 军 攻 占 柏 林 之 后 自 杀 死 了 。 我 在 〈 犹 太 灭 族 文 学 缀 忆 〉 提 到 的 那 个 伦 敦 犹 太 老 人 研 究 过 戈 培 尔 的 罪 行 ， 六 十 年 代 给 《 每 日 电 讯 报 》 写 过 一 封 读 者 投 书 驳 斥 一 篇 论 灭 族 暴 行 的 文 稿 。 他 给 我 看 过 那 封 投 书 ， 也 告 诉 过 我 一 两 则 戈 培 尔 造 谣 惑 众 的 故 事 ， 说 是 他 叔 叔 正 是 Holocaust 之 前 就 给 戈 培 尔 间 接 害 死 的 ： 「 我 叔 叔 在 柏 林 的 大 学 教 历 史 ， 烧 书 之 后 跟 我 婶 婶 说 ， 书 都 在 我 脑 子 ， 烧 不 掉 的 ！ 」 我 这 几 天 正 在 读 潘 耀 明 刚 寄 给 我 的 李 慎 之 《 风 雨 苍 黄 五 十 年 》 。 李 先 生 在 一 篇 写 顾 准 的 长 文 引 用 一 九 七 ○ 年 元 旦 顾 准 听 说 自 己 在 北 京 的 藏 书 散 失 之 后 所 写 的 日 记 ： 「 即 使 这 些 书 全 部 丧 失 ， 我 也 写 得 出 东 西 来 。 」 他 说 。 「 一 个 人 ， 用 全 生 命 写 出 来 的 东 西 ， 并 非 无 聊 文 人 的 无 病 呻 吟 ， 那 应 该 是 铭 刻 在 脑 袋 中 、 溶 化 在 血 液 的 东 西 。 」
顾 准 二 十 上 下 当 了 上 海 立 信 会 计 学 校 教 授 ， 是 中 共 老 党 员 ， 做 过 华 东 军 政 委 员 会 财 政 部 副 部 长 、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长 兼 税 务 局 长 ， 一 九 五 二 年 三 反 五 反 后 期 因 为 「 目 无 组 织 ， 自 以 为 是 」 受 批 判 受 处 分 ， 大 名 上 了 《 人 民 日 报 》 头 版 头 条 ， 从 此 没 有 好 日 子 过 ， 妻 子 自 杀 ， 子 女 散 了 ， 独 自 啃 冷 馒 头 钻 图 书 馆 以 至 于 死 。 我 没 有 《 顾 准 文 集 》 ， 从 李 慎 之 引 用 的 好 几 段 文 字 ， 我 读 到 的 是 一 团 团 的 怒 火 ， 炽 热 得 近 乎 空 泛 的 吶 喊 ， 教 人 心 痛 。 就 在 论 顾 准 的 三 篇 文 章 之 前 ， 正 是 李 先 生 送 别 钱 钟 书 的 〈 千 秋 万 岁 名 ， 寂 寞 身 后 事 〉 。 他 说 ， 那年 夏 天 他 去 看 钱 先 生 ， 钱 先 生 给 他 看 了 新 写 的 那 首 〈 阅 世 〉 七 律 ： 「 阅 世 迁 流 两 鬓 摧 ， 块 然 孤 喟 发 群 哀 。 星 星 未 熄 焚 余 火 ， 寸 寸 难 燃 溺 后 灰 。 对 症 亦 须 知 药 换 ， 出 新 何 术 得 陈 推 。 不 图 剩 长 支 离 叟 ， 留 命 桑 田 又 一 回 」 。 焚 余 的 星 星 之 火 还 没 有 熄 灭 ， 戈 培 尔 式 的 谎 言 在 历 史 的 殿 堂 上 回 荡 。

一代人的气韵
　　牛津出版社的林道群转来北京九洲出版社黄明雨的信，要我同意他们从我的旧作《英华沉浮录》十册中选编一本专谈语文的书。我不敢同意，也不想同意，写了一封信告诉这两位年轻人说我不能同意。我不认识黄明雨，他的名字很漂亮，信也写得诚恳，说今日大陆人人只看到市场经济的好处，满脸功名利禄，爱学外文不注重中国话，好好编印这本书该是好的。
　　辜负明雨的热心，我有点过意不去，不得不请他原谅我。我说我对文字的看法不断在变，到现在还在求变，过去的论点尤其未必全对，再搬出来也许都过不了我自己这一关。再说，「老年之时，戒之在得」，今后写作要比过去加倍用心，不为名利，只为自遣，这样舒服些。做了一辈子的文字工作，深深觉得做得好是性情带出来的，做不好也是性情拖垮的，没有一份天生的文字因缘，硬教硬学都枉然，不如留满脸的功名利禄实际得多。
　　詹德隆写〈Babyboomers〉说李欧梵写出他最喜欢的几部荷里活电影，其中八成竟是詹德隆也喜欢的片子：「这不可能是巧合，只可以说是同一年代的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属于我们的年代」，他说怪不得名人传记都爱用Amanand his times做附题。这正是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常常提醒自己的现实。人老了要服老，要安于自己的年代，要以自己的年代为荣，要守住自己年代的本份，不必指望下一代人跟你的脚印走，这样才可免遭「寿多则辱」的那个「辱」字。
　　明朝人胡应麟论盛唐、中唐、晚唐的诗风说：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板桥霜」。张渝在论石鲁画艺的那篇〈气势对气韵〉说，学者们认为中唐以后的「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这也许跟中国文化中神化了气韵很有关系。我六十年代在香港跟张纫诗女史学写旧体诗词的时候常听她说气韵，那时不懂，现在好象懂了。
气韵之说其实是自赏的孤芳。上了年纪的人总觉得他那一代的人才有气韵，下一代人没有。我想那是骗人的。我相信每一代都有不少带气韵的人，这些人在马背上看遍了茅店月色和板桥残霜，到了乌啼时分忽然有些感悟，有些寂寥，枯坐逆旅静听阶前点点滴滴的雨声，心中一怔，那叫气韵！这样的心路历程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有了孤独的性情才有，没有孤独的性情终归没有。
画家萧惠祥说，一九六○年秋天他在山西大同街上看到一位很美的妇人，他要求画她，她扭身走了。他一路跟她走，走过好几条大街小巷，最后跟到那妇人的家：「记得有个木栅栏挡，我硬闯了进去，死皮赖脸地画了她。那妇人皮肤白如凝脂，高鼻梁，如同希腊雕像，脸上简洁极了，没有一丝多余的条，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看过萧惠祥的线描画，画得生动极了，每一笔都藏气韵，那气韵原来是那样死皮赖脸追回来的，黄明雨你说这怎幺教得出来！

黄仲涵的小夜曲
       
    写顾维钧写到他的第二位夫人黄蕙兰，写到黄蕙兰的父亲爪哇糖业大王黄仲涵，顺笔写了我父亲早岁跟过黄仲涵做事的旧闻。上一辈人八十多年前的故事，只能写点我稚龄听到的片段，细节是没法拼得出了。爱看掌故看闲书的老朋友说，他早年看过一本讲糖王的书，说的正是黄仲涵，可惜陈年往事追忆不出头绪来。
    我父亲六十年代来过香港好几次，这位老朋友看到我父亲给蔡思果、南宫搏写字，也要了一幅。他说他觉得我父亲这样的旧读书人总会留下日记札记记点民初南洋见闻，也许还会写写黄仲涵。我说我手头只收存父亲零星几《燕庐札记》，写的都是故乡旧事，偶涉南洋的段落大半是写友朋饮宴唱和，还有一部分是写我八舅父月融先生珍藏的书画文玩。这些札记似乎都是三十年代的笔墨，黄仲涵过世了，父亲自立门户也好几年了，建源岁月显然遥远了。
    　这篇《顾维钧的一九一九》换来了很多传真和电邮。一位老前辈说小时候在上海见过黄蕙兰，长得挺漂亮，可惜洋脾气洋派头大得很。我在杂志上看过她的照片，不很清楚，只记得厅堂华丽，人也雍容，听说她在伦敦住得最久，难怪洋化。一位刘先生引了三十年代英国报纸对顾维钧的称赞，还推荐我读Hui Lan Oei写的《No Feast Lasts Forever》。Oei是「黄」的闽南音；我真想读这本书。另一位林先生的电邮也说起黄蕙兰的《没有不散的筵席》，说是顾黄二位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结的婚，不是我文中说的一九二○年。还说黄仲涵送给女儿的嫁妆是北京一座洋房，据闻是陈圆圆的故居。昨天高先生来信附了一份黄仲涵资料说：「家父五十年代开米铺，也做南洋土产，与建源公司有来往。你文中说的小城，想是爪哇不算小的三宝吧？」高先生说对了。黄仲涵一九二四年七月在新加坡病逝，五十八岁，遗体运回他出生的三宝和他父亲安葬在一起。我小时候去过的黄仲涵墓园墓穴并排，该是他与元配的双冢。那座山又暗又深，他父亲黄志信或许葬在山的另一边。
    　三宝是古城，明代郑和去过，登岸落脚的山洞辟为古庙，香火鼎盛，我说「小城」诚然可以商榷，说是大城怕也不太贴切。有趣的是黄仲涵这位侨生竟在这座古城掀起惊世风云，先是靠荷兰德国专才巩固他的企业，发了财不许荷兰殖民政府吞掉他的王国，死后后人秉承他的遗愿到上海开酒精厂，八年抗战给日本人没收，胜利后国民政府对黄家大加敲诈，说他们是汉奸；到了中共执政，先是优待建源公司，一九五六年还是逃不掉公私合营的命运，一九六一年黄仲涵和他的家族经营了九十八年的企业终于全盘瓦解了。
    我父亲当年常说黄仲涵一生爱国，捐大钱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战役，创办荷兰时代三宝最早的一间侨校华英中学。这间中学五十年代似乎已经左倾了，我回台湾升学那年，华英不少学生都回大陆爱国去，文革后期有几个游水潜来香港。往事如烟，黄蕙兰嫁给顾维钧也许是黄仲涵中国情最旖旎的一阙小夜曲了。

王世襄不必过谦
     
    那部《自珍集》又大又重又漂亮。星期天午后扛回家的还有两册《锦灰二堆》，全是北京王世襄先生新近出版的绝品。花了几个深宵一一读完，打电话向王老道贺。今年九十了，还在整理几部珍贵的古籍，说是王太太身子虚弱，住进医院疗养，他一个人在家，有个钟点佣工给他烧饭做家务。我劝他不要过份用功了，王世襄三个字早已经是中国文化艺术精致学问的象征，这一生的文稿也早已经成了稀世的善本和清贵的珍闻了，合该无憾！
    十几年前有一本杂志访问他，说他是放鸽家，是斗虫家，是驯鹰家，是养狗家，是摔跤家，是火绘家，是烹饪家，是美食家，是书法家，是诗词家，是美术史家，是文物鉴定家，是民俗学家，是漆器家，是明式家具家，是中国古典音乐史家，是中国第一玩家。真的，王世襄一辈子玩物玩出那幺大的贡献，响亮的名号终于成了中外仰慕的名牌，那是五十年代把他除名的北京故宫博物院没法想象的结局：王世襄成了比故宫还要生动的活故宫了。
    　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地位，这位左目已然失明的老人稍微淡了过去的谦卑，总结自己三十六种着述说：「有关明式家具两书，已被世界公认为经典着作。其它各种，也无一不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有益之书」。江山富了，欺世的欺世，盗名的盗名，王世襄那幺实的学问家实在不必再过份谦卑了。国家对不起他，让他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他说他没有自寻短见，没有铤而走险，没有自绝于人民，反而跟他身边的袁荃猷相濡以沫，坚守自珍。抗战胜利后他为国家收回千件重要文物，一九五二年「三反」时期他竟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国民党没有不贪污的，你是国民党派出来的接收文物大员，岂有不贪污之理！」他们送他进公安局看守所上了手铐和脚镣，十个月后查明清白带肺病出狱，文物局和故宫除掉他的职位。一九五七年他响应党的号召说了真话，成了出洞之蛇，打成右派，受尽贱视，连仰慕他的《髹饰录解说》的读者都不准去看他。
    　年前读王世襄的《锦灰堆》，我满心是故人夜雨话旧的欣悦，半点愁绪都没有；这回读《锦灰二堆》，我忽然格外缅念我尊敬的这位前辈，有些文字竟撩起我一丝难言的悬望，彷佛风雨畦田上目睹王世襄吟咏过的那几簇顽强的菜花。甚至静夜翻读那部丰美的《自珍集》，我也加倍惦念俪松居这对堂堂正正做人做事的老先生和老太太：「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
    那些赵李卿旧藏的铜炉，那些竹刻，那些葫芦，那件鱼龙海兽紫檀笔筒，那些书画，每一件都带国族的脚印和藏者的性情，说什幺也不该烙上罪恶的印记。书中溥雪斋的兰草行楷我看了尤其难禁伤逝之感。不就是张伯驹那样敦厚的老书生而已，六十年代常到芳嘉园去写字画画，王世襄夫妇有一次到他家去看他，他命家人提了电风扇去卖，卖得十块钱留客人共膳，还吩咐家人要熬「白菜，多搁肉」！那年红卫兵翻天翻地，溥雪斋牵弱小女儿出走，从此不见了。

顾维钧的一九一九

    我没想到这部电影这样好看。在书店我一眼看中那六个大字的片名：《我的一九一九》。那是中国现代史上如歌如诗如火如雪的年份，那是中国知识分子带血带汗带泪带笑的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列强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日本决意接替德国接管中国山东半岛的租借权利；北京爆发龙吟虎啸的五四运动；年轻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和会上断然说不，拒签和约，震惊世界：「中国人不能放弃山东，正如基督教徒不能放弃耶路撒冷！」他说。
    导演是黄建中。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陈道明演的《绍兴师爷》和《围城》我看过，演得卖力演不出持续的剧力。许晴的戏我也看过，苦苦的笑靥藏懦懦的欲望，生就一张村忠厚长媳的脸，灯光打得越暗她越入戏。演顾维钧挚友萧克俭的热血演员反而浑身肝胆，凡尔赛宫广场自焚那段戏注定动魄。也许是初春寒冷的巴黎向来洋溢末世的浪漫，也许是中国代表团住的大宅窗外总是飘萧萧的冷雨，陈道明一身顾维钧的楚楚衣冠还没有开腔已经是时代的华表了，何况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那些人物个个从历史的后院走出来，一声咳嗽一个眼神都呼应万里故国的松涛和波影。
    一九一九年顾维钧应该还在驻美公使任上，元配唐绍仪女儿唐宝钥前一年患西班牙流感过世。巴黎和会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看到爪哇糖王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的一张玉照，立时倾倒，翌年结婚，三十七年后离婚。五十年代顾维钧七十二岁那年跟比他小二十岁的严幼韵成亲，这位三太太一直陪他陪到一九八五年他九十九岁辞世。顾维钧总结他的三段婚姻说：唐宝钥给他带来顺畅的仕途；黄蕙兰的财富替他点亮他的外交生涯；严幼韵让他享受爱情和健康。
    我小时候常从大人瓜棚闲谈中听到黄蕙兰和顾维钧的名字。黄家就在我成长的小城发，我父亲早岁在建源公司跟过黄仲涵做事，有一年清明扫墓还顺便绕道带我们去看深山上黄仲涵那座汉白玉雕砌的墓园。八个妻子二十六个子女的巨富，我不记得我父亲写的墓碑上写出多少子孙的名字，也不记得女婿顾维钧的大名排在哪。我只记得那座墓园在参天的老树下森森然飘鬼气。
    巴黎和会是顾维钧暴得盛名的一次会议。电影拍出中国代表团内讧：代表北京政府的团长陆征祥受不了代表广州军政府的副团长王正廷的折磨病倒了。电影也拍出了顾维钧和王正廷之间的冰炭关系，拍出了施肇基遇事避席、王正廷临危推出政敌顾维钧上台答辩的权衡之计。陈道明演的顾维钧配音配了不少英语与法语，到了关键的那场演说，陈道明的表演迸出万钧剧力，可惜不演三十分钟的答辩全文，说的又是国语不是顾维钧回忆录记载的那「一口英美外交官往往都自叹不如的标准英语」。幸好陈道明的相貌真有三分像顾维钧，脸型再圆一点会更像。顾维钧毕竟是民国初年中国三位美男子之一，另外的两位一位是头号汉奸汪精，另一位是京剧泰斗梅兰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