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蠡在6月23日《中国产经新闻》上撰文说，今年是郑和奉旨七下西洋”的首航之年。而令人不胜扼腕的是，中国恰在此时禁海，官方航海活动也以郑和7次出海后戛然而止，直到清朝后期才在外患逼迫下新建海军。郑和的事业成了一曲500余年无后续演出的“绝唱”！
　　现在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从后来发生的历史及其教训看，似乎不那么值得“自豪”，却大大值得我们自省。
　　郑和曾说出一句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极富远见卓识的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他的这句话应与2500年前古希腊学者狄米斯托克利的预言有渊源关系：“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但无论是朱元璋的禁海或朱棣时的“七下西洋”，都不是突发奇想，而是为了维护已处于中国封建末期的皇权，是为了一家乃至一人之私权私利。600多年前的抑商禁海，正说明皇家对当时中国渐渐壮大的商人阶层的恐惧。明朝并未在郑和出海的同时废除海禁政策，普通商民仍不准出海贸易，违禁的处罚仍十分严厉。
　　中国由一个原本可成为海洋大国的国家，但由于自甘自愿退出15世纪开始的人类史上创造全球功业的竞争，郑和的短暂风光迅即黯淡，终于使中国在沉寂4个世纪后的鸦片之役开始，吃尽丧权辱国的苦头。
　　这样，中西方之间就首先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中国在十三、十四世纪即朱明王朝以后，就决定了走下坡路的前景，其后所出现的任何“盛世”景象，放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上看，都不免有虚幻的、孤芳自赏的一面。而由于先进却终于落后，由于灿烂而终于黯淡，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大体上都曾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怪圈。这很值得深思。

我觉得纪念郑和下西洋完全是一些媒体炒作，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这样的事完全可以理解，郑和下西洋本身没有什么讨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