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喜欢和支持！

普通百姓期盼一个能满足他们愿望的房地产市场，在那里，他们租得起或是买得起作为必需品的住房。然而，从房地产业的高增长、高涨价中的得益者只能是某些房地产商和房屋炒家。

　　引发涨价的多种因素

　　本来，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的增加，相对于不断扩大的需求而言，土地供给的稀缺会使房地产的价格趋于上升，当属一个经济体系内的正常现象。然而，尽管含有该因素的推动作用，但这几年国内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的高额涨幅，更多的是出自其他因素的作用。

　　首先，出自各地方政府的高价卖地。在现行体制下，土地的处置权由各级地方政府掌控。出让土地的收入早已成为当地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这意味着卖出的土地越多，价格越高，政府收入也就越多。而且，各地都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卖地越多，建的高档房越多，价位提升得越高，对当地GDP增长的影响也越大。因此，有的地方政府一直在运用行政权力，不断通过政府方面的开发规划和各种行政审批环节支持或纵容房地产业的扩张和提价。

　　其次，来自房地产商的垄断行为。当前的城市房地产业并非是可以自由进入、完全竞争的领域。作为开发商必须有从政府手里批得土地，从官办银行那里取得巨额贷款的非市场的行为能力。房地产市场由此形成了特殊的垄断结构。一方面，开发商可以人为地控制土地开发和商品房屋的销售进度，可以依靠控制供给量去提高价格。在开发商之间，开发商与销售商之间，可以共谋营造虚假信息、联手抬高售价，形成变相的价格联盟。另一方面，以居住为目的的普通购房者只能是垄断行为制造高价的接受者。房地产开发商们在将层层加码的高额成本转嫁给购买者后，还可以取得超高的垄断利润，使房地产成为国内第一暴利产业。

　　第三，来自市场上投资和投机活动对房价的哄抬作用。近几年来，一些地区的商品房投资和投机需求不断地膨胀，这与广大普通中低收入者，特别是那些要靠数十年积蓄才能“购买一套够住的房子”的消费者不同，诸如“温州炒房团”、“山西炒房团”一类的投资和投机性购房者是为了在短期内从飙升的房价中通过抛售获取暴利。据媒体报道：在上海的一次参与抽样调查的25个小区居民中，有26．55％的购房者是在投资或投机。长三角主要城市的这一购房比例也高达20％上下。北京市商品住宅投资性购房比例为17％左右，其中29％的房屋短期内倒手转让，23％用于出租，48％空着留待价格上涨后再行出售。这类投资和投机活动成为推动房价过快上涨的又一重要因素。

　　此外，还有大量注入银行贷款的作用。但凡涉及房地产方面的投资和交易都需要巨额的资金，其中的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无论是政府征地卖地，开发商的买地、建房，还是消费者购房，囤积炒作者的买卖，无不大量依靠银行贷款。据悉，房地产项目中银行贷款比例一般都达到70％～80％，有些房地产公司甚至是缺乏自有资金，完全依靠贷款的空头公司。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开发商和炒作者用的、赚的主要都是银行的钱，是缺少金融风险控制的银行贷款支撑着表面繁荣的房地产业。

　　谁受益与谁受害

　　上述列举的各种因素从不同角度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非正常上涨。那么，到底谁受益与谁受害呢？

　　请看，一方面，在房价的连年上涨中，今年的“《新财富》500富人榜”里，房地产业的富人财富占到23％，达到近1364亿元。其中，今年新上榜的17位房地产富人共增加财富185亿元，增幅达10．2％。另一方面，在国内一套住房的价格与家庭年可支配收入之比，一直明显高于国际标准的条件下，各地连年超过两位数的房价上涨又在加大着这一比例。须知实际生活中，大量低收入者的年可支配收入是低于年可支配收入的社会平均值的。这表明：在作为必需品的住房涨价中，谁是受害者。

　　有学者的“房地产发展是正常的”，“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它还带动着建材、水泥、钢铁等许多行业发展”的说法之所以难以得到认同还在于：当国内建材和劳动力成本远比发达国家低很多时，换算出的房价却比人家高很多的情况，分明是不正常的。而当众多百姓只能把他们绝大部分的收入和积蓄都用于买房子时，他们其他方面的消费与投资必然大为缩减。时下许多行业的不景气，扩大内需，难以收效也是由于高房价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失衡。

　　再看，国内银行贷款总额中有近40％进入了房地产领域，其中存在着相当比例的违规贷款和逾期未能偿还的贷款。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规模高速增长、价位高速提升的房地产业往往产生泡沫经济的结果，并成为制造银行不良资产的大户，会为社会种下金融危机的祸根。

　　普通百姓期盼一个能满足他们愿望的房地产市场，在那里，他们租得起或是买得起作为必需品的住房。然而，从房地产业的高增长、高涨价中的得益者只能是某些房地产商和房屋炒家。受害的则不仅包括那些必须迁离原居住地，拆迁补偿不够买房的居民；用半生以上的积蓄才可能买房的中低收入者；而且还要包括贷款银行和整体的宏观经济结构。

　　普通百姓欢迎宏观调控

　　针对房地产领域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已在近期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特别是国务院于5月份转发了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明确出台了多项平抑房价压制楼市投机行为的措施，包括：打击炒地、期房禁止转让、提高炒房的税赋成本、控制开发商利润及加大城镇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等。这些举措表明了中央政府希望扭转房地产业畸形发展的决心，也立刻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调控措施出台后，一些大城市中高价房的成交量减少，二手房挂牌量和提前还贷者增多，房价开始小幅下降，人们从中看到了初步的成效。不过，现实距离中央政府的目标和广大百姓的期望值还很远。宏观调控的最终结果如何？今后如何在体制上、基本机制上抑制以至消除如前所述的引发房价过快增长的因素，使房地产经济能在适应建立和谐社会的轨道上发展，仍是一番有待于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两年来，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闽东南等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家庭保姆短缺到大规模的企业用工短缺，都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不平衡的矛盾。随着社会经济和劳动关系的发展，过去的就业制度和用工模式、不同的就业形式与同等的权利和保障等各种问题日益突出起来。

　　在此情况下，6月2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八次中国劳动论坛在北京召开，以“民工荒”为主题，对如何解决好民工劳动就业和劳动供求问题进行了研讨。来自有关国家部委、研究院所和高校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上亿富余劳动力　为何出现“民工荒”？


　　“民工荒”这个频频见于报端的说法，在“较真”的学者们看来，是不够准确的，用“劳工短缺”或“民工短缺”更为合适。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研究员介绍，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其严重。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

　　在存在上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背景下，竟然会出现用工短缺现象，其原因值得探究。与会学者纷纷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调查发现，工资在700元以下的企业，招工就比较困难；700-1000元的企业招工可以勉强维持；1000元钱以上的企业招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据此，莫荣研究员认为，与其说是“民工荒”，更不如说是企业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不足。因为企业支付的工资被压到很低的水平并且长期保持不变，导致民工不愿意到这类企业工作。所以，民工短缺是市场的自然调节，而不是政策性的障碍。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张建武教授则得出了另外的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劳工短缺主要源发在珠三角地区的部分行业（如制造业），其直接原因是劳工权益的缺失，深层原因是这些地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缺陷——主要是由资方与地方政府就劳工权益博奕形成的潜制度。因此，重构用人单位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制度，维护劳工的合法权益，包括社会保障权、迁移权、教育权、人身安全权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更多的学者表示“民工荒”的出现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都阳副研究员指出的，劳工短缺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但中国目前出现的情况则较为复杂，既有短期经济形势变化、农业政策调整和经济结构变动等因素的作用，也有长期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产业升级和区域转移的因素存在。

“民工荒”的出现不是坏事


　　针对“民工荒”的出现，与诸多企业家们的愁眉不展不同，专家学者们大多持乐观态度，甚至有学者称，这是研究中国劳动关系几十年来最希望看到的。

　　莫荣研究员在其报告中对“民工荒”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做了系统研究，认为“民工荒”的出现反映出来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农民工群体正在开始形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力量，尤其是一部分年轻的“新民工”，与父辈相比，他们的生存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观念也随之变化。打工不再仅仅是为了赚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而是重在学习，重在发展，重在寻找新的机会。这对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说无疑是良性发展。此外，民工短缺还会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它催生区域间的产业结构转移，使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发展；有助于地方政府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反思当地的发展战略。

“民工荒”来了　如何解决？


　　虽然目前“民工荒”只出现在部分地区，还是一个结构性和区域性的问题，但随着投资转移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中西部经济崛起将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结构性和区域性的供求矛盾，使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德文研究员在会上做出了如上论断。

　　着眼于此，“民工荒”现象不可小视，正所谓“牵一点而动全身”，它的出现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形势的全局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民工荒”问题？复旦大学的许庆博士对上海地区外来劳动力问题的研究可以对解答这个问题作为参考。通过分析上海民工流动的情况，他认为2004年春节后从“珠三角”蔓延的“民工荒”对上海的影响不大，因为与2003年底约375万相比，上海地区的外来劳动力稳步上升，到2004年底达到了400万左右。这和上海市的有关管理部门对外来劳工的保护措施比较到位有关。比如，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拖欠工资的现象，上海市还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旨在保护外来劳工权益的劳动综合保险的措施，等等。这些都使民工的就业风险成本降低，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工。

　　有学者指出，目前学术界对“民工荒”问题的研究在对策分析方面还有待深入，希望能有所突破。


来源：人民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顺应历史发展变化、为推进“三个文明”建设做出的重大战略举措。结合实际，从中国汽车行业的长远发展看，从2004年4月起在全国集中开展的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就是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具体而迫切的内容。

　　治超限载从区域到全国，范围在扩大，力度也在逐渐加大，时间上也经过了多个年头，但总体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治理-好转-反弹-再治理”似乎已成为这些年治超限载工作可以预见的规律，也一直难以走出这样的循环，由此应从政府、企业、用户三者关系上认真总结与思考。

　　利益失调是超载超限产生的根本原因

　　双超由来已久，一直是个久抓未绝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高等级公路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公路运输产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超载超限也成为整个运输业的普遍现象。

　　2004年4月份，交通部、公安部、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由此拉开了全国治理双超的帷幕，各地分别出现了治理双超的喜人成果，另一显著的效果体现在载货车生产企业产销的节节攀高。

　　然而，时至今日，此次治超限载也未能摆脱“一抓就死，一松就乱”的历次治超限载都无法避免的怪圈，双超治理在各地又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由于用户观望也带来了今年1－5月份全国载货车企业产销受到影响。治理双超过程中产生的政府不满、企业无奈、用户抱怨等状况，虽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但其实这也是运输市场货物的运力与运量，道路的交通与管理，车辆的制造与使用，以及税费收缴和政府执法力度等诸多矛盾在运输环节的综合反映。

　　超载超限的原始驱动，无疑是利益根源。当前，与运输户利益有关的部门和环节主要有：1、政府管理部门，包括公安、路政和税收，主要向运输户收取办理车辆登记和管理的各种费用、公路通行费、违章罚款、税费等；2、汽车制造企业及销售企业，主要向运输户销售运输车辆或提供改装劳务实现收入；3、运输业务委托方，包括货源方或其他的委托者，向运输户委托货物运输业务，支付给运输户运输费用；4、公路经营企业或公路管理者，设立收费站点，向运输户收取通行费；5、同行业的竞争者，通过过度竞争压低价格，或者部分竞争者在不公平的环境中获取不对称的附加利益；6、非法获取利益的个人，主要有非法的个人收费与罚款、“路托”、“路霸”等；7、其他方面，包括加油站、车辆维修服务站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导致运输户利益严惩受损。从行业的整体角度来看，运输业和相关的行业或政府部门，整体亏损或不赚钱的可能只有运输业一方。因此，他们与运输业的利益关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正是这种利益关系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运输业普遍的超载超限。客观讲，产生超载超限行为的责任不仅仅在运输户一方。

　　缺乏有效的机制导致治理反复

　　我国《公路法》明确规定，汽车超载是违法行为。交通部也于2000年颁发了《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限制超载车辆上路行驶。从２００４年4月，国家7部委联合发文在全国开展货运机动车辆超载超限治理。今年3月份，由7部委增加到8部委就治理超载超限再次发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统一行动。但是，治理效果依然不理想。

　　纵观近年来政府部门的治理超载超限工作，为什么会陷入如此“怪圈”？我认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是出现治理超载超限恶性循环的关键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缺乏对运输用户利益的保护，正常装载不赚钱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分析近年来开展的治理超载超限，出台的许多政策重点集中在“卡”和“堵”上，而没有从利益平衡上做深层的研究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更多的是主要集中在车辆制造、路面运行环节，比如卡住超载车出生和堵住超载车上路，强调的是严格执法，使用限制和取消产品公告、超载卸载和罚款、取消营运资格等手段，约束汽车制造企业和运输户，这些措施大都比较具体和明确，但与产生双超行为的相关利益者分别应承担何种责任和权益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如运价偏低和通行费用过高的问题，政府部门如何规范执法的问题等约束条款较少，也不十分具体和明确。尽管从去年开始，政府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减收过桥过路费，规范执法行为等，但是工作依然艰巨，运输户的最终利益没有得到保证。尤其是作为货运市场主要货源的煤炭和钢铁，价格大幅增长，而运价反而跌到历史最低点，值得深思。

　　二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汽车生产和运输市场竞争环境。

　　从当前的汽车行业、运输市场和政府治理超载超限中发现的问题看，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完善，政府执法和行业管理中存在不统一、不规范和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加之汽车行业和运输行业存在的过度竞争，使得许多运输户和车辆制造企业处在不公平、不公正和无序的竞争环境中，在治理中也就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现象，比如：严重超载超限的车辆在某些地区畅通无阻，大吨小标的车辆在某些地区可以顺利挂牌运营等等。

　　三是治理超载超限没有建立起规范统一的长效机制。

　　近几年治理超载超限的主要方式是阶段性集中治理、区域性“歼灭战”和“攻坚战”，缺乏统一性、一贯性和持久性，使得超载超限沉疴难医。有些汽车制造企业和运输户则等待风头过后伺机而动。运动式的执法行为从某种程度上更让超载者有机可乘。

　　运输户想尽一切办法“适应”，汽车制造企业也不得已在随“市”应变以“满足”用户的“需要”。因此，从市场的角度和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治理-好转-反弹-再治理”的过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超载超限的产生和治理超载超限效果不佳是利益关系失调与利益平衡机制失效的综合反映，其实质是政府、汽车生产企业、运输户三者角力的结果。

　　构建和谐关系才是治理之本

　　综上所述，超载超限实际是社会发展中运输市场多种利益关系失调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一种不和谐现象，只有通过有效的平衡机制加以调节，建立相关利益各方之间的和谐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超载超限。那么，什么才是治本之策呢？

　　第一， 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节职能，利用行政、法律、经济的手段，对运输市场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指导。

　　具体地说，一是要合理减少有关公路货运的税费，进一步减少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环节，出台有利于运输业发展的措施与政策；二是适当调整运输市场的公路货运价格，交通运输部门和物价部门要根据燃油价格的调整以及市场的运力运量关系等因素，及时调整货物运输价；三是对具有高垄断性的公路管理和经营业务加强调控，使其收费处在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准，从而进一步减少运输车辆的通行费用；四是对运输市场加强管理和引导，及时调整运力与运量的关系，合理配置运输资源，对运输市场运用经济的手段适当控制，防止运输业过度压价恶性竞争。

　　第二， 政府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统一政令，严格执法，为汽车生产企业和运输市场营造出公平、公正和有序的竞争环境。

　　两级政府部门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根据宏观经济和汽车市场、运输市场的发展形势制定新的政策，进一步促进汽车生产企业和运输业良性健康地发展。比如，进一步完善和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对汽车制造、产品公告、路政管理、公安交警、交通运输等部门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建立健全汽车生产和货物运输行业准入机制，制止恶性竞争，规范汽车生产和运输市场的经营行为；尽快批准燃油税实施办法等。通过对法律法规的完善，从制度上加强对规范经营的汽车生产企业和运输市场的合法利益保护。

　　政府要在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基础上，统一政令，严格执法，坚决打击各种车匪路霸，强化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使治理超载超限等执法行为长期化。

　　第三， 企业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汽车制造企业必须从产品设计阶段开始就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在制造和销售环节也要严格把关，加强自律，守法经营，诚信经营。

　　第四， 用户应该在依法守法合法的前提下，合理追求自身利益，与政府和企业一道共同维护大家赖以生存的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用户要树立合法经营、合理获益、共存共赢和长期发展的思想。

　　只有找准了原因，抓住了治超的关键，政府、企业和用户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治超工作的根本好转，建立和恢复公路运输的良好秩序，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消除更多的不和谐因素，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早日全面实现。



来源：《经济参考报》

非常抱歉，这几天由于忙着复习、考试，没及时跟帖，不好意思！

7月4日中午，河北省易县政府招待所东餐厅发生整体坍塌事故，正在此集体就餐的40多名易县财政系统干部，只有部分靠近门口的人员逃出。坍塌已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既有县直机关工作人员，也有该县的基层财政所所长。

　　对发生在吃喝场所的这起坍塌事故，公众并不太关注究竟“死伤多少人”，更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房屋质量追问上，而是关注被坍塌事故所揭开的公款吃喝问题的“盖子”。

　　据介绍，遭遇此次坍塌事故的40多名人员，是在召开全县粮补工作会议后的集体聚餐。按廉政规定，机关组织召开的各种工作会议，家住本城区的与会人员都应无条件回家吃饭，来自基层的赴会人员也只能解决工作餐。那么，召开一个普通的会议，又为何要专门到县政府招待所集体聚餐呢？这显然就是借召开会议之机，利用公款进行集体性大吃大喝。

　　严禁借用各种名义搞公款吃喝，早就列入党纪政规，有的地方还出台了相当严厉的惩治措施，并且从财务监管上加以了严格地控制。可现实状况是，象财政部门这样的“权势单位”，即便长期“大会大吃、小会小吃、无会也照样吃”，却不仅从未受到过查处，反倒在比如“三讲教育”、“保先教育”等等政治活动中，做出“清正廉洁”的姿态。我就想，象易县财政部门，若非突然遭遇房屋“揭盖”之灾，恐怕公款吃喝的“盖子”永远也不会被揭开吧？

　　笔者注意到，这些年不断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很多部门单位，无不在理直气壮地自诩“勤政廉洁”，可让人很觉得不解甚至是讽刺的是：房屋坍塌就揭开了公款吃喝的盖子，车祸事故就揭开了公车私用的盖子，洪水冲刷就揭开了腐败大堤的盖子，火灾事故就揭开了建筑质量问题及安全监管漏洞的盖子，频发的矿难就揭开了“官煤勾结”的盖子，以及小偷入室盗窃就揭开了官员贪污受贿的盖子等。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很多已病入膏肓的问题，其实都是被掩盖着的，或者说都是在蒙蔽公众。只有发生事故“纸终于就包不住火”了，被掩盖着的肮脏才暴露无遗。这就更表明，有关部门对违纪违规现象监管乏力，治理手段软弱，甚至变相纵容。

　　象易县这起将公款吃喝行为“附带”出来的灾难性事故，有人说，其事故本身就是“举报信”。但笔者以为，这样的“特殊举报信”固然铁证如山，但被“举报”出来的个案也仅属九牛一毛，因而对全面整肃党纪政规是靠不住的。有鉴于此，纪检机关就要积极主动地去及时发现被掩盖着的违纪违规问题，并及时揭开捂着肮脏丑陋行为的盖子。如果，在那里坐等灾难性事故的“自动举报”，或者干脆视而不见，那必然造成问题成堆、积重难返的恶果。

考试若失去了诚信，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就这么一个无需置疑的问题，现实却作出了另一番回答。

　　考试制度的现代意义，再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人才选拔方式、一个教学手段问题，因为即便是封建科举考试制度，其制度设计者和承载者的最终目的也还是对政治资源的分配与占有，更何况知识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条 件下，一切考试都要落实到对社会各类资源的配置、占有与经济利益的分配、消费上。因此，考试制度当然也就会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诚信考试也就可以归为一个经济伦理学问题。

　　考试活动可以得到经济伦理的辩护，但要解决诚信考试问题，仅此经济伦理的要求还不够充分。由于考试活动业已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一项制度形式。因此，诚信考试必须要由考试制度来加以保证。由此，诚信考试还需要从制度伦理的角度加以分析说明。

　　制度伦理，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看，是指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并体现在社会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中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总和及其对制度本身的正当、合理与否的道德评价体系。从上述定义我们考察考试制度，就是对各项具体考试制度本身的正当、合理与否进行道德评价，以及对考试制度中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制度性道德体系进行研究。人们总是首先选择用于制度的根本道德原则，然后才能选择用于个人的道德准则———义务和责任。因此，要求诚信考试首先应从考试制度设计的道德性分析入手。目前，我们认为考试制度仍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陷：考试泛化、目的异化、形式陈旧化。

　　在市场条件下，考试制度应该是市场催生的结果，其既具有经济的合理性又可得到道德合理性的证明。但就目前社会各类考试来看，似乎只能由政府部门来要求并组织考试。由于从国家到地方政府机构林立，如教育、人事、劳动以及各个行业部门等等，因此形形色色的考试五花八门。由于考试缺乏市场机制的作用，因而也就出现了只注重考试方式而忽略考试目的的现象，导致考试泛滥成灾。同时，考试泛化也必然增加全社会的考试成本，考试愈来愈不经济。制度的缺陷是某些伦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固然，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或抵御不道德所获的诱惑。但是，诚信考试应是应考者心性道德与考试制度道德性的双向契合，而后者更具基础性意义。所以，我们认为，诚信考试的关键是健全考试制度。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新华网7月6日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社评指出，美国重新武装日本，遏制中国，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美国的这一战略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早期驻日大使、日本史专家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曾经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最大胜利，就是永久性地解除了日本的武装。因此，如果现在人们说美国正在重新武装日本，那听起来恐怕是不可思议的。

　　然而，这就是目前的事实。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美国就开始重新武装日本。布什入主白宫后，这个进程在加快，现在已到了突破性阶段。

　　支持日本“入常”，是美国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最后一步棋。之后，日本就可扮演“远东英国”的角色，像英国那样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正常发展，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协助美国管理世界事务。

　　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

　　重新武装日本的标志性开端，是1992年日本通过《国际和平协作法案》，即日本可派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之后，美国政府多次敦促日本政府修改二战结束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从法律上废除武力、军队和军事技术不能出境的条文。

　　日本政府欣然接受了美国的“干预”，迄今为止已制定了21部有关安全的法律(其中最重要的9部是2004年制定的)，军费开支在2004年已达到全球第四、亚洲第一的水平，军队派到了伊拉克，加入美国导弹防御体系，等等。为避免亚洲邻国的反对，日本采取了隐形发展的策略。

　　布什和小泉执政后，美日间在军事合作上更加默契。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一直在鼓吹武装日本，因为这不仅可以扩大军售，也可以盯紧中国和朝鲜。他是明确把日本定位为“远东英国”战略的策划者。

　　加剧了中日紧张关系

　　到去年8月，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访问东京时大胆地提出，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摒弃和平宪法。

　　今年2月，美国政府几乎把重新武装日本的战略意图明朗化了，两国签署的新的安保文件，第一次明确将台湾作为“共同的战略目标”。

　　与其说是台湾被锁定为共同战略目标，还不如说是中国大陆。今年3月，赖斯访问东京时强调要“让日本动起来”对抗正在崛起的中国。她说，美日两国“已经选择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立场”，就是要“点拨、推动和说服中国”，甚至暗示，加深中日间的战略对抗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布什在访问欧洲时，对欧盟施加强大压力，导致欧盟至今没有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现在，美国甚至比日本更急切要其“入常”，目的是要日本间接而非直接地抛弃和平宪法。就如同德国那样，在科索沃战争中以北约名义出兵作战，从而突破了德军不能出境的禁区。

　　朝核威胁和“中国威胁”是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理由。美日两国热炒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拉姆斯菲尔德对中国军费开支横加指责，背后都有这个目的。五角大楼即将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也旨在凸显“中国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关系近来变得日益紧张。1月，自民党大会号召党员继续参拜靖国神社，建立更加牢固的防卫体系；2月，日本把自卫队派到钓鱼岛；3月，日本呼吁欧盟不要对华军售解禁；4月，日本政府通过右翼新版教科书。

　　日本终极目标是摆脱美国

　　在美国的推波助澜下，日本的军力发展得很快。西方军事分析家认为，日本已具备制造核武装置、精确制导和核运载系统的能力，其核技术能够制造先进的热核武器。日本的H-II和H-IIA火箭、军用卫星系统及空中远程加油技术等，都能保证其精确打击目标，现在只缺装备一支核潜艇舰队的能力。

　　对日本的重新武装，美日有围堵中国的共同目的，但也有各自的盘算。美国想要日本加入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设中，目的是要得到日本在资金和人力支持，并把第一军团从华盛顿州调到横滨驻守，以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

　　日本则希望加入核武俱乐部，逐渐摆脱美国的核保护伞。自民党要撕掉1947年在麦克阿瑟司令部起草的和平宪法，基本目标是“建立日本自己的宪法”，最终把美军赶出日本领土。这也许是美国没有看到的一面，甚至是日本重新武装的终极目标。

　　十五年前，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就曾警告说，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掌内阁之后，日本中断与美国的盟约，继而自行发展军力的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现在来看，这一先见之明正在被事实所印证。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