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锫坚=文 2005年10月1日



李敖的大陆之行，给我们一个了解台湾历史嬗变的契机。台湾之所以有纷繁复杂之格局，李敖之所以有众说纷纭的表演，都可从历史中找出一些伏笔。五十年来对于台湾的政治意识起过较大定调作用的论述，大概主要是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

黄锫坚/综述

李敖的大陆之行，给我们一个了解台湾历史嬗变的契机。台湾之所以有纷繁复杂之格局，李敖之所以有众说纷纭的表演，都可从历史中找出一些伏笔。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应于它所面对的内外环境，会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论述，一则藉以澄清它所必须处理的政治问题，二则藉以凝聚关于政治价值的共识。这种论述的发展与演变、积累，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集体意识的历史，对于其成员的自我认知与迈步方向有相当的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钱永祥认为，五十年来对于台湾的政治意识起过较大定调作用的论述，大概主要是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

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这条思想脉络也许可以折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起承转合。


《自由中国》时代

“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来台湾，一直到国民党政权落到李登辉手上，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漫长时期。如果说台湾有过一股自由主义力量的话，这个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国民党而生存、也因为国民党的失势而消失。”钱永祥说。“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雷震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开始筹备《自由中国》的杂志。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

从创刊始，《自由中国》半月刊一直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无论是誉是谤，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关于自由主义，他的阐述非常精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这些理念无不体现在他的行为选择中。这里简要提及他和国民党、和《自由中国》的瓜葛。

总的来说，胡适与蒋介石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又不失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几乎不接受政府的官职。惟一的例外失抗战爆发后，胡适为赴国难，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底，国共内战进入战略性的转折阶段，解放军即将进入北平，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等北平学人南下。尔后胡适赴美讲学。

1949年国民党迁台后，随着局势逐渐稳定，胡适于1952年11月及1954年2月，两次应邀来台讲演。而此时中国大陆正发起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以清除胡适思想的影响。

1958年4月，经蒋介石力邀，胡适同意来台定居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推动学术研究。在台北的最后五年，胡适主张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湾发挥影响，并鼓舞出新的实践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并肯定雷震联合李万居、高玉树等本省人士组织新政党的计划。

雷震等人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自由中国》的初衷，是宣扬自由和民主，对抗共产主义。一开始，蒋介石、陈诚均同意这种做法，甚至提供实质支持。但雷震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思想和理论层次，而非权力之争。他衷心相信，多党制、代议制度、反对党监督等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人士却认为，这套体制不仅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反而提供他们进行分化渗透、遂行颠覆阴谋的空间。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迁，双方思想和见解差距巨大，彼此冲突在所难免。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十五篇社论，提出反攻无望论，指出国民党借反攻大陆神话而一党独大，为所欲为，残害人权，浪费民族时光精力。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励台湾能够出现一个反对党。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寻求总统三连任动作。蒋介石当过两任总统了，按照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能再当第三任。

而蒋经国则发动多次言论的批评，包括用军方刊物批评《自由中国》。50年代末，雷震开始跟本土的政治精英接触，组建新政党。1960年他终于遭到逮捕，国民党为其所陷构的罪名是“包庇匪谍”，《自由中国》亦遭到停刊的命运。（见辅文：不容青史尽成灰）

在1950年代，《自由中国》奠定了台湾日后谈论自由主义的基础，其主要诉求是宪政民主。钱永祥指出，当时的《自由中国》已经涉及到日后台湾政治上所有的问题，而且都讨论得很彻底。比如，有了一部宪法，要不要按照这部宪法去实行？有了一套司法体制，要不要容许这套司法体制独立？还有宪政法统、反对党、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军队的关系、党与教育、司法的关系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台湾到了1980年代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自由中国》从1950年代就开始谈论。

从1949年创办到1960年停刊，《自由中国》前后11年，开启了台湾的自由主义思潮。

雷震与殷海光

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和殷海光是奠基者和启蒙者。

雷震青年时赴日本留学，并于1917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研究宪法学与政治学，接受现代民主理论的训练。在政治方面，他经验老到。1940年代，雷震深受蒋介石信任，从抗战末期到行宪之初，历任参政会、政协及制宪国大的正副秘书长职务，负责各党派的沟通协调，并参与制宪工作。即使到了台湾以后，他也几次去香港，与香港的“第三势力”进行沟通和斡旋。

殷海光没有雷震那样的复杂背景，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斗士，有很强烈的信念，很狷介的人格，在《自由中国》里扮演理论家的角色。

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学。其后曾任《中央日报》主笔、金陵大学主笔。1949年赴台，8月离开报界，被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聘为讲师（1958年升为正教授），11月担任《自由中国》编委。

除了为《自由中国》撰写过多篇逻辑严密、观点犀利的社论和书评、论文，他还翻译了海耶克（大陆译为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1953年开始在《自由中国》连载。

殷海光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问题等时政，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在1960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曾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乃时势所趋。当时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也因为常激越的批评时政而且执政当局发生冲突。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后，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为禁书。

此后，殷海光进入书斋，潜心进行学术研究。1966年1月，其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由文星书店出版，7月被当局以“反对传统文化精神”等罪名查禁。台湾大学也由于受到当局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1967年，哈佛大学邀其前往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当局也不允许其出境。不久，哈耶克教授来台湾访问，当局也禁止殷海光与之晤谈。而且殷海光的生活起居也受到监视。殷海光不堪如此身心双重折磨，1967年不幸罹患胃癌，两年后病逝。

　　殷海光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台湾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知名哲学家、作家、史学家，如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思想的指引。

谁都不放在眼里的李敖，对殷海光却非常尊敬。他说，“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惫，蛟龙气质，已经像丁尼生笔下的《荷马史诗》英雄，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自由中国》是1949年冬天创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后11年，殷海光在这11年间，真是蛟龙得水……”

李敖写道，“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为这种反省的成功，有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第二要无政治野心。有知识，才知道大江东流挡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无政治野心，才能维护理想主义的标准，不把自由民主当做争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当做一种目的。我认为殷海光最有这两个条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国》的表现上最出色……”

《文星》与李敖

1957年创刊的《文星》杂志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直到1962年前后，李敖在上面发表《播种者胡适》等文章后，才在台湾各界引起了轰动。胡适去世时，《文星》杂志纪念胡适的专号卖了三版。从此以后，《文星》成为了台湾最重要的文化刊物。李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65年《文星》遭查禁，次年李敖本人的作品《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传统下的独白》等书也开始被封杀。

钱永祥回忆说，“当时我正好刚开始念书，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等，在学生圈里震动很大，好象眼睛一下子睁开了，那时的李敖是文化英雄，没话说的！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大一些的那一代人，形成很大的冲击。”

钱永祥也是殷海光思想的追随者。当年他在台大哲学系读大四时，与陈鼓应、王晓波等老师一起，抗议白色恐怖，被校方以“大过处分”严惩，又被带往“警总”关押六天。这是震惊中外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前奏的一个小小插曲。而今日，他的研究专业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另外也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尤有独到的观察。

钱永祥说，那时的李敖站在现代化的角度，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批评者，他不太谈论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基本上是站在现代化、西化的角度，其中有不少自由主义成份。

“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这是外界对李敖的总体评价。

而中国大陆的李敖研究者陈才生认为，李敖是中国台湾当代一个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文人，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从梁启超、严复、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以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发展。李敖是在《自由中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而且他有自己的思想，这些思想有继承胡适、殷海光的部分，也有超越前贤的地方，而且他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李敖也曾拿自己和胡适、殷海光比较。他说，“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

　　1965年12月，《文星》杂志停刊。1968年1月出现的《大学杂志》顶上了空缺。其中的胡佛、杨国枢等都是刚留学回来的社会科学家，在学生中间有一定的影响。1973年元月，该杂志因内部成员复杂，意见、立场不统一而停刊。1975年创办的《中国论坛》则以《大学杂志》旧人为班底，集结了1970年代与1980年代学成回国的自由派的中年、青年学者，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力。后来，在1987年台湾解严的前后，发挥了很大的舆论、学理功能，对青年学生也有一定的启蒙式影响。

但钱永祥认为，“从《文星》到《大学杂志》，基本上属于强弩之末，这个强弩之末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对社会的影响不大，而是说他们自由主义观点的陈述，都是从《自由中国》继承而来的。他们添加了现代化、现代主义、社会科学之类的新主题与新的语汇，但是就政治论述的基调而言，仍然承继的是《自由中国》。”而《中国论坛》“和《大学杂志》一样，就论述的基调、开启的议题、运用的思想资源和概念、设定的价值几方面而言，我觉得《中国论坛》仍然没有超出《自由中国》的论述范围。”

《台湾政论》标志台湾自由主义开始转型

钱永祥指出，1975年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出版了一份刊物《台湾政论》，由康宁祥、黄信介主办。在这之前，《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都是外省籍的知识分子办的，而《台湾政论》是近代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由本土籍的政治人物来主持一份刊物，对政府进行批评。它是台湾整个“党外运动”的第一声。虽然它很快被禁掉了，可是此后发生了许多事情，比如19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

钱永祥将1975年至1985年称为“转型期”。1975年是一个转折点，代表本土籍的政治人物出来，带出了一大批在国民党统治下成长的年轻人，这批人在政治上有强烈、坚定的信仰和兴趣。 而从1985年以后，台湾的自由主义开始受到国族主义的强大压力，台湾自由主义也失落了批判的方向。

他说，中国自由主义一向简单朴素，道德性格高过政治性格、思想性格，一直到殷海光都是如此。这样的自由主义，只有在面对着一个没有民主正当性又实施高压政策的政权，才能最发挥它的作用，激发它去对这个政权做出批评。一旦政权拥有民主正当性，比你更具有道德光环，这种自由主义就找不到批评的立足处了。

他引用哈耶克的话说，“民主所能回答的问题，只是政治的权威或政治的权力从哪里来？从选举来，人民投票给你。民主解决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政治的权威，或政治的权力，来自人民。哈耶克接着说，自由主义的问题，问的不是政治的权威或权力从哪里来，而是这种政治的权威或权力要受到什么样的限制。今天假定台湾百分之九十九的民意用投票通过一个法律，要求将爱滋病的患者统统消灭掉。虽然你有百分九十九的民主正当性，但是因为你已经超出政治权力所能够做的范围，你侵犯到了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个法律注定是无效的。当然，这个是个极端假设性的例子。”

看到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困境，我们不得不回到胡适。他在1948年所写的短文《自由主义是什么？》中说：“基本权利是自由，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



参考文献

我是谁？：台湾自由主义的身份危机－－钱永祥访谈
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两种政治价值的反思 钱永祥
台湾思想：自由传统起落兴衰 张弘 新京报 2005年7月29日
《岁月台湾》 秦风 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寻胡适历程》余英时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适评说八十年》 子通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李敖档案 窦应泰 编著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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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
是报纸上的文章，不会写得太长太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