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

苌苌=文 2006年10月9日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推迟颁发了一个星期，因为一个叫奥尔汗·帕慕克的土耳其作家，评委们觉得他的书太畅销了，想了想，把奖颁给了品特。之前我还以为好作家和畅销书的矛盾只是中国特色呢，可真的有矛盾吗？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帕慕克1998年的一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小说讲述了一则历史悬疑故事。59个章节，每个都不太长，作者采用了多角色多角度的叙述方式，书中每个人物轮番上阵对着读者说话，从没有两个角色说话方式是重复的，而且各有各的幽默。十几个角色，大部分是人类，也包括一只狗，一棵寂寞的在雨中哭泣的树，一匹曾经载着忧伤的公主们出嫁的马，或者是一种颜色，比如红。所有这些声音就像一部交响乐，为我们构建出400多年前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生活场景。

小说的开始就很戏剧化，第一个声音来自一个死人，刚刚被谋杀的高雅先生。讲述他被谋杀后的样子和当时的心情：“在这场痛楚中我知道自己难逃一死。顿时一股不可思议的轻松感涌上心头。”杀人者在书中匿名出现在“人们将我称为凶手”的章节，直到结尾前，没有人知道谁是凶手。这是个谋杀悬疑故事，但也是本哲理小说和爱情诗篇。

故事以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高雅先生和谋杀他的凶手，都是细密画的画师。主要角色还有姨夫——画师的领头人和他的女儿谢库瑞，他的外甥，名字叫黑的小伙子。黑爱上了谢库瑞，但是俩人不能在一起，于是黑离开这座城市，12年后他返回家乡，谢库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在战争中失踪了，而她的小叔子正对她垂涎三尺，寻找凶手和谢库瑞的命运成为小说的两条主线。

帕慕克邪灵般的想象力，让你下意识地留意到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别。这也是本关于艺术和现实的书。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美？艺术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它背后所隐藏的危险。对波斯人的细密画，帕慕克有华丽细致的叙述，这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是个陌生的领域，但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吸引人，比如讲到细密画师画到最后把自己眼睛画瞎了就算得道成仙，因此有的人甚至刻意追求失去视力，因为只有等他们双目失明，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因为那匹马已经在他心中了。”

死去的高雅先生提醒人们：“我死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的阴谋，极可能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小说的中心思想讲的是新旧世界的对立，深刻的思考使它有别于一般的通俗文学作品。传统与变革，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守旧的复制者和欲图将西方模式带进这个国家的革新者之间的对立，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凶手（超过一个）正是后一种人。小说像是一则寓言，浓缩了许多社会价值和宗旨，细密画者为了历史传承而牺牲个性，而同时，西方世界讲求透视技法和富有个性的艺术，随着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而逐渐成为统领世界的审美标准。市场决定艺术家（也包括所有人）能不能继续画，而不再是他们为之服务的统治阶层说了算。

书中有大量关于艺术的辩论，讲到在那样一个宗教国家艺术产生的模式——从模仿到创新之间不共戴天的矛盾，当时艺术家的生活景象和地位被作者生动地刻画出来，具有画面感，环环相扣的情节引人入胜。下笔之前，作者做了6年的调查，沉浸在当年的文学作品和细密画的海洋中。政治和宗教也是书中重要的部分，但并不枯燥。一些关于痛楚的描写令人过目难忘：“我开始用尽力气痛苦地哀号，如果要画出我的号叫，那它就会是绿绿的颜色。”有意思的是，当危险来袭的时候，艺术家们似乎早已准备好接受酷刑。

谢库瑞的命运扣人心弦，曾经有过的浪漫情怀在生活的磨砺中消失殆尽，最后她的择偶标准变成给两个孩子找爱他们的父亲，“谢库瑞已经准备好，用尽努力，去爱任何一个好丈夫。”好在她的结局是令人欣慰的，结尾的一段暗示，她的一个孩子奥尔汗将转化成为了这部小说的作者。

尽管有这么多复杂的元素，小说仍然给我们提供了愉悦的阅读体验，行云流水如秋天落叶般的叙述，大概是它畅销的原因。作者对雪似乎有种非同一般的感怀，前两年他写的一本小说，干脆就叫《雪》了，在“我的名字叫黑”的章节中，作者写道：“雪轻柔地落下，我失神地望着东飘西荡的雪花，脑中昏乱地想像自己生命的种种……我就是如此离开了蹄铁市场，来到苏莱曼清真寺的一个地方，望着雪片飘落金角湾。”

在伊斯坦布尔，帕慕克正是在一个可以俯瞰金角湾的公寓里写他的小说。同时可以收入视野的还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角湾交会点上一座辉煌的建筑——托普卡皮皇宫，以及横跨欧亚的大桥。那栋公寓由他的家族建造，后来卖出，成名后他又买回了其中的一套。

1952年，帕慕克出生在土耳其一个富豪家庭，爷爷是土耳其铁路的开发者，他的父亲和叔叔们整日争吵，变卖祖产，但一家人的生活仍属上等，父亲从商，是个不成功的诗人——典型的二世祖，因为太早结婚生子而放弃了去巴黎的梦想。到了奥尔汗他们这一代，就出了几个喜欢艺术的孩子，奥尔汗·帕慕克从小对绘画很有天赋。他父亲对他说，“那你去学建筑吧，”“他觉得那是一回事儿。”帕慕克后来谈到他去年去世的父亲时说。当时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地位很低，“他们总搞不清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每天都是醉醺醺的样子。”帕慕克说。而工程师是最受尊崇的事业，甚至比宗教还重要，“宗教是穷人的信仰，我小时候只去过一两次清真寺，是我家的佣人带我去的，当她想找人聊天的时候。”但是到了60年代，宗教的势力开始增长，信教的政治候选人总是比不信教的得到更多的选票。

宗教成为权利集团争夺利益的工具，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当帕慕克第一本小说出版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保守党和和把伊斯兰价值观作为政治基础的穆斯林正整日唇枪舌剑。“他们都想拉拢我，尽管挺可疑的，但销量却噌地一下上去了。”帕慕克开玩笑般地对西方媒体说，但据学者们分析的原因，是他小说中对现代土耳其人心理世界深刻的体察和准确的描述使他脱颖而出。

帕慕克从小在土耳其的美国学校接受教育，但在1970年代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可与阅读《资本论》比起来，他更享受读维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从建筑和一个记者学校（代替服兵役）毕业后，便立志写小说，虽然不喜欢他的选择，但不代表家里不予支持，一直到32岁，都是父亲供养他。1982年，他的第一本小说出版费劲周折，只卖了2000本，“因为我那时不怎么和文学出版界的人来往”，后来，帕慕克的小说销量神奇般地以几何级数增长。

到《我的名字叫红》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期待已经超过好莱坞大片的首映，这个小说赢得了法国文学、都柏林文学奖和意大利卡佛文学奖，三大欧洲文学奖项。现在帕慕克是欧洲最核心的三个作家之一。但从35岁后，他再也没有从土耳其得到过任何奖项。“随着我的书销量的上升，土耳其文学界对我的好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几年他们甚至根本不关心我书的内容，而是为书的商业行销手段争论个不停。” 而土耳其的政党们也发觉他其实是个烫手的山芋。

而西方人又喜欢给他贴上“土耳其”的标签。“当你在那个世界写作，你的国籍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写一个爱情小说，人们会觉得是人类的爱情小说，可我写的就成了“土耳其的爱情小说”帕慕克说。有一些作家，像纳博柯夫，昆德拉到了西方，放弃了原来的国籍，甚至语言来写作，这在文学界是很时髦并且挺受推崇的一件事，但是帕慕克觉得他很难做到这样，他说更享受于住在他小时候住过的房子里，也许他早已发现那自由不过是黄金的棺盖(北岛诗语)。一个小小的插曲是，当出版社购买这部小说中文版权时，作者提出的要求是，一定要从土耳其语翻译成中文，不得使用别的语言版本转译。幸运的是，出版社找到的从未翻译过小说的土耳其语学者沈志兴的文笔很不错。

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有个小孩就叫奥尔汗，作者说那个角色就是他自己，他把自己小时候和孤独的母亲相处的经历写进了小说中。帕慕克一直对历史题材感兴趣，并享受于把自己嵌入其中。现在人们提起帕慕克，总是爱把他和几个文学大师相提并论，来显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语种作家在文学界的重要性。帕慕克并不回避他的师承，他说他从托马斯·曼的身上学到了写历史小说的秘密是细节的组合，并且让他乐在其中；从卡尔维诺身上，他知道了想象力和历史本身一样重要；从艾柯身上，他知道了一个关于谋杀的小说也可以写得很优雅。但他学得更多得是尤瑟纳尔，那些篇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她就是活在那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