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5-10-31] 来源：中国经济网 作者：郭宇宽




  3年前，傅聪———这位中国最早的“肖邦钢琴比赛”获奖者、已故翻译家和文学家傅雷之子感慨道，“我已不再是《傅雷家书》中的小孩子喽，老夫今年六十八，望七了！”我们还在捧读《傅雷家书》，《傅雷家书》中的傅聪却渐行渐远，自成一“家”。只是从未忘记父亲早年的教诲：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在用钢琴语言领悟音乐中寻求人的基本价值。5月3日，钢琴大师傅聪将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奏他最拿手的肖邦和海顿钢琴作品。

  傅聪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8岁半开始学钢琴，9岁师从意大利指挥家和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梅帕器。1946年梅帕器去世后，傅聪基本上是自学。1948年随父母迁居昆明，中断了学琴。1951年跟随苏联籍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琴一年，因老师迁居加拿大，又迫不得已勤奋自学。1953年与上海交响乐队合作，弹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获得巨大成功。同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钢琴比赛中获第三名。1954年赴波兰留学，师从著名音乐学学者、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并于1955年3月获《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三名和《玛祖卡》最优奖。1958年深秋以优异的成绩于华沙国立音乐学院提前毕业。1958年底由于历史原因移居英国伦敦，一直到1979年4月，才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

  1959年初，傅聪在伦敦皇家节日大厅首次登台，与著名指挥家朱利尼成功合作，自此傅聪的足迹遍布五大洲，只身驰骋于国际音乐舞台，获得“钢琴诗人”之美名，已故德国作家、诗人、音乐学学者、评论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尔曼·黑塞撰文赞颂傅聪，称“他完美无疵的演奏技巧表露无遗，就是考托(Cortot)或鲁宾斯坦(Rubinstein)也无法超越，他的演奏不仅是最卓越的，而且是肖邦作品真正的诠释者”。

  当代三位钢琴大师玛塔·阿格丽琪、莱昂·弗莱歇尔和拉杜·鲁普为《傅聪的钢琴艺术》(激光唱片)的小册子撰文说，“傅聪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他对音乐的许多见解卓尔不群，而且应该作为年轻一代音乐家的指导准绳。”还评论说，“傅聪是个伟大的天才，生来具有音乐天赋，而且具有奇妙的演奏技巧，傅聪还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他能和古典作品的大师‘心心相印’地混成一体；因此傅聪能成为我们时代的音乐大师之一。



  从没想过要做什么家

  记者：采访之前听很多人谈到过您脾气很倔，不轻易接受采访。见面后，您给我的感觉却很随和平易。

  傅聪：不是我不喜欢讲话，而是太喜欢讲话。我工作很多，很吝啬时间，但一问我问题，我感兴趣就忍不住回答，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记者：我看到了一个细节：您在演出前还仔细地看了一遍乐谱。

  傅聪：那个作品是最近才学的，所以有点儿紧张。不过，即使是弹了一万遍的作品，对于我也永远是新的。我经常在上台以前看看谱，发现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然后尝试去实现。

  记者：刚才听到您说紧张，如果这个词是说小孩应考，倒好理解，但用在您身上……

  傅聪：紧张是来自我对作曲家的责任感。对我来说，作曲家的每一个愿望都在他的曲子里表达出来，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待《圣经》一样，或者可以说音乐就是他的宗教。

  记者：不过很多人对您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音乐，而是被傅雷先生耳提面命。很多人了解您，都是通过《傅雷家书》。

  傅聪：哈哈，人们都忘了我已是70岁的老人，好像我还是个小孩儿。不过，有时我自己也感觉，身边的年轻人好像都比我大。这里我特别声明：《家书》不是一部作品。我父亲是作家，文笔很好。有些人说他写《家书》时就准备发表，真是非常荒谬。《家书》后来跟公众见面，只是历史的偶然性。凭良心说，《家书》我很少看。因为一翻《家书》，我就不能自持，就整天若有所思，很难再工作下去。可是《家书》里的话都已经刻在我心里很深很深。

  记者：那么，父亲真正启发您的是什么呢？

  傅聪：《家书》中，我喜欢爸爸讲艺术讲人生。譬如，“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又比如他讲“孤独”的那段，我永远忘不了：“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父亲说：孩子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这也是我父亲的那颗赤子之心。父亲朴素、简单，可他有真正的人的尊严。有段时间他内心非常痛苦，很多话只能跟我交流，但我却不能完全体会他的心境……

  记者：《家书》也体现了一位父亲的质朴感情，傅雷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却不断提醒您不要在音乐中投入太多情感，要注意音乐和生活的平衡。

  傅聪：这里不仅是关心，还讲在美学上能入能出，达到感情和理智的平衡。我年轻时很感性。另一方面，他也主张一个人要对很多东西感兴趣。我虽然花在琴上太多时间，但实际上并没违背父亲的想法，因为我对世界所有事情都是永远关心的，并不是做了音乐的奴隶。

  记者：您父亲说过，与其做个不上不下的艺术家，不如做个好的木匠。您那时非常勤奋地练琴，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呢？

  傅聪：我对物质的需求很有限。父亲也为此高兴，觉得我身上真正有了中国人乐于清贫的精神。我从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家，不过是爱音乐而已。我和很多参加比赛的青年钢琴家谈话，觉得他们虽然有些人很有才能，但还是有点急功近利，希望马上就得第一。实际上全世界每年几千个第一，就算得了也不一定能成名，开过十几场音乐会也许就消失了。所以我总是跟他们说：音乐是一种宗教，真是爱音乐的话，你在音乐上的满足感应该是音乐本身。因此我想强调一点：假如你幸运地得到了承认，千万不要忘记那是成功，而不是成就。

  祖国融入了我的血液和梦

  记者：您的东方气质非常浓烈，而您所选择的钢琴则是西方乐器，所弹奏的也是西方的音乐作品。您怎么在两者之间平衡？

  傅聪：我从没有觉得要在西方音乐里硬加一些中国的成分，假如有，那是因为我流的是中国人的血，身上有很多中国文化的烙印。有很多欧洲音乐界的朋友都说，只有中国人才会这么理解音乐。

  记者：可是您体现出的是一种微妙的融合。换了别人，也许会是一种冲突。

  傅聪：回过来说中国的诗吧。我从小热爱李后主和李白的浪漫，也很喜欢陶渊明，但这两种喜欢不太一样。一种是远距离的欣赏，另一种则是有共鸣。性格上我最接近的是肖邦，可是人的精神境界也有很多层次，尤其因为中国文化的熏陶，很难解释。事实上所有伟大的创作，都是浪漫的也都是现实的。

  记者：您是不是曾经在《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里找到了共鸣？

  傅聪：我父亲翻译过这本书，所以我很早就看过。我觉得它恐怕是近代国外文学作品里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书，因为它代表着中国最需要的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宣扬了个性解放。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为这本书所感动、所鼓舞，让你觉得有一种力量去与社会的压抑对抗。

  记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读者会觉得这个人物缺少了一点老子、庄子那种东方的智慧。

  傅聪：那当然，本来就不是东方人写的作品，象征的是意大利地中海文明的那种恬静清明的境界。但是单纯从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经历而言，会引起中国人的共鸣。你感觉他就像一条河流，初期很窄，但是激起的浪花很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河面越宽阔，也越平静。

  记者：我记得您和您的父亲都强调东方艺术所能表现出来的“华”，和西方艺术家所表现出的关注是有差别的。那么您在演奏中怎么传达这种“华”？

  傅聪：“华”无法具体分析解释。我第一次面对某个作品，必须得有强烈的感受，才能作出分析。但经过一个阶段，我会一时找不到那种直觉，这是最艰难的时候。这就是艺术的升华：一定要有强烈的感受，一定要有很冷静的分析；最后一定要忘我，才能达到那种境界。我不敢说我已经达到某种境界，但我一辈子都在那条路上追求，自然而然的。这就是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气质。

  记者：刚才您谈到割不断的中国气质，我就想到跟您很像的音乐家肖邦。他在漫长的漂泊过程中，身边总带着个银杯，可以说那是维系他与家乡的纽带。您也长时间在异乡漂泊，那么祖国或者家国，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傅聪：我想文化的成分远多于一般的风俗习惯。对我来讲，祖国是土地、文化、人民，她融入了我的血液和梦。弹奏伟大的作品是造化记者：您承认，如果纯粹谈技术，您也许还比不上那些从3岁开始练琴的青年。那您怎样看待一个钢琴艺术家的技术和“华”之间的辩证关系？

  傅聪：这一点我能够说的很少。因为学琴学得晚，加上天生手的条件不是太好，所以学得很辛苦。这次回国和我弟弟比了一下手，他的手张得开，灵活性远远比我好。可是我相信，最主要的应该还是心里的感觉。假如心里能听到那个声音，就算手不如别人灵活，也照样能做到。

  记者：您说您12岁才开始练琴？

  傅聪：不是。我从8岁半开始，到11岁学琴又中止了。17岁正式开始学琴，18岁第一次在上海演出，一年后我去波兰留学，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时还不到20岁。

  记者：您那次就拿到了比赛的第三名。这简直像是神话。17岁才真正练琴，恐怕很多人连勇气都没有。

  傅聪：的确。不过历史上也有先例。波兰一位曾经做总统的钢琴家，真正下功夫练琴也是十七八岁以后。那时他到维也纳找名师，大师说太晚了没希望。可是他发奋努力，有了了不起的音乐造诣。我听波兰人讲他的故事，他常说：“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朋友知道，三天不练琴听众知道。”这话我觉得对极了。

  记者：像您这样的长者，应该只要让自己快乐就行。可现在您还是这么勤奋，每天练琴8个小时以上，而且还经常组织音乐会。为什么这样苛求自己呢？

  傅聪：我父亲说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精神。”艺术里的完美你要心里有数。施纳勃曾说，伟大的音乐你永远不可能达到，你的演奏永远不可能像作品那样完美。对此你心里有数，可你还是孜孜不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去追求，追求过程中有一种无穷的乐趣，你每一分钟都会发现新东西，而且这还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啊！对我来讲，音乐中永远有新天地让我去发现去追求，即使以前弹过的作品。

  记者：多年来您受国外的艺术熏陶，回国演出时，文化氛围的差别应该很大，在这种碰撞中您感受到了什么？

  傅聪：当然，有些国家的听众水平比较高。比如俄国，特别是过去，音乐对他们来说是唯一的寄托。我记得40年前在列宁格勒演出，结束后有很多听众通宵达旦地和我讨论音乐，有说不完的感受。所以，我认为艺术家有责任去创造他的听众，而不应该是相反。有些听众对音乐不太理解，那是因为他们过去没有机会听，基础不太好；但假如演奏的人有虔诚的心，一样能够吸引听众。对我而言，每一场音乐会，如果10秒之内我感觉不到整个音乐厅都跟着我一起呼吸，我就认为我失败了，或者说我还不够虔诚。不管音乐怎样，只要你有这种精神力量在里面，就一定会传达出去。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人间词话》里说：“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演奏者也是如此，让人觉得合情合理，同时又要具有创造性。所以我只讲大课，不愿教私人学生，因为怕学生模仿我。我的一辈子都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特别最后一句是很重要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记者：这是您60多岁以后的感悟？

  傅聪：基本从小在家就有如此感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求“立功立德立言”，都有一种情绪，生怕自己才华埋没于后世。他们的所谓不朽，就是一个名。虚荣人人都有，我不敢说自己没有一点点名利思想，但是我很讨厌这个。记得小时候上音乐课，教室的墙上挂了些伟人的画像。也许很多学音乐的人看了就会想：将来我在音乐史上留下一个怎样的位置呢？但我认为有这种想法，他本身就不是真正的音乐家。 像舒伯特，空前绝后的大音乐家，才活了31岁，却写出了多少伟大的作品！他的创造来自心中，从没考虑过将来是什么地位。贝多芬则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看得更重。这一点上我更喜欢舒伯特。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不同作品的不同性格，我就想到了有人谈文学：少读《水浒》，会让你好斗；老看《三国》，会让你老谋深算。您觉得您的音乐经历，有可类比的地方吗？

  傅聪：十七八岁时我特别喜欢听一张唱片，好像叫《爱之死》，喜欢得发疯，天天要听，而且喜欢在暴风骤雨的晚上听。我父亲后来还把唱片收了起来，怕我上瘾！现在听的是贝多芬的后期，他给人的感觉像慈祥的长者；莫扎特很特殊，就像仙人一样，洞察人间万象，对人的理解到了最细微之处，简直不可捉摸；而贝多芬非常幽默，那种人情味、那种智慧，有一种返老还童的调皮，是他们陪伴我，让我在孤独中感受丰富。

郎朗和李云迪之间，我较欣赏后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