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ribeng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当晚日军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ribeng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ribeng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
在1927年夏，ribeng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ribeng）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
从1929年起，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三省先后秘密组织了四次“参谋旅行”，侦察情况，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ribeng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ribeng陆军大臣南次郎在ribeng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做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ribeng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ribeng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ribeng）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1931年，ribeng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ribeng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
“9.18事变”的全过程
从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爆炸柳条湖铁路、向沈阳北大营发起进攻开始，到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辽宁锦州、2月5日占领黑龙江省哈尔滨为止，可以把”9.18事变”分为三个阶段：
从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关东军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继而进攻北大营，到第二天上午完全占领沈阳城，是第一阶段；
从9月19日到9月25日，日军基本控制辽宁、吉林两省，是第二阶段；
1931年9月25日以后到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是第三阶段。
“9.18事变”前的东北军
1928年6月，ribeng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死了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原想趁张作霖刚死、东北群龙无首之机夺取东北。但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化装成士兵由华北迅速返回沈阳，接管了政权。使ribeng关东军的阴谋破产。
1928年底，集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以此为标志，蒋介石实现了对全中国名义上的统一。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展开中原大战。蒋介石兵精粮足，冯玉祥军风彪悍，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张学良先是坐山观虎斗，后来明确支持蒋介石，率军入关，占领华北，抄了冯玉祥的后路。冯阎两军溃败后，蒋介石把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地给了张学良，张学良还收编了冯玉祥手下大将宋哲元的部队，给了这支部队一个29军的番号。
“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地区驻兵20万人。如果再加上象29军这样的收编部队，人数就更多了。
当时的东北军经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两代经营，坐镇中国北方六省两市，在全国各路诸侯部队中，是仅次于蒋介石军队的人数最为众多，装备最为精良的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陆军中还有装甲部队。”9.18事变”爆发后，日军仅在沈阳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等。可见张学良东北军的家底有多厚！
正是由于张学良有这样的家底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支持，年纪轻轻，便当上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但是，客观地讲，张学良东北军的战斗力在各路军阀中，不能算强。只能排在蒋介石中央军、两广部队、冯玉祥西北军之后。这与东北军是土匪出身有很大关系。
张学良东北军当时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张学良本人不是李宗仁、白崇僖，他手下既没有何应钦、顾祝同、陈诚那样的大将，也没有宋哲元、吉鸿昌、孙连仲那样的战将。原来有个郭松龄，还因造反给杀了。东北军担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张作霖一起占山为王的老土匪。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学良当时还没完成对东北军上层的新老交替。
关东州和关东军
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将旅顺口、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并将此地取名为关东州。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日俄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关东州及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后改名为南满铁路）以及相应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ribeng。ribeng随后便成立了相应的殖民机构，并派军队驻守，这支军队就叫关东军。
所以，简单地说，“9.18事变”之前，关东州，即旅顺口、大连湾一带3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南满铁路及铁路两侧数公里之内的区域，是ribeng的租界地。关东军就是驻扎在关东州及南满铁路的日军部队。关东军司令部设在旅顺。
“9.18事变”之前，关东军部队有一个师团（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六个铁道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另外，其他可动员的军事力量还有侨民中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
“9.18事变”的策划者及策划过程
“9.18事变”是ribeng关东军中以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分子在ribeng军部和关东军上层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并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ribeng驻朝鲜军司令官等军国主义分子的协助。
但ribeng天皇、政府和军部一贯实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著名的田中奏折和1931年6月ribeng军部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都把中国东北作为ribeng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
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当时都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石原是中佐（中校），其他两人是大佐（上校）军衔。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１９２８年１０月，石原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１９２９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１９３０年６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这次“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开始。其后，经过一系列的谋划、演习，最终形成“9.18事变”的完整计划并得以实施。ribeng人说石原的谋划和坂垣的实干，成就了”9.18事变”。
土肥原贤二在“9.18事变”前３０天调任日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实施”9.18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但他为”9.18事变”做了3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在事变前查清了ribeng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即所谓“中村事件”，为关东军以所谓“自卫”名义发动“9.18事变”提供了一个借口；二是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是发动“9.18事变”的中心。三是土肥原于1931年11月3日前往天津，成功说服了一心想复辟大清王朝的满清逊帝溥仪前往东北，为关东军第二年建立伪满洲国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