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的第二阶段
9月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21日，驻吉林省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敌，所部大多归降，日军第2师团主力进占吉林。同日，ribeng朝鲜军增派的混成第39旅和两个飞行中队进抵奉天，支援关东军作战。
至9月25日，在一周时间内，日军便迅速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余个城市和12条铁路线。基本控制了辽宁、吉林两省。
9月19日，奉天事变情况被报告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国民党大员们慌作一团，急电给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回宁主持一切。9月21日，蒋介石从“剿共”前方回到南京。面对日寇赤裸裸的侵略行径，依然采取不抵抗政策。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除了决定9月18日为中国国耻日，23日全国下半旗哀悼奉天陷落外，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措施去抵抗日军的侵略、收复失地。
从9月19日到25日，日军继续侵占辽宁、吉林各地时，蒋介石、张学良仍然没有组织任何抵抗、反击，而且居然连表面文章、文字游戏都不肯做一下。
有些为蒋介石辩护的人说，蒋介石在“9.18事变”发生后没有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的手令，是张学良自己不抵抗的。但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在9月19日奉天陷落之后，ribeng关东军侵占东北的意图已大白于天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尽管是名义上的），守土有责，天经地义要组织抵抗。抵抗后战败撤退，与不抵抗白丢国土，对于一个国家政权、军队和领导人来讲，绝对是两个不同概念。
如果蒋介石下令抵抗而张学良没有执行，那是张学良不抵抗。但是，从9月19日到25日，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坚决抵抗、不许后退、反攻收复失地的命令吗？没有！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过酌情抵抗、相机行事的命令吗？也没有！
那么，蒋介石下过什么命令呢？9月23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既然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那东北军还怎么抵抗，抵抗就得有冲突。你给东北军下了一个“对日军避免冲突”的“严格”命令，然后又说我没命令他们“不抵抗”，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
对于日军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的解决方法是“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
在“9.18事变”前，“不抵抗”只是内部指示，但在“9.18事变”爆发后，“不抵抗”竟然成了国民党蒋介石公开的国策（尽管换了个名词叫“避免冲突”）！
“9.18事变”发生后，ribeng政府的态度
ribeng军部在1931年6月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是打算在1932年，经过准备之后，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ribeng当时的若榇内阁对于关东军发动的“9.18事变”基本持反对态度，9月19日，ribeng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ribeng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9月25日，ribeng代表在“国际联盟”宣布了ribeng政府的方针：１）ribeng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２）ribeng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ribeng居民；３）ribeng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但关东军的军官们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ribeng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违令派出3万驻朝军队增援关东军（ribeng驻朝鲜军只有两个师团，3万人）。
由此可见，由于关东军是自行策划、发动的“9.18事变”，事变后遭到了ribeng政府和军部的反对，处境很孤立。但由于蒋介石政府在“9.18事变”发生后竟然公开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关东军得以迅速控制辽、吉两省，并且在毫无危胁的情况下，从容地在东北各地招降纳叛，巩固占领成果，并策划进一步侵占黑龙江省。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9.18事变”的第三阶段
1．关东军暂停军事进攻
到1931年9月25日，日军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十二条铁路。基本完成了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控制。这样的战果连关东军自己都难以相信。但这时，两个难题摆在了关东军面前：
其一.在辽宁的东北军大都撤到了沈阳以南的军事重镇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之众，继续进攻锦州，关东军兵力不足。
其二.吉林以北的黑龙江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贸然进攻黑龙江，怕导致苏联出兵。
所以，关东军就此暂时停止了进一步进攻，一方面巩固取得的战果，同时对东北军政官员开始招降纳叛。
2．马占山江桥抗战
1931年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关东军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命张海鹏所部3个团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犯。10月中旬张海鹏部进至嫩江桥时，被当地守桥部队击退。守军为阻止日伪军进犯，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
11月4日，关东军第2师团等部队4000余人和伪军张海鹏部以掩护修桥为借口，向嫩江桥北守军发动攻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不顾蒋介石政府“对日军避免冲突”的命令，指挥3个旅又5个团共1.6万余人进行了江桥抗战，在江桥、大兴、三间房、昂昂溪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战至11月18日晚，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撤往克山、海伦，并在海伦组建黑龙江省政府，继续组织抗日。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马占山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胡子出身的马占山也因此名垂青史。
3．张学良不战弃守锦州
“9.18事变”后，张学良把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聚集在锦州的东北军达十几万人。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攻锦州，驱逐张学良。但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4次命令，严令关东军回军。这以后一直到1931年12月底，日军没有对锦州采取军事行动。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随即回师奉天，准备进攻辽西地区。此时，蒋介石已经下野，当政的孙科等国民党大员致电要求张学良抵抗。但张学良顾虑重重，最终选择了不战撤出锦州。1931年12月28日，关东军第2师团主力由田庄台、营口之间渡过辽河向锦州进犯，1932年1月2日，张学良部队完成从锦州的撤军。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张学良率十几万之众，不战放弃锦州，等于公开宣布东北军政当局放弃了东三省。此举极大打击了东北各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使日军可以集中力量北上打击在黑龙江抗日的马占山等人。这是张学良在“9.18事变”中最大的失误。而且这个失误与蒋介石无关！
4．哈尔滨陷落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命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攻,随即又从辽西调第2师团北上增援（关东军就那么一点人马，第2师团从南调到北，从北调到南，再从南调到北）。31日，以原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奋起进行哈尔滨保卫战。经五天激战，自卫军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随后,日军分兵向退守海伦的黑龙江省政府和退守宾县的吉林省政府继续进攻。
以哈尔滨陷落为标志，ribeng关东军完成了对东三省的军事占领。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扶植的傀儡、清废帝溥仪出任"执政"的伪满洲国发表"诞生"通电。至此，东三省沦为ribeng殖民地。“9.18事变”以关东军在军事、***方面的双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9.18事变”时采取不抵抗政策，这是无法改变、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只不过国民党当局一直把“不抵抗“的恶名挂在张学良头上。而大陆方面出于统战考虑，把不抵抗的责任全推到蒋介石身上。其实，不抵抗的责任应当由蒋介石、张学良共同承担。
1．蒋介石为什么不抵抗？
首先，不抵抗是蒋介石对待ribeng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一贯政策。
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到”9.18事变”，再到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蒋介石都是实行不抵抗政策。
1931年“9.18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只是损失更惨重而已。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手握重兵，却不敢抵抗几千ribeng干涉军，结果中国军民伤亡7000多人，蒋派去对日军交涉的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被日军割掉耳朵、鼻子、挖去双眼最后残忍地杀害了。
“济南惨案”后，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最终使ribeng撤了军，所以认为这是个“不抵抗”而获成功的范例，又把这个方法用到了“9.18事变”。但这次却大败亏输。
“1.28事变“时，由于19路军自行奋起抗日，使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没能贯彻执行。
其次，“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另一大原因。
“攘外必先安内”中的“安内”实际有两重含义，第一层就是通常所说的“剿灭”，这是蒋介石能放到台面上说的。另一层不能公开讲明的就是要削弱吞并包括张学良东北军在内的地方实力派。
“9.18事变”前后，蒋介石坚持对日不抵抗政策，就是怕与日军开战打乱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布署。
2．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
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除了他过份相信蒋介石，对日军企图判断失误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东路事件”的后遗症。
1929年7月，张学良东北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部署军队，强行以武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了中东铁路。11月，苏联集结重兵发起反攻，东北军两个精锐旅被歼灭。张学良被迫向苏联求和，中东路事件以东北军惨败而告终。
张学良在中东路战败后痛定思痛，知道与日苏这样的强国开战，如果得不到到中央政府的真正援助，倒霉的还是自己，所以不敢再轻易对日苏开战。张学良晚年在tai wan曾与友人谈起过“9.18事变”，他说如果没有郭松龄反叛，就不会有后来的中东路事件；没有中东路事件，也就不会有“9.18”的不抵抗。
“9.18事变”前，东北军在华北地区驻扎11万人，在东北三省驻扎20万人。而ribeng关东军只有1万人。即使把驻华北的11万东北军全部调回东北，如果实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照样沦陷。如果坚决抵抗，以当时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和财政补给，20万东北军还打不过1万关东军吗？
“9.18事变”后，驻北平的ribeng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9.18’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在满之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销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