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通往净土胡同12号

生命就这样流逝了。这是我前段日子给《三联生活周刊》10周年写的一点回忆。纪念图书没采用，我就放在这里再怀念一把。毕竟刚跟30岁综合症做完斗争。



    1998年9月到1999年3月，虽然在三联只做了半年时间，但我没想到对我人生的影响延续到现在。在这个散发着单纯的自我骄傲和被理想撩拨心弦的地方，我过早地破茧而出，我有了自己未来的信念，但我也忽略了这个世界复杂的一面。

    如今，我徘徊在通往净土胡同12号的那条路外的路上，我不知道当初我留下或后来又回去，我的人生会怎样？“你至少要在这里做上3年才能算一个真正地三联人，”用刘君梅的话来说，我算不上一个三联人，只是一个曾经在这里刨过一锄头的过客。但我在这里有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职业生涯得以启动。


                            一

    1998年7月的一个下午，我带着向往兴冲冲地来到净土胡同12号。朱伟办公室的门开着，我在门上敲了一下，说：“我想来实习。”朱伟抬起头脸带怒气地看着这个卤莽的乱闯者，回答地干净利落，“你和我预约了吗？我们不要实习的。这里每个人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说完他就低头继续刚才的工作，而我被臊得扭头就走了。

    那时的我，有的是被向往燃烧起的热情。我不怕被拒绝，也不会死心。到了9月，我看到周刊上招聘记者，就把简历和作品寄了过去，没过几天，就接到了苗炜的传呼，让我先和邹剑宇见面聊聊。当时邹剑宇和高昱夫妇合租住，就在我学校附近。

    于是，我虽然还在上学，但有了这辈子第一份每月800元工资的工作。后来，苗炜告诉我，这次招聘有30多人来应聘，其中一半是被朱伟骂走的，另一半是自己受不了走了，就我一人留下了。这是我第一次心里有某种成就感浮现出来。

    那时，最怕看到的就是朱伟骂人，因为担心自己也难逃一劫。同事们的渲染，早已让我如履薄冰。他们告诉我，此前闫琦和刘天时就是被骂的哭了，一气之下走了。但我在那半年时间里，并没被朱伟这样气急败坏地骂过。不过，他黑着脸批评稿子的样子，让我至今想起，还心里忐忑不安，如在眼前。

    朱伟几乎是没让任何人的稿子一次就通过的，分别只是改动的大小。所以，每当我交了稿子，就开始在资料室那边忐忑地等待判决。资料室的吴老师就经常“安慰”我说，“别担心，连高昱都被他骂哭过。”那时高昱已成为三联自己培养起来的后起中坚力量。

    在当时，我、王珲和任波是最低级别的“后生”，我们经常在交稿后聚在一起交流并等待朱伟的召唤。朱伟看稿时，办公室的门是关上的，我们3人在无话可说时，就会一起盯着那扇门。我们也早已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如果朱伟拿着稿子出来，面带挂上去的笑容，那这稿子就完了要重写；反之，黑着脸出来，我们就会庆幸只要改改就行了。


                              二

    那时，网络还没普及，我们在纸上写稿再由录入员录入计算机。办公室也就2台计算机，那是苗炜和邹剑宇打游戏的宝贝。而我们的新闻来源和资料收集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一上网，就解决了。那时，最有趣的现象就是星期一一早大家就早早的直奔资料室翻阅报纸找选题。

    在选题会上，每当谁准备不足，拿着报纸说，“这里有条新闻，可以做。”朱伟就会黑着脸问，“那你想表达什么写什么啊？”接不上话的会很尴尬。

    选题会一般开的干净利落。朱伟不让人说在他看来是废话的选题耽误大家的时间。他在这里有威严和他值得骄傲的东西。他经常在会上向大家通报说，“又有人给我要咱们的记者去做主编。”三联的确有很多人后来出去做到了主编——胡泳、闫琦、王锋、刘君梅、高昱、王珲、许知远还有我。

    周刊当时经费很少，根本没有出差的机会。1999年我快离开前，朱伟让高昱出差去郑州采访，成了周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

    当时收入也很低，但周刊有它难以表达的吸引力。像我、王珲和任波一个月加稿费最多拿1300元，朱伟施行的是不让大家互相知道收入的制度，领工资时，会计会把你工资条那一栏的上下用纸盖住，但大家私下还是会聊起，当时能拿最多的也就苗炜，不过也就2000多。但没人离开这里。苗炜曾被1万多的高薪骚扰，短暂离开过一周。我再看到他时，他又把腿翘在桌子上看《参考消息》做他主持的《声音》栏目了。吴老师告诉我说，“他还是喜欢这里。”时至今日，无论媒体行业释放出了多少诱人的方向和机会，那一批人也走的没省几个了，他还驻扎在那里，成为我们在远处怀念那段生活时，还可以看到和听到的一串风铃。

    即便是离开那里的人，还是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任波也离开后，我俩曾相约喝酒，当时我们充满了无限惆怅，很怀念那段艰苦而有充实的日子。

    据我了解，从三联出来的人，在操作杂志和做报道上，都还带有很深的三联路数。而我当时并不想离开三联，为了户口，我和《华声月报》签了约。

    被招聘进周刊后，我一直没敢跟朱伟说，我是双学位应届毕业生。当我不得不跟他谈这个问题时，他告诉我，“只有一个指标，而刘芳比我早一年来。”我和三联的缘分就此擦肩而过。

    当时，我很自卑地想，对于周刊“我一个全力做新闻的人，怎么就比不上一个搞编译的人更有价值。”我很看重朱伟对我的评价，但至今我也不敢去问他。当许知远（在实习）和苗炜做了一期封面离开后的一次选题会上，朱伟问苗炜“能不能让许知远以后再给周刊写点东西”时，我记得朱伟对许知远有一个评价，“这个人有小聪明。”


                        三

    在周刊能被激发出自己所有的潜能，但在那里还是会感到压抑和自卑。当刘芳最终选择去新华社后，高昱曾到学校找我，看我是否签了别的单位。从那种紧张的工作中舒缓出来的我，放弃了回周刊的机会。也是在那天，高昱跟我说起，他在周刊也曾感到自卑的事。他刚去周刊时，喜欢穿中山装，带个大黑框眼镜，留个平头，显得很土气，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高司令”。

    后来，朱伟曾叫人传话给我，让我回去，在提起我时，说“王勇至少还缺在周刊半年的锻炼”。事实似乎在应验他的判断。随后的几年里，我在传媒这个行当里跌跌撞撞地前行，但都总缺点火候。

    2001年3月的时候，我准备去正在创办的《经济观察报》做机动记者部主任。在去之前，我到安贞大厦见朱伟。我告诉他说，“我要去挣8000元了。”他说，“钱很重要吗？咱们这里都是自己挣的钱。”这么多年来，不管这个行业如何变化，朱伟都坚持稳步发展。

    那几年里，周刊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大，但发行量算不得大。不过，朱伟让大家往好的方面看。1998年时，他常说的就是“别人的发行量都在下滑，但我们的订户明年长了1300多。”

    朱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你看看你的稿子，值不值得读者花6块钱买。” 我在后来做主编时，也经常拿这句话问记者。

    周刊是一个能力至上的地方，干的了就干，干不了就走人，没有什么人情世故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这里让我们年轻人人忽略了世界复杂的一面。在以后的工作中，我遇到了太多的人情世故，要站队要会政治斗争，要夹着尾巴做人，这时，我会分外怀念在周刊的日子。苗炜他们脸上的那股单纯的骄傲或说傲慢，虽让人不易亲近和沟通，但我宁愿相信那是一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