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 林兵
在刚刚闭幕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备受争议的苏州博物馆选址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深切关注。为此，大会专门成立考察团进行调查，最终的评审结果是“由世界著名设计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取代原来不协调的医院建筑，是对周围状况的改善。此外，新馆的高度、层次和建筑风格对拙政园没有影响，不会构成对世界遗产地拙政园的损害。”至此，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了。此为贝氏建筑事务所建筑师的林兵对贝先生的访谈，读者可从中更好地理解贝先生的建筑理念和中国情怀。
贝聿铭简介
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中学读于上海。1935年被父亲送往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1940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理念，主导着贝氏一生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内庭，内庭将内外空间串连，使自然融于建筑。
1958年贝氏成立了个人的建筑事务所，开业以来几乎每有工程竣工，就受到建筑界的注目，获得荣耀。个人获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院金奖、日本帝赏奖和普利兹建筑奖。其中普利兹建筑奖相当于诺贝尔奖，是建筑界最高荣誉。
1.以人为本
林：作为国际知名的华裔建筑大师，您的中国文化背景对您的建筑设计有否影响？
贝：对我来说，建筑物的特殊功能要求及所处地点的人文历史是最重要的，远比我的中国文化背景重要。在法国设计卢浮宫时，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的中国文化背景，而是法国的历史和文化。我认为时间、文化、地点是建筑设计的要素。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的中国背景对我下意识的影响，但这绝不是刻意的。对于任何人文事物的认识总是有主观性，这是我所无法改变的。所以我的这种“中国影响”也应该是有主观性的。就建筑设计而言，最关键的并不是我的主观意识，而是设计课题的本身。
我有幸在世界各地设计建筑，它们的形式各异，而我却还是我自己。与其他许多“品牌”建筑师不同，我所追求的不是建筑的时尚和式样，而更注重于建筑所在地的情况。我希望通过充分深入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自然和地理条件等等，我能真正地达到“深入其境”。
林：您早期在中国接受了启蒙教育，而后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并长期在那里生活、工作，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您有何影响？
贝：中国出身对我的主观思想是有一定的影响，但那是比较微小的、内蕴的。特别在建筑设计中，这样的影响更少。我想我的思维中，“以人为本”可能是最明显的，这也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在。尽管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曾提倡了这一思想，但在其前后的西方文化以宗教为主，哥德式大教堂是为上帝而建的，并无人的比例和尺度。而东方文化更崇尚人文主义，以人为本。我认为建筑设计中人的比例很重要，我总是试图在我的建筑设计中做好这一点。
2.“苏州味”与创新
林：您是否能谈谈在苏州博物馆设计中的思想？
贝：关键是如何做到“苏州味”和创新之间的平衡，我们在“苏而新，中而新”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譬如我不用瓦片就是这个道理。和石材相比，瓦片易碎，又不易保养。我所采用的青色花岗石材既便于护养，又与苏州的粉墙黛瓦格外协调。另外，在建筑的高低处理上也做了一些文章。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也是苏州古城的一大特点。
大门的处理也很重要，大门要有气派，但又得有邀人入内的感觉。我记忆中的许多所谓“深宅大院”，包括我儿时玩耍的“狮子林”，大多是高墙相围，朱门紧闭。而博物馆是公共建筑，我想在这里用一些新的设计手法，让博物馆更开放一点，更吸引人。同时，游客一进大门，就应感受到堂堂苏州博物馆的气派。
林：您设计的博物馆很多，苏州博物馆的室内展厅与其他博物馆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贝：苏州博物馆有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功能要求。博物馆的功能当然是展示艺术品，设计者必须了解该博物馆的藏品如何，这就牵涉到了比例的问题。苏州博物馆的收藏以小件工艺品为特色，所以我正努力将建筑比例调整得更小一些，建筑比例应该与陈列物件相称。
另外，园林是苏州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建筑的造园历史可追溯到到千余年之前，《阿房宫赋》中的“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便是古人对建筑及园林艺术的描写。中国古画中的风景写意层层相叠，气势磅礴，却又不失人文之意。
中国园林历史之悠久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的，阿房宫建于公元前250年的秦朝，当时能与之相比的可能只有希腊和埃及。埃及建筑以祭祀礼仪类为主；希腊园林不多，且注重整齐；意大利也有古园林，但中西方造园手法有所差异，意大利园林艺术对西方建筑的发展贡献很大。日本园林的主要发展是在中国宋代之后了，他们注重抽象性和象征性，与中国园林也不同。我希望能在苏州博物馆的园林做出新意。
林：苏州博物馆紧贴中国名园拙政园，对于博物馆中的庭园您将如何处理呢？
贝：我认为园林将是苏州博物馆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就如建筑设计一样，园林设计能走一条新路。
譬如不用传统的太湖石，也不用我在香山用的石灰石，我希望从中国古代山水书画中寻找园林设计的灵感，并与苏州当地的能工巧匠合作，争取造出一个有新意的苏州园林。
3.传统血脉
林：贝先生，从与您平时的交谈中，或是与您在设计苏州博物馆的过程中，我感觉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很深。但您很早就离开中国，并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贝：我的中国传统文化训练主要是在香港之时。如果你让我背一段唐诗的话，我只能用广东话，不能用国语或是上海话。我在香港时，只不过是十一二岁，中文的程度很浅。但到美国之后，我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古典著作。可以说我的中文是自学的。我有不少中文藏书，其中包括唐诗、宋词、元曲和《史记》。我很喜爱韩愈的散文和诗，更爱读陶渊明的文章，当时的文人所达到的境界实在令人佩服。昌黎先生的《祭十二郎文》读来催人泪下，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却是韵味十足。我至今仍经常翻阅这些书籍，很多藏书都让我给读烂了，只能用透明胶纸加以修补。下一次有机会，我想托你替我买些线装的古典名著。希望通过设计苏州博物馆，我有更多机会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
林：谈起中国文化，您近年曾经去了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可能看到了如雨后春笋般新建的高楼大厦，您对中国许多城市的飞速发展有何看法？
贝：可能是因为我们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落后于西方，所谓的“现代化”就常常会出现“西方化”的现象。当然这应该也是因地而异的，譬如香港或是上海就不同于苏州。我曾经在香港设计了中国银行大厦，其建筑形式比较适合于香港这样一个国际金融城市，在苏州我就得走一条不同的路。
虽然我也觉得苏州应该有现代化的建筑，但新建筑应该与苏州城古老的粉墙黛瓦相配；新建筑必须成为苏州古城的一分子，但必须具有时代性，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苏州这样的古城中做设计，就好比是在罗马或是佛罗伦萨设计，必须充分尊重古城风貌。既要创作新建筑，又要符合历史风貌，这两方面很难协调，而且不一定谋合。同时，根据建筑功能的要求，有的建筑形式、有的城市走西方的道路也未尝不可。比如就银行建筑来说，中国先前是没有银行的，只有钱庄。所以如果在上海设计银行大厦，走西方的路也未尝不可，但办公大厦也同时应该按中国人的工作特点去设计。
4.城市如同人体
林：现在中国正进行大规模的城市规划设计，您能否谈谈您对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贝：我认为城市如同人体，有心有肺，有肠有胃。纽约的中央公园就好比是纽约的肺，苏州园林是苏州的肺；大的马路便是城市的大肠，而小弄堂则是城市的小肠，大大小小，缺一不可。城市设计与人体是有连带关系的，只是尺度不同而已。
林：现在很多新城市的规划只注重开挖大车道，忽略了人行小道的规划。很多旧时弄堂小巷被新的大道取代。
贝：城市发展，车辆增多，大车道是避免不了的。但欧洲很多城市采取了对进城车辆加以控制的办法。城市内既要有大马路，也要有小巷，道路规划要讲究大小比例的综合考虑，在城市分区规划上也一样。巴黎的LaDéfense地区之所以规划得不太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将住宅区纳入办公区域的规划中。纵观世界上规划得比较成功的城市，大多是办公区与居住区相容并存，为城市带来二十四小时的活力。纽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的办公室在下城，我居住在中城，我的子女们也一样，我们工作、生活于同一城市中。
城市中有了多样的区域后，建筑物的高低也应该是多种多样、错落有致的。譬如北京城内的四合院就应成片地加以保护，如果全部去掉了，北京城的城市比例也就给毁掉了。合理地处理城市中新与旧、高与低、大与小之间的关系至为重要，这也就是我先前谈到的城市与人体的相通性。在苏州，平江图内的古城应保存，但城外可以做的很多。法国巴黎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巴黎城内严格控制发展，而新的高楼多建在城外。对中国的许多城市来说，保护古城风貌是很重要的。
林：您早期与齐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合作时，曾经参与了大量的美国旧城改造，在这方面您是否有些忠告？
贝：我们当时的设计范围是很有限的，规模也不大。我认为我们做得比较成功的是费城的“社会山”（Society Hill）街区改造。我们与费城规划署紧密合作，规划了包括低密度低层住宅、商店、公园和高密度住宅楼在内的多种类建筑社区。可以说我们当时的规划做得相当成功，不仅改善了那一地区，并使之成为费城目前最理想的街区之一。
我认为城市不仅仅是为某一类人设计，城市设计的对象应该是单身族、家庭、老老少少等许多族群。在“社会山”，通过低层建筑的设计，我们给社区带来更多的家庭和儿童，学校、医院和其他辅助设施也因此进驻社区，从而形成复合生活圈。另外，高密度和低密度的混合也是相当重要的。高密度的大楼可为低密度的低层建筑创造正面的经济条件和地理条件，而低层建筑又可与周围街区的老建筑协调连接。不过，我并不建议在苏州古城内建造高密度的大楼。
林：对于中国其他许多城市来说，这种混合型的综合规划是可以借鉴的。
贝：城市规划与经济是紧密关联的。譬如在建造摩天大厦的同时，应该同时建造一些低密度的中低层建筑，并利用高层建筑为低层建筑创造经济条件。这种多密度的混合型城市更具活力和人气，可惜现在很多城市规划缺乏宏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