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克莱丽莎》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名著，极长。一九八五年的“企鹅”版，大三十二开，一千五百多页，半个月能读完算是快的。然而英国广播公司根据这部小说拍的电视剧，三集，几个小时就把故事说完了，要紧的地方一点也没落下。这一短一长，当然是由于媒介不同，但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差别。事情既成以往，常常会比近在眼前的时候显得清晰。现在的人对十八世纪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概念──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学批评的概念。电视剧借助这些概念，容易做得情节集中，主题明确。小说的作者理查逊面对的是生活本身。对自己周围和心里发生的事情，他有丰富具体的感受，但并不是很明白。他把这些感受幻化成故事，写出来，是为了要给人看，也是为了要弄明白。他写了那么长，想弄明白什么呢？黄梅说，他在推敲自我。

　　《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是黄梅的新著。自我，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说法，是一个人对自己身形相貌、处境地位的体会、认识，是他为人处世的态度、行为，是他对七情六欲的规范、擒纵。《世说新语》记载殷浩的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是自得其乐之言。但是这样的人不多。多数人对于自我，并不总是那么清醒，那么满意，那么有把握，一旦接触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标准尺度，就更是如此。《克莱丽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拉夫雷斯有钱，但并不把钱看得很重，自以为在钱财之外另有追求。他以此看不起克莱丽莎的家族，──他们有钱，但是以为钱就是一切。他们想把大女儿嫁给他，图的是他显贵的出身。看透了这一层，他就更看不起他们了。没想到，在这个以钱财为本的家族里他却遇到了对手──小女儿克莱丽莎。她漂亮，有才华，有修养，而且，轻视钱财。这使他大大地惊奇。想到克莱丽莎，拉夫雷斯就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完美，那么屈伸自如。他一定要征服她，要么把她变得跟自己一样，要么就把她毁了。克莱丽莎不知道他的这番心思，但是她太了解家里人的心思了。因为是经商致富的，他们总觉得见人矮三分，不惜代价要抬高门户。代价之一就是逼她嫁给本乡的一个“肉头”土地主，把两家的地合起来。被逼急了的克莱丽莎开始和拉夫雷斯暗中通信，进而由他安排，逃出了家。从此走上了不归之途。

　　黄梅把《克莱丽莎》看作是不同的自我之间的碰撞和较量，这就为我们理解作品提供了一把钥匙。小说里的一些历来难解的地方因之变得比较好懂了。拉夫雷斯不惜工本，专门做起一个人家，把克莱丽莎软禁在里面，和她通信，同时又偷看克莱丽莎和朋友之间的通信。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这是在推敲自我。他想弄清楚他和克莱丽莎到底有哪些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 。克莱丽莎死得很慢，很仔细，她苦心构思的身后事，给历代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为什么要这样？黄梅指出她这是在塑造自我。英国刚刚经过激烈的宗教、政治动乱，视死如归的例子很多，比如十六世纪的托马斯·莫尔、十七世纪的国王查理一世。著名的《佩皮斯日记》（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里记述了一位在和平年代，自知大化将尽，从容赴之的人。一六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南安普敦伯爵“自己闭上眼睛，把嘴摆正了，安详满意地道别，于这个世界一无牵挂”。他死于肾结石，在没有麻药的年代，这要多大的毅力！把死当成文章来做，说明一个人对自己的为人之道和自我形象的执著。克莱丽莎的文章做得极为铺张，她要让所有的人──亲人、仇人、迫害过她的和帮助过她的人，展诵遗篇，识其所归。她要用死给生前的言行下一个定义。塑造自我之说，实为知言。拉夫雷斯和克莱丽莎都是理查逊的虚构。他为什么要虚构这样的人物？因为他也要推敲自我。他对生活的感受太丰富了，想像太强烈了；他看到的可能性太多了；一个自我根本不够他用的。


二

　　想像和虚构来源于生活，生活也可以来源于虚构和想像。”讽刺的机锋“是黄梅书里的一章，讨论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这本书早有翻译，很多人都读过。但是黄梅把它和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组织“起来讨论，就使人产生前未之有的感觉和认识。讽刺出于愤懑，多与时风有关。时风者，时代风气也。”南海泡沫“是风靡一时的股票投机，也是当时许多讽刺作品的”本事“。黄梅告诉我们，许多作家自己就参与了投机，赔了本的，自然心怀不满。股票投机牵扯万家哀乐，能说它不是生活吗？但它本身又是想像和虚构的产物。不劳而获，快速致富，是作家们讽刺的对象，但同时又是他们自己的欲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身当变局，贵在有守，──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这一点，斯威夫特看得非常明白。他的讽刺是针对全社会的，人不论贤愚，到他那里，都得领一份儿贬损再走。黄梅从斯威夫特的传记里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两位作家去看望他，他问人家吃了饭没有。答说吃了。他接着就掏出钱来要分给两位客人，说既然没吃上他的饭，他应该照值补偿。这当然是夸张的做法，但却深有存意。他的意思是，以当今的世道，友情不过是托辞，登门拜访，一准是奔便宜来的。这是客人事后写信告诉朋友的。但要说是讽刺小说或者戏剧里的情节，也很可信。

    另一个例子是斯威夫特一七三三年在爱尔兰给仆人制定的“家规”：醉酒，扣一克朗；私自外出超过半小时，扣六便士；说谎，扣一先令。黄梅认为，这说明现金交易深入人心，斯威夫特也未能免俗。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觉得“家规”更像是是愤世嫉俗的玩笑。当时一个仆人一年的工资也就是两镑。醉酒、串门、撒谎，只能算是细行稍有不检，如此责之过苛，就雇不了仆人了。这恐怕不是当真备以施行的规矩，而是一篇讽刺作品。拿给朋友看看，可以共同欣赏。爱尔兰地处偏远，民风素称淳厚。斯威夫特想说的是，即便在这样的地方，如今也只能拿钱“说事”了。在“私自外出”一条里，他还特别注上“女仆除外”，言外之意：女仆串门鼓舌，搬长弄短，那是天经地义，由她们去吧，但是男仆不在此例。这是幽默。

　　古代的服饰器物，乃至块砖片瓦，放到今天的博物馆里，用玻璃罩上，就成了文物。在当时，它们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抬头不见低头见。以上的两个事例，英语里称为“practical joke”。它们不是传说，是有确证的，所以也可以看作是文物，由之窥见斯威夫特当日的生活。《格列佛游记》流传至今，公认是艺术。把艺术按之以作者的生活，我们会看到，讽刺不仅是斯威夫特的文风──“writing style”，也是他的生活作风──“life style”。这两种风格是同一个自我在不同媒介、不同场合里的表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让艺术家在我们的心里复活起来，跨越时间，跨越文化，跟他握一握手，告诉他：“我懂了你。”


三

　　书有反复读的。有的是忍不住要再读一遍，有的是不得不再读一遍。斯特恩的《项狄传》在我属于后一类。不知道黄梅读了几遍。但是她把这本书看懂了，而且解说得很透彻，令人佩服。《项狄传》之所以难懂，首先在于它的叙述形式。《项狄传》顾名思义，是一个名叫项狄的人的传，交代一下传主的童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项狄的童年始自何时？始自他母亲受孕！此下的故事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停的时候比走的时候多得多。停下来的时候也有故事，说的是父亲沃尔特，叔叔托比，家里的仆人，乡下的医生。所有这些人的言行事迹又牵出来各种时兴的理论和书本知识，漫然纷陈，徒乱人意。这些不相干的故事还常常无端地被掐断，插进来一段序言或者符号。读者坑坑洼洼地一路跟下来，真比垦生荒还费力气。全书过了三分之二，传主项狄才学会穿裤子。斯特恩他这是干嘛呢？黄梅说，他这是在炫耀自我。我想是这样。读者屡遭骚扰，废书而叹，必然会想到作者。而这正是斯特恩期待的效应。他要使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识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他要把读者和故事之间的交流变成和他的交流，──你看故事干吗？看我呀！我多好看！

　　虽然不是谁都说他好看，但是在十八世纪他确实很有影响。康德的传记里说，康德最爱读的小说就是《项狄传》。还说，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有妇女写情书给他，邀他幽会，信里居然说，“届时我的钟会上满弦”。这也是从《项狄传》里看来的。沃尔特每次和太太同床，先要把家里的一座大钟的发条上满。日久天长，他太太看到他给钟上弦，就想起性交。类似这样的小故事，在《项狄传》里很多，斯特恩讲起来一点也没有顾虑。汪曾祺曾经形容废名的小说：“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汩汩地向前流去。”（意思原来是周作人的，但汪先生说得更好。）斯特恩的叙述也像是流水，但是汪洋恣肆，毫无节制。沿途有岩石水草，他会停留，有阴沟厕所，他也进去打一转。现在人们读到的《项狄传》是斯特恩自己删削过的，因为出版商觉得初稿实在欠雅，不愿意要。斯特恩是怎么一个人？他的这种叙述方法跟当时英国人对自我的理解有什么关系？他代表了什么潮流？有没有师承？什么人欣赏他？为什么？黄梅都一一做了解说。关于斯特恩，现代的作家和学者多有评论。对他们的种种说法，黄梅也很熟悉，而且有裁断。她比较推重伍尔夫，我以为是有道理的。伍尔夫评论斯特恩，说他的写法看上去好像漫无目的，信笔为之，其实是苦心经营。他经营什么？经营自我。他要让自己出落得高贵超逸。伍尔夫自己是作家，“意识流”作家，她看斯特恩，有独到之处。黄梅在谈到苏格兰学派时提到伯克，说他是苏格兰人。我想这是笔误。伯克是爱尔兰人。

　　《项狄传》难懂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中描绘的喜怒哀乐不类常人。比如沃尔特丧子。死的是长子鲍比，项狄的哥哥。凶讯传来的时候，沃尔特正在地图上研究鲍比游学的路线──到欧洲游历是英国绅士教育的一部分。他兄弟托比读了信，告诉他，人已经走了。他听了就说那是儿子启程了。他兄弟说不是这个意思。两个人就开始讨论“走”字。黄梅指出，如此的“揣着明白说糊涂”，实际上是以玩笑掩饰痛苦，借玩笑逃避痛苦。这里边蕴藏了很深的时代意义──十八世纪英国的情感主义思潮。有两则日记可以添为佐证。一则来自上面提到的《佩皮斯日记》：一六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佩皮斯在伦敦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并非不难过，但是他没有赶回乡下去，而是去找裁缝。他有更实际的考虑。他要让全家人，他，他太太，五个仆人，还有在乡下的父亲和妹妹，还有他们的仆人，都穿上丧服，这才够体面。悲哀也是一宗“事”，要“办”，这是当时的风气。另一则日记见于波特（Roy Porter）的《十八世纪英国社会》（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时间大约比佩皮斯的日记晚一百年，作者叫Abigail Gawthern，是一个家道殷实的寡妇，住在英国中部的乡下。她谈到她父亲的丧事：

　　人尽管身着丧服也可能是无动于衷，这是谁都知道的事。但是真正有情有义的人，也无须做出难过的样子。那种珍贵的，永不褪色的思念，不会因为衣服的颜色变得黯淡而有所增益或减损。性情中人的悲哀是无欺的，他厌恶那些公开展示痛苦的俗套子。他更愿意独自享受心头那份秘密的高雅的感觉，那是俗戾之人永远也不会有的感觉。 “高雅的感觉”，原文是“luxury”，通常指的是一般人享受不起的消费，佩皮斯为仆人置办丧服，正属此类。此处用来形容秘不示人的心态，可见是对旧风气的反动。读了黄梅的解说，再对照这两篇日记，我对《项狄传》增加了一层理解。悲哀是个人的兴感，把它存于内心，是高雅的事，一旦形诸于外，不仅不够真诚，而且俗。“深沉”是十八世纪的雅人对俗人的一种抗议，也是他们界定、显示自己的一个尺度。斯特恩让沃尔特谈论跟儿子的死毫不相干的事情，是把这个尺度“抻”到了极致。他也许又是开玩笑吧。黄梅说，你跟他不能太认真。说得对。


四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研究小说不涉及语言，就像谈绘画不谈线条和色彩，让人感到意犹未尽。而用中文讨论外国小说的语言，又会让人觉得是隔靴搔痒。黄梅讨论《伊芙琳娜》的时候，很注重语言，而且说得很贴切，尤其难得。伊芙琳娜初到伦敦，看了一场戏，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黄梅指点我们注意伊芙琳娜给朋友写信的语气：一点没有收敛，没有含藏。这说明伊芙琳娜涉世未深，缺乏历练。隔了一阵之后，她写信、说话的语气就不一样了：她有了社会经验，懂得了要谨言慎行。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了“怕”。伊芙琳娜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个贵族，但是不认她。她是由一个乡村牧师带大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私生女的处境。小说写的是伊芙琳娜进入社会，饱经忧患的故事。作者伯尼的父亲是著名的音乐家、文化人，家世说不上富贵，然而绝不寒伧。以这样的出身背景，写这样的故事，她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吗？不是，因为她是女人。黄梅告诉我们，伊芙琳娜的“怕”不是简单的防人之心，而是她那个阶层和年龄的妇女所特有的自我意识。嫁人是这些妇女的惟一前途，别人如何看待、对待自己，对她们来说有极大的关系。 “怕”是她们的心理配重，免得在感情上过于投入。“怕”还是她们在谈到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采用的语言策略。不说：“我爱”，说：“我怕”。怕什么呢？怕他不爱自己，或者 怕他实际上不是自己所想像的样子。“怕”比“爱”容易说得出口，不失身份。这是很有见地的分析。

　　伊芙琳娜的“怕”还有一层意思：跟她有来往的亲戚都是她母亲那一边的，他们是买卖人、小市民，文化不高，见闻不广，却还非常自以为是。她怕他们的粗俗，怕他们的热情，更怕自己将来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黄梅提醒读者，总喜欢临窗眺望的伊芙琳娜是一个“边缘人”。窗户打开了她的视野，为她展示了伦敦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各种各样的可能；但窗户又是分隔雅俗、高下的透明屏障，看得见的不一定就够得着。近在咫尺的亲戚，她不愿意与之为伍；窗外的绅士社会，她又怕自己配不上。这也是很有见地的分析。

　　黄梅的书一共十一章，讨论了十几个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很多都没有汉语译本，这是遗憾，但在眼下也是没办法的事。英国最近出版了普鲁斯特《追忆流水年华》的新译本，译事是由几个人分担的。《克莱丽莎》得多少人、多久才能译完？真的译出来，又有多大的市场？像《项狄传》那样的书，文字往往有多重的含义，翻译势必要加注。那样的话，读者得到的感觉跟原著就差得太远了。既然大多数读者不能直接接触这些作品，介绍它们的工作就格外重要。即便是有志直接阅读这些作品的人，也需要一个向导，解说它们跟十八世纪生活的关系以及历来学者对它们的研究。黄梅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替人读书。她做得非常好。那么多的作品、传记和历来的批评研究，把它们读完、读懂，条分缕析地说清楚，还要拿出自己的裁断和看法，这不是光靠聪明就能办下来的事。这是有毅力，有耐心，有诚心才能完成的工作。这项工作值得读者感谢，也值得学者效法。

一

Index旧译“引得”。这个译名挺好，不仅照顾了原文的声音，还传达了意思：引至其所，寓目而得。当初创造这个译名的人，一定是有感于用引得查书的便利。现在，很多书可以用电脑检索，更比引得便利多了。比如《牛津英文词典》(OED)的电子版，它的种种功能，在搬书翻页的时代是根本无法想像的。我有一次键入了“cuckoo”——布谷鸟，想看看这个字在词典里出现了多少次。转眼就有了结果：四百二十九次。接着又键入了“the first cuckoo”——第一只布谷。结果是七次，其中有五次不是引文，而是用例的出处。《第一只布谷》是一本书，作者署名Kenneth Gregory，一九七八年出版。《牛津英文词典》选择用例，非常注重出处的代表性。出版如此晚近，却被引用了五次，这是一本什么书呢？问题无关紧要，然而印象深刻，长久挥之不去。前些时候，要出远门，有朋友送我一本旧书，说是可以在路上看看。我一看，封皮上印着：The Second Cuckoo(《第二只布谷》)，署名Kenneth Gregory。先前偶然碰到的问题，这下又偶然碰到了解答。原来《第一只布谷》是《泰晤士报》历年读者采信的汇编，我拿在手上的，是它的续集。出了续集，说明初编很受欢迎，可惜无由得见。然而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先看了再说。

出门在外，有这么一本书还真是宜人。读者来信一般不长，很多是“豆腐块”文章。同一件事情好几个人谈，把信集起来，冠上一个篇目，也就是一两页，一会儿就看完了。文字清楚流畅，用语通俗，须要查字典的时候不多。朱自清有一篇散文的题目叫“如面谈”，是明朝人的话，形容信写得好。这本书里收的信大都够得上这个称呼。比如有一组信的题目是“管风琴交响曲”，一共三封。头一封是一位叫理查兹的牧师写的。他要表扬自己教堂里的管风琴手，正文只有一段：

一九七三年，尼斯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举行音乐会，有管风琴独奏。教堂的旁边是消防队。管风琴正演奏着巴赫，忽然响起了消防警报。管风琴手很机智，也很有本事。他调整了乐曲的调子，使之和警报同高。听众情不自禁，报以掌声。这虽然不是地道的巴赫，但是也很有意思。

变调的时候，风琴手不可能跟听众打招呼，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然而他们之间产生了非常愉快的交流，——演出就应该是交流。这样—个教堂里的风琴手，大概不是音乐界的名人，听众，也可能就是当地的居民。但是他们体现了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一种事出意外，泰然处之的健康的态度。中国人对待意外，讲究的是“平常心”。他们所体现的是——幽默。信的日期是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五天以后，另一位读者致信报社，也只写了一段。他说：

尼斯的圣彼得和圣保罗教堂的音乐会或者管风琴独奏有可能再度遇到消防警报。作为应急措施，理查兹先生的琴手朋友不妨预先练好Parry的作品“天赋的歌喉”。警报一响，不论原定是什么曲目，立刻更换(当然还是要转调)。

“天赋的歌喉”的原文是“Blest Pair of Sirens"，取自弥尔顿的诗，也许还有旁的出处。曲子想必是英国人熟悉的，一听就会记起它的名称来。“警报”在英文里也叫“siren"。听到“siren”就演奏“siren”，这也是幽默。第三封信是五月八日写的，更短：

我是管风琴手，在本地的火葬场工作。最近有一次追悼会，指定的曲子是巴赫的“羊儿可以放心地吃草了”。我如命演奏。事后一打听，死者生前的买卖是从新西兰进口羊肉。

这样的读者来信，就像是几个互不相识的人一起坐火车，聊上几句，解闷。没有推心置腹的话，也不故作惊人之语，不过是拿几件平常的事随便说说。说完，彼此一笑，到站，各走各的。可是，平常的事情经他们一说，就显得挺有意思。这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有兴趣，善于观察。意思是他们看出来的，是他们的发现。


二

观察生活，不光是能够遣愁索笑，还能长见识。—九三四年五月，有一位牧师写信，报告一个小小的研究成果。他分析了自己的教区里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五年受洗人的名字。教堂在这三十年间举行洗礼一千三百六十三回，命名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所用的名字共有三百十一个，其中一百五十一个只用了一次。名字的来源：九十五个取自《圣经》，三十四个取自教会所封的圣贤，四十四个取自英国历代的国王和女王，其余取自近、现代的名人。这位牧师还把最常用的名字列了一个表，男左女右：

George　　 —O二　 　 Mary　　　 八十五

William　　九十五　　  Elizabeth　　五十八

Henry　　 七十一　　　 Alice　　　 五十七

John　　  七十一　　　 Ann(e)　　　四十七　 

Charles　  六十八　　　 Edith　　　 四十三　 

James　　 六十六　　　  Lilian　　　三十九　 

Frederick　六十三　　　  Eileen　　　三十八　 

Thomas　  四十五　　　 Kate　　　  三十七　 

Alfred　　 四十四　　  Emily　　　  三十二　 

Edward　　四十二　　  Florence　　　三十　 

Arthur　　 三十九　　  Margaret　　　二十六　 

Albert　　 三十七　　　 Maud　　　  二十四　 

Ernest　　 三十一　　　 Dorothy　　　二十三　 

Francis　  三十一　　　 May　　　　 二十三

用时髦的话说，这叫“大众文化”。“大众”对自己的“文化”，往往是似懂非懂，习焉不察。要不是这么一位牧师，千家万户的老百姓对于一时的风尚，不过是追随而已，不可能有整体的认识。还有一位读者在一九二五年对《泰晤士报》做了一番统计。他在信里说：

年过九十的人去世，消息见于《泰晤士报》的头版，去年一共有四百零二例。其中一百二十三位是男的，二百七十九位是女的，男的里面有十八位是教士，女的里面有一百七十八位，是结了婚的。过了百岁的有八位，二男六女，女的有两位活了一百零五岁，都是结了婚的，活了九十九岁的有四位(包括两位男的，其中一位是教士)。此外，有九十五人活了九十岁，二十八位男的(包括六位教士)，六十七位女的，其中三十位结了婚。

过去十年里，九十岁以上去世的共有三千一百五十三人。平均每年三百十五人。最少的是一九一八年，二百六十三人，最多的是去年的四百零二人。同期在一百岁以上去世的有五十五人，最多的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一人。

乍看起来，这就是一些枯燥的数字。但是只要稍加想像，就不难明白，这封信在刊出的当晚很可能是许多人家的热门话题。一年，四百零二条头版消息，平均每天都有，可谓寻常。然而经过这样的一番条理区处，分析排比，它们的意义就跟每天见报的时候不一样了，——新鲜了，吸引人了。原先只是消息，现在变成理论了。许多人读了，可能会想，“我也每天看报，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写信的这位是个有心人。他想看看生活方式和寿命之间有没有关联。照他的统计，男的献身信仰，就容易长寿；女的有了丈夫，能不能长寿，难说。这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另当别论。但是他愿意下功夫、动脑筋，而且并不贪图什么，——他琢磨的不是在什么地方买什么东西便宜，令人佩服。现在报上经常讨论如何提高国民素质。一个民族，这样的人多了，其素质可想而知。十年以后，一九三五年，《泰晤士报》创刊一百五十周年，保持当时的世界长寿纪录的土耳其老翁Zaro Agha也刚刚过世，这位读者又写信给报社。他说，这位土耳其人照理应该读过四万六千九百五十天的《泰晤士报》。可惜他不识字。

也有一些信，类似消费者投诉，但是写得都很有意思，不同于简单的抱怨。有一封是一位教授一九七七年从美国写来的。信的正文如下：

我最近到伦敦开讨论会，议题之一是北美的投资和贸易在英国的发展。我本人是英国人。因为在新堡有一个会议，我到西伦敦的一家旅行社买火车票。我还就便向站柜台的女士(我记得是个女的)打听，能不能替我在新堡的火车站旅馆预定一个房间。 

“嗯，这还真办不到。”　 

“真办不到？这话怎么讲？”　 

“嗯，您先得付给我们一份房钱。到了新堡，您再付给旅馆一份房钱。然后您还得回到这儿来，让我们把房钱退给您。就算是这样，您还是不能预定客房。因为您没有在我们这儿开户。”

　  我该怎么办好呢？


三

有一些投诉是二次大战期间写的，批评战时的官僚主义。有一封信写于一九四O年，来自一位家庭主妇。她说：

飞机制造部急切地敦促英国妇女把家里所有的铝制品捐出来。今天上午，我打算买几个搪瓷的小炖锅，把原来用的铝锅替下来，献给国家。可是，我看见一个女的，买了四个一套的铝蒸锅，崭新的。一面叫家庭主妇把正在用着的铝制品交出来，一面又在商店里摆满了铝制品，谁都可以买。这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封信是一位先生写的，也是一九四O年：

政府号召公众养猪有好几个月了。我养了一头猪。养够了时候，我就按照食品部的屠宰许可证上说的，联系好一家咸肉厂，请他们代为杀猪、腌肉。我把猪送到了厂里，附带一张供个人消费的屠宰许可证。可是我现在又收到地方食品局的一封信(许可证也是他们发的)。信上说，咸肉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替我腌制咸肉。死猪必须在屠宰的次日由我领回。

我家就是两口人。我们不可能吃掉一整头猪。腌肉，我们没有本事，也没有家伙。我们无权卖肉。可是如果吃不下，让肉烂了，同样是违反规定。就是这么一头猪的事，也得政府审批。在如此食品短缺的时候，这是讲道理还是愚昧？

《第二只布谷》成书的时候，二次大战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但书里却收了很多当年的读者来信。六十岁以上的英国人，看一遍这些信，会唤醒记忆，在心里重复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年轻一点的，也可以从中获得教科书里没有的知识。譬如“俾斯麦”号军舰，很多人都知道它是当时的先进战船，是德国海军的主力。为了消灭它，英国投入了整个近海舰队，打了好几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六十年代的英国电影《击沉“俾斯麦”!》，不少人看过。《第二只布谷》收了一封关于“俾斯麦”号的信。信里说：

跟踪追击“俾斯麦”号，海军的组织计划好，水手素质高，是一大战绩，于国有功，值得庆贺。但是，BBC在今晚的节目里描述“俾斯麦”号的官兵随船沉没的惨痛景象，以为英国听众之娱。此举所满足的，是由战争引起的残忍，其本质就像是为了取悦听众而报道斗牛，还要报道牛在垂死挣扎时的痛苦。

关于此次海战，我所听到的BBC报道，不论在今晚还是以前，全然没有提及“俾斯麦”号上的官兵坚持作战，直至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德国军舰“斯贝伯爵”号怯懦不前，我们的报道对之表示轻蔑。如果敌人的军舰表现勇敢，我们难道不能在报道中表示敬意吗？BBC今晚关于“俾斯麦”号的报道趣味低下，品格不高。

信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离开海战结束不到两个星期，离开德国对英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也就是两个月。《第二只布谷》的读者中肯定有人在这封信见报的时候就读过。当时如果有人就这封信和它所批评的BBC的新闻报道调查民意，恐怕是后者更得人心。而今天的读者，不论是重读还是初见，可能都会赞成信里的意见。时间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得人心的未必就是真理。写信的人有理敢说，《泰晤士报》也敢于登载。这是言论自由的好处。

这封信我看了好几遍，因为它所引起的感想，我以前就有过，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是因为什么事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起来了。是叶圣陶的日记，见于《我与四川》。日记只是很短的一段，要参照它的“语境”才能读出意思来。因而可以先看收进同书的一封信。信是叶圣陶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日从乐山写给上海亲友的。乐山是他逃难入川，暂且安家的地方。写信的时候，他刚刚中断了出差，从成都赶回乐山。信的正文如下：

昨日敌人狂炸乐山，诸翁今日见报，必然大惊。今敢告慰，弟家老幼破后门逃出，火已及于前间，在机枪扫射下趋至江滨，雇舟至昌群兄家作难民。身体皆安好，精神亦不异常。所有衣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乐山城内已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武大尚无恙，死同学十馀人。弟昨日下午四时在成都闻信，即大不安，忿我家向持不逃主义，必然凶多吉少，若归去成孑然一身，将何以为生。一夜无眠，如在迷梦中。今日请郭厅长送我们回家，以二百七十元雇一汽车，疾驰而归。知人身均安，感极而涕，天已太厚我矣。……本欲打电报，而电报不通，只得寄信。较场坝逃出之人甚少，三四人相抱而烧死者比比皆是，我家真是万幸。馀且再谈，重新来过就是了。

对日本，作者有一万条怨恨的理由，有一万条理由希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入之身。下面是他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片段：

报载美国飞机炸日本东京一带，丢燃烧弹。此在日本为第一次遭炸，诚大快人心。然日本民众无辜，亦必有死伤流离之痛，宜哀矜而勿喜也。

《第二只布谷》里所收的关于“二战”的读者来信，还有几封是很有特点的。有一封写于一九四五年六月，战争快要结束了。写信的克拉布先生，按中国的说法，是烈属。他说：

我的儿子，中士飞行员林赛．克拉布，服役于第一百十一飞行中队。一九四二年，他在法国北部上空为轰炸机护航，遭遇强敌，在作战时牺牲，葬在加来港附近的碧蘅(Pihen)。碧蘅教区的神甫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谨附上其中一段的译文：“您儿子的坟墓完好无损，有人细心维护。德国人为他举行了庄严的葬礼，有军乐，还有仪仗。这是他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他们甚至还献了一个精美的花圈，对他的英勇作战表示敬意。”

我国军人的勇敢受到敌方如此的敬重，令人欣慰。

另一封信写于一九四七年，战争已经结束很久了。编者给它加了一个题目——“德国来信”：

我恳请贵报帮助。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关押在Heydekrug、Bankau、和Moosburg地方的集中营的英国和美国战俘中或许还有人记得我。请代我向他们转达最亲切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祝愿他们过一个光明、愉快的新年。我希望他们都回到了家，而且都健康安好。

写信的是前德国军官，集中营主管。《泰晤士报》把信扣了一阵才登，也许是有所顾忌吧。以上两封信虽然短，读了却教人浮想联翩。克拉布中士一定是死得非常壮烈，壮烈得连德国人都佩服。集中营的主管，任职期间想必是比较人道，没有虐待战俘。要不然他不会希望有人记得他。可是他们究竟干了什么呢？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要不是报纸登了这两封信，他们连一点痕迹都留不下来。这样的信，也不是任何报纸都会登的。

再—封信写于一九四二年：

我在牛津的一个便餐店当经理。最近国内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正在形成。我见到了一个突出的例子。前几天，一位美国黑人士兵来到我们店里，惶惑不安地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信是他的长官写的，上面说：“皮特是美国陆军士兵，间或有必要在外面就餐。但是他有好几次吃不上饭。如果您能照顾他，我不胜感谢。”

我们尽力“照顾”了他，这自不必说。可是我仍然觉得羞愧。在这个国家，就连走失的狗都有专门的组织予以“照顾”，而一个世界公民，一个正在为这个世界的自由和平等作战的人，竟然要为了一餐饭如此丧失尊严。如果其他的顾客反对黑人在店里用餐，我会毫不犹豫地叫他们全部离开。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的看法，不然的话，英国人乐施好客的名声就会受到怀疑。顺便说一句，那位士兵为了表示谢意，往小费匣子里放了两倍于常例的钱。

从信里的语气看，美国黑人士兵在英国受到歧视，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英、美两国的有色人种今天的地位远非昔日可比，这是历史的进步，其中就有这封信的功劳。写信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但是他有正义感，有同情心。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匹夫有责”的道理。


四

《第二只布谷》里也有过页的长信，也都很有意思，介绍两封。一封的作者是剑桥大学的历史语言学教授，叫Yahuda。查字典，知道这是“犹大”在现代希伯莱文里的拼法。信写于一九三三年。当年一月，希特勒颁布种族法令，内容之一是禁止犹太人在德国学校里任教。许多德国犹太学者移居国外。信的正文如下：

纳粹党和民族主义分子发起了“反对犹太人爱因斯坦”的运动，来势凶猛。他们指责爱因斯坦在国外破坏德国的声誉。究其原因，是爱因斯坦就希特勒党徒的残忍野蛮提出了抗议。我谨在此追述一件往事，于纳粹党人的用心，或可有所说明。

一九二一年初，爱因斯坦应霍尔丹子爵的邀请，来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做关于相对论的讲演。他应该对听众说德语，这本来是毫无疑义的事。但是某些方面对此表示关切，因而有人就提出，既然爱氏的英语不足达意，是否可以请他用法语演说。爱因斯坦坚持要用德语。他说，他深信，英国的听众胸怀广大。他还认为，自己用德语演说，将有助于缓和英国人的反德情绪，有助于疏通两国科学家之间业已中断的联系。

讲演的时候我在场，坐得靠近讲台，旁边的几个位子上是德国人，看样子挺有身分。那天国王学院的会堂是满座，有好几十个学生找不到座位，只能靠墙站着。爱因斯坦开讲之前，我听见一个德国人用英语对他的邻座说：“爱因斯坦今天要讲德语，不知道会不会惹麻烦。”我当时就用德语告诉他不必多虑。我说通告上已经说明讲演用德语，来听讲的都知道。“但是您看看，这么多年轻人，”他很小心地向墙那边偏了偏脸，“您觉得他们都是来听相对论的吗？这么冷门的一个题目？”“这些都是学生，”我说，“他们是想见一见这位大科学家。再说，懂德语的英国学生远比大家想像的要多。”

爱因斯坦讲演的时候，会场始终肃然无声，虽然很多懂德语的听众并不懂相对论，懂得相对论的听众也并不都懂德语。讲演终了，掌声如潮，持续了好几分钟。听众如此热烈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赞赏爱因斯坦的勇气。我事后听说，当时在场的德国大使斯塔默，见到英国听众对爱因斯坦所表示的同情和钦佩，备受震动。他非常动情地感谢爱因斯坦，说他为德国做了一件大好事。事实上，很少有德国学者像爱因斯坦这样在英国和其他协约国为德国争光。当时的仇德情绪很强，只有依靠如同斯塔默这样的有经验，有远见的人士的勤谨干练，才能恢复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然而，现在某些人极尽所能，毁坏德国的声誉，却又对着千百万的德国人民，指称爱因斯坦有伤国体。

另一封信是凯恩斯一九二五年写的，谈的是经济改革，但不限于经济问题。他还谈到了像中央银行和国立大学这样的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我很不愿意再次占用贵报的版面。这次要讨论的问题，事关现代经济社会的根本。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所需篇幅之大，是我不敢期望于贵报的。把文章压缩在一个专栏里，就像鸟进了笼子，无从施展，只能在两根鸟杠之间跳来跳去。

但是，Wynnard Hooper先生却获得了您们的帮助，得以在贵报的显著版面发表文章。他声称，我主张把未来的货币管理交由财政部负责。

我因而不得不致函贵报，否认这个说法。Hooper先生引用了我的《论货币改革》中的一个段落，他是断章取义。这段文字是一番论述的结尾。我在论述中说，只有控制信贷总量，才能掌握主动，货币发行只是追随信贷总量。因此，控制了信贷总量，货币发行就不必再加控制，可以交给财政部。这也是财政部分内的好处。Hooper先生把控制货币发行看得至高无上，他没有注意到，我已经抛弃了这个旧观念，代之以对信贷的控制。

我绝对无意要降低英格兰银行的权威。我认为它是推行我所倡导的改革的绝好工具。能有这样一个机构，简直是得天独厚。它是一个在国家体制之内的半独立的金融机构，历史深远，声望卓著。它事实上不为任何私人服务，除了公众利益之外，别无宗旨。同时它又独立于由政治斗争产生的人事变迁。最高的决策权当然在内阁和财政大臣手里，——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一样。但是，每天具体操纵信贷的却只有英格兰银行。它接受任何指令，都是绝对公开的，而且受到公众的督责。

英格兰银行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这种社会主义适合英国人遵纪守法的天性，——但愿我们的国家正在孕育这样的社会主义。英国的大学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我所设想的半独立的，不谋私利的组织。政府一般来说是没有创造性的。新的模式是由富于想像的个人发明的。但是，由私人创建的机构，经过了一段时间，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就要社会化。不然的话，这个机构就会滥用权力职能，或者变得衰败无用。很多机构，在一百年前只是个人的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正在社会化。但是这些机构，除了英格兰银行，也许还有《泰晤士报》，都还没有完全社会化。我并不赞成英格兰银行的现行政策。我把对将来的希望寄托于英格兰银行，是因为它有着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声誉，而现任的总裁为增进银行的实力和声誉又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现在的货币管理，仍然假设人们是在用贵重金属做买卖。这种假设越来越站不住脚了。那些主张下功夫管理信贷的人认为，我们的货币所代表的不是黄金，而是各行各业的投资。持这个主张的人不可操之过急。因为他们是在一个领域里推行一场大的变革，这个领域里的当权者对变革的复杂的原因本来就一窍不通。改革就是攻击正统。你倡导改革，就遇到“道德”方面的批评或者“心理”方面的偏见。还有人会告诉你，人性是改不了的，眼下种种的时尚就是证明。所有这些，在现阶段都是意料中的事情。在今天，跟一个都市新闻版的主编辩论货币改革，有类于六十年前跟一个主教辩论达尔文主义。然而，主教们后来也变了。主编就不会变吗？


五

《第二只布谷》还收有很多讨论语言问题的读者来信，十分有趣。它们所谈的事情，文化含蕴特别丰富，一经翻译，味道就弱了。只能拣两封比较简单的说说。有一封信写于一九六五年，谈“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

十年前，在纪念肖伯纳百岁诞辰的午餐会上，我和苏联的代办坐在一起。他是个沉默的人。我们寒暄了几句，就没话了。看样子，他是在思考问题。大概过了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吧，他忽然问我：“您是知识分子吧？”

像任何有“知识分子”嫌疑的英国人一样，我极言否认这个指控。

于是，又没话了。烤羊肉端上桌，又撤走了。这位俄国人还是一脸的心思。我看得出来，他心里有大惑不解的事情。最后，他朝我转过脸来，问我：“如果您不是知识分子，您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我无言以对。

照苏联代办的理解，知识分子就是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的人。既然参加肖伯纳的纪念活动，必然属于这一类。要不你来干嘛？但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时会有很强烈的贬义，形容某些人自命不凡，脱离实际，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看法空洞抽象，冷漠无情。

另一封信写于一九六九年，说的是英语里常用的一句话“This is it”。这是一句习用语，可以译成“来了”，或者“完了”，意思是盼望或者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写信的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名誉院士，曾任牛津大学的发言人。他认为这个习用语出自古希腊，常见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然后就它的用法讲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年代，我给学生讲阿里斯托芬，有时候会用一个故事给这个习语做注释。那是六十年前的事，发生在英属印度。说的是一位主教。他特别害怕中风瘫痪，整天一会儿掐一掐这条腿，一会儿掐一掐那条腿，看它们的感觉如何。有一次，他正在宴席上做客，还穿着主教的袍子。忽然，他挣扎着想站起来，面带悲怆，语惊四座：“This is it ! 一丁点儿感觉都没有了!”坐在他右边的是一位女士。她愤愤地告诉主教，他刚才掐的不是他自己的腿。

据说，不管是什么故事，只要跟主教有关系，准会增加一成的水分。我每次讲这个故事之前，都要说明这一点。有一年，班上一个学生走上来告诉我说，这是真人真事，那位主教就是他家的人。可惜我现在不知道把他的名字记在哪儿了。

《第二只布谷》当然不只是为了出门的人编的。书的末尾有两套“引得”，一套是按写信的人名编的，一套是按主题编的。编者的意思很明白：这些封信不仅值得一读，还值得研究。但既然是续集，就不会重复初编里已经有的说明。然而有些事情，比如《泰晤士报》刊载读者来信始自何时？历届主事人的方针有何特点？版面有限，不可能有信必登，选择的标准是什么？都是手头只有续集的读者愿闻具详，却又无从知晓的。就连书名，也让人觉得好奇：第一只和第一只布谷，是飞来的，还是孵出来的？希望《第一只布谷》的读者有以教我。

　　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种，1997年出版。前不久，因为从第15章里有所征引，核对原文，发现了一些翻译的错误。现在拣比较重要的，缕述如下，希望能有助于此书的读者，也借以说明翻译工作的困难。为了查考方便，在所举译文之下照录相关的原文。每条译文末尾的页码以“丛书”2004年5月第4次印刷本为准。

　　
　　一
　　
　　伟大的公正原则，又常常迫使我们不得不揭示出一些平庸的福音导师和信徒们的不足征信的说法；而且对一个不十分留心的旁观者来说，他们的错误似乎已对他们所持的信仰投下了一片阴影。可是只要他们不仅想到神的启示是由何而来，而且想到是对谁作出的时候，那对虔诚基督教徒的攻击和不信教者的虚假的胜利，便都会立即不复存在了。神学家可以纵情描绘宗教仅披着她的天衣冉冉自天而降的愉快情景。而史学家所承担的任务可不那么轻松。他必须揭示出，她在和一个软弱、堕落的族类一起长时间居住在地球上时，不可避免必将沾染上的错误和腐化现象。(234页)

　　The great law of impartiality too often obliges usto reveal the imperfections of the uninspiredteachers and believers of the Gospel; to acareless observer, their faults may seem to casta shade on the faith which they professed. Butthe scandal of the pious Christian, and thefallacious triumph of the infidel, should ceaseas soon as they recollect not only by whom,but likewise to whom, the Divine Revelationwas given. The theologian may indulge thepleasing task of describing Religion as shedescended from Heaven, arrayed in her nativepurity. A more melancholy duty is imposed onthe historian. He must discover the inevitablemixture of error and corruption which shecontracted in a long residence upon earth,among a weak and degenerate race of beings.

　　第15章专述基督教的兴起。在起始的两段，吉本先要申明自己的宗旨。以上三句出自第二段。译文第一句中的“平庸”译的是uninspired，有误。这个词在宗教里的意思是“未经神启”，在这里指的是早期教会里的一些人虽然信仰和传播福音，但并未得到耶稣的真传。教会关于自身历史的说法不足征信，根本的原因在于利益和愚昧。这是全书力陈史事，详加说明的一点。而此处并不明言教会的自私和信众的糊涂，只称某些人未得神启。吉本对基督教心存不敬，语多讥讽，这就是一个例子。第二句中的“他们”指代不明。核对原文，知道是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的合指。同句中的“攻击”，原文是scandal。这个词在宗教里也有特殊的意思，指的是信徒的言行有违教规，在同一教门内引起的震惊和动摇。此外，第三句中的“宗教”可以径译为“基督教”，因为此处的religio根据上下文是特有所指的。译文可以改为：

　　伟大的公正法则，又常常迫使我们揭露那些并未通神的福音导师和信徒的不足征信的说法。若不留心观察，这些人的错误会给他们所持的信仰投下阴影。但是，只要想一想神的启示当初是由何人传达，又由何人接受，那么虔诚的基督徒就不会惊讶动摇，而不信教的人也就不会妄以为取得了胜利。神学家可以纵情愉快地描写基督教自天而降，至纯无瑕。而史学家所承担的任务，却使人惘然伤怀。他必须揭示出，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和一个软弱、堕落的族类长期共存时，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的腐败和谬误。
　　

　　二
　　
　　宽厚的奥古斯都曾经客气地下令要在耶路撒冷的神庙里为他的繁荣昌盛献祭；而那些同样应向卡匹托里亚丘的朱庇特礼拜的亚伯拉罕后代中最卑贱的人们本应是他自己和他的弟兄们憎恶的对象。(236页)

　　The polite Augustus condescended to giveorders that sacrifices should be offered for hisprosperity in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while themeanest of the posterity of Abraham, whoshould have paid the same homage to theJupiter of the Capitol, would have been anobject of abhorrence to himself and to hisbrethren.

　　早期的基督教逢灾历劫，未曾泯灭，反倒从相邻的宗教里赢得了大批的信众。其所以如此，吉本以为有五条原因：第一是基督徒的宗教狂热；第二是基督教认为灵魂不死，认为来世的祸福和现世的信仰因果相承；第三是早期教会成员显示的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奇迹”；第四是基督徒持身严谨，行为足以服众；第五是教会的组织紧密有效。吉本此处说的是第一条。他认为早期基督徒的宗教狂热来源于犹太人。这句话是形容犹太人的不讲情面，不肯通融。所谓“卡匹托里亚丘的朱庇特”，指的是罗马宗教里的众神之首，所谓“亚伯拉罕后代”，是犹太人的代称。按译文理解，后者之中的最卑贱的人照理要向前者行礼拜，而且照理要被自己和自己的同胞看不起。言外之意，犹太人中地位稍高的不在此例。令人费解。原文的意思是说：奥古斯都以皇帝之尊，请犹太人的神保佑罗马帝国。犹太人来而不往，拒绝对罗马人施以同样的礼敬。即便是地位最低的犹太人，也不许礼拜罗马人的宗教。原文中第二个should引出的是一种假设。


　　三
　　
　　但是，这种在生活在第二神庙管辖下的犹太人身上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对摩西宗教的衷心或甚至半信半疑的信奉，如果和他们的先辈的绝不轻信的态度相比起来，便显得更为令人吃惊了。(236页)

　　But the devout and even scrupulous attachmentto the Mosaic religion, so conspicuous amongthe Jews who lived under the second temple,becomes still more surprising if it is comparedwith the stubborn incredulity of theirforefathers.

　　这句跟上一条译文相隔不远，还是说罗马时期的犹太人对异族异教文化的排斥。“衷心”与“半信半疑”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态度。“甚至”一般表示顺承，不表示逆转，含义是性质相同，但程度更进一层。译文中“甚至”置于两种不同的态度之间，又加上一个“或”，使人不得要领。所谓“第二神庙”(secondtemple)，指的是从公元前6世纪后期到公元1世纪后期。在这段时间里，摩西的教条在犹太人当中得到了普遍确立，而且随着民族的颠沛流离日益巩固。基督教的产生，正当这段时间的末尾。“祖先”(forefathers)指的是早年由摩西领出埃及的犹太人。照《旧约》的说法，这些人不信服摩西传达的神的旨意，屡屡反抗他的教化。译者对原文中scrupulous的词义失检，因而有“半信半疑”之说。此外，conspicuous译为“明显”不能算错，但未能尽达吉本的语气。这个词跟obvious相较，有“刻意自显、与众不同”的含义。以车马衣着来标榜身份，近世的英语里称之为conspicuous consumption，可为参照。


　　四
　　
　　如果严格按照命令的规定每个男子必须一年三次前往朝拜主耶和华，那犹太人就根本不可能向那片狭窄的希望之乡以外发展了。这一障碍倒是由于耶路撒冷神庙的毁灭而消除了；但犹太教的绝大部分却也因而随之毁灭。(238页)

　　And if a strict obedience had been paid to the orderthat every male, three times in the year, shouldpresent himself before the Lord Jehovah, it wouldhave been impossible that the Jews could ever havespread themselves beyond the narrow limits of thepromised land. That obstacle was indeed removed by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but themost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Jewish religion wasinvolved in its destruction.

　　吉本此处讲的是犹太民族和宗教的与众不同之处。神庙既毁，就无须定时前往朝拜。此后的犹太教逐渐变成了一种无关领土主权、不受地域限制、随信徒的所在而在的信仰。而且，因为没有崇拜的物质对象和手段，这种信仰格外倚重戒律。因此分号之后的译文应该是：“而神庙的毁灭，还隐含着犹太教最为重要的特征。”这样翻译与吉本此下的文义也相符。


　　五
　　
　　这里，我们应该逐步揭示福音教义的整个体系，并以十分慎重和委婉的态度作出与犹太教的意向和偏见都难以相客的裁决。(241页)

　　It was proper gradually to unfold the system ofthe Gospel, and to pronounce with the utmostcaution and tenderness a sentence ofcondemnation so repugnant to the inclinationand prejudices of the believing Jews,

　　对比可知，所谓“这里”和“我们”都没有根据，译文与吉本的意思有根本的区别。吉本在上文里叙述基督教从犹太教脱胎时遇到的困难。早期的基督徒大多是犹太人，基督教的学者要尽力劝导他们放弃摩西的教条，彻底皈依福音。原文中的believing Jews指的不是犹太教，而是相信基督的犹太人。《牛津英文辞典》有一个出自17世纪末的例句可为佐证：Byembracing Christ and his Doctrine，the believingJews did not turn t0 a new Religin(见OED，embrace，v，2词条，义项2，h)。这句的译文似可改为：

　　揭示福音教义的方方面面，须要渐进不迫，宣讲如此有违犹太基督徒的习俗和成见的裁决，须要极尽慎重，极尽委婉。


　　六
　　
　　有些反对摩西和先知权威性的说法极容易被一些抱有怀疑思想的人所接受；虽然这些意见只能来自于我们对遥远的古代宗教的无知和我们无法对神的安排作出正确判断。诺斯替派的虚妄科学一听到这些反对意见如获至宝，并同样无礼地大事宣扬。而由于那些异端派别大多数都反对感官乐趣，它们对于早期主教的多妻、大卫的风流韵事和所罗门的嫔妃充斥的内宫，都愤然加以责难。对于迦南土地的征服，以及对那些纯朴的土著居民的灭绝，它们更不知道如何结合正常的人性和正义的观念来加以解释。但是，当它们想到犹太人历史的每一页都为一连串暗杀、处决、屠戮的血淋淋的事件所玷污的时候，它们只得承认巴勒斯坦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崇拜偶像的仇敌所表现的同情，并不次于他们对他们的朋友和同胞所表达的同情。(243—244页)

　　There are some objections against.the authorityof Moses and the prophets which too readilypresent themselves to the skeptical mind;though they can only be derived from ourignorance of remote antiquity, and from ourincapacity to form an adequate judgment of theDevine economy. These objections were eagerly embraced and as petulantly urged by the vainscience of the Gnostics. As these hereticswere, for the most part, averse to the pleasuresof sense, they morosely arraigned the polygamyof the patriarchs, the gallantries of David, andthe seraglio of Solomon. The conquest of theland of Canaan, and the extirpation of theunsuspecting natives, they were at a loss howto reconcile with the common notions ofhumanity and justice.

　　But when theyrecollected the sanguinary list of murders, ofexecutions,and of massacres, which stainalmost every page of the Jewish annals, theyacknowledged that the barbarians of Palestinehad exercised as much compassion towards theiridolatrous enemies as they had ever shown totheir friends or countrymen.

　　诺斯替(Gnostics)是早期基督教的一派。吉本此处讲的是这些人对摩西、其他各位犹太先知、以及《旧约》所述犹太历史和风俗的批判。核对原文，可知译文中所有“它们”应为“他们”，因为原文中的they指的是heretics——信奉异端的人。Science在这里译为“学说”可能比“科学”妥当。所谓patriarchs可以指基督教早期的主教，也可以指犹太各部落的祖先，根据此处的上下文义，应是后者。吉本虽然称诺斯替派的学说为“虚妄”，但在转述其观点时，语气中有明显的赞赏，譬如把犹太人称作the barbarians 0f Palestine。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呼吁平等、宽容。他们可以反对迫害犹太人，但是对犹太教大都不表同情。吉本体现的正是这种风气。译文作如下的改动，可能更清楚一点：

　　好怀疑的人，很容易对摩西和诸位先知的权威性提出批评。其实这些意见，是由于我们对遥远的古代的无知，对神的安排没有正确的理解。诺斯替派的虚妄学说对这些批评却是热情地接收和大肆地宣扬。由于诺斯替派大多数都反对感官乐趣，他们对于犹太人各个部落的祖先的多妻、大卫王的风流韵事、还有所罗门王的嫔妃充斥的内宫，都愤然加以指责。他们觉得无法用人道和正义来解释犹太人对迦南地区的征服，和对不存戒心的土著居民的灭绝。但是当他们想到犹太人历史上的种种血腥的暗杀、处决、大规模的屠戮，他们就意识到，这些住在巴勒斯坦的野蛮人，对自己的朋友和同胞和对崇拜偶像的仇敌，是同样的冷酷无情。


　　七
　　
　　最博学的神父，离奇地不惜降低身份，也贸然接受了诺斯替教徒的诡辩。他们承认他们的说法在字面上和任何一条信念和理智的原则都难以相容，但他们认为自己隐藏在一幅宽广的寓言的帏幕后面便绝对安全，不怕会受到任何攻击，因而公然把这种寓言向一切摩西势力薄弱的教区散播。(245页)

　　The most learned of the fathers, by a verysingular condescension, have imprudentlyadmitted the sophistry of the Gnostics.Acknowledging that the literal sense isrepugnant to every principle of faith as well asreason, they deem themselves secure andinvulnerable behind the ample veil of allegory,which they carefully spread over every tenderpart of the Mosaic dispensation.

　　英文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汉译“隐喻解经”，是解释《圣经》的一种方法，影响深远广泛。吉本此处说这种方法的起源。说法对不对，姑且不论，译文的最后一部分完全错了。可以改为：

　　最为博学的几位教父，对诺斯替派一反常规地屈尊低就，贸然接受了他们的诡辩。他们承认，《旧约》里的说法，如果照字面理解，跟他们的信仰和理智处处相违；但是他们觉得，如果用种种的隐喻来解释《旧约》，他们就会安全无虞。于是他们就把隐喻的幔帐仔细地盖向摩西的教谕的每一个敏感的部位。


　　八
　　
　　仅由于对神的真实性的无知或不信，而对异教徒中一些最明智、最高尚的人便治以重罪的做法，似乎是现代人的理性和人道的观念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始终具有更为坚定的信仰的原始基督教教会本来就毫不犹豫地把在人类中绝大部分归之于应永受惩罚的一类。(257-258页)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wisest and mostvirtuous of the Pagans, on account of theirignorance or disbelief of the divine truth,seems to offend the reason and the humanity ofthe present age.But the primitive church,whose faith was of a much firmer consistence,delivered over, without hesitation, to eternaltorture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humanspecies.

　　“文艺复兴”在吉本时代的英文里叫做therevival of letters。吉本此处所说的“现代”(thepresent age)，即指文艺复兴之后。文艺复兴使欧洲的知识分子重新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化，议论的话题之一，是说不应该因为希腊、罗马的杰出人士对基督教无所知或者不理解，就否定他们的贤义德才。早期的基督徒没有这么开明，他们认为，只要是不知道或者拒绝接受基督教的人，不论贤愚，一律享受不到基督带来的救赎。原文开始的condemnation，就是这个意思，不应译为“治以重罪”。原文第二句里的amuchfirmer consistence和the far greater partof the human species，都是比较而言，参照的是第一句里的the present age。 Consistence此处的意思是平均对待，轻重一致。译文可以改为：异教徒中的最贤明和最高尚的人，由于不知道或者拒绝接受基督教便不得救赎；在现代的理性和人道看来，这个惩罚太过严厉7。但是，原始基督教会的信念较之现代，更加坚定地不分厚薄；它毫不犹豫地把许多人处以永无尽头的煎熬，数目比现代的人所能赞成的要多得多。


　　九
　　
　　一个历史家的职责并不要求他在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中夹入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隐瞒，要采取一种可以调和宗教和理性二者的利益的理论确有困难，也难以将这种理论恰当地加以运用，难以不出差错、不自以为是、如实准确地划定那一幸福时代的界限，而不致倾向于把它的成因归之于超自然的天赋。(261页)

　　The duty of an historian does not call upon himto interpose his private judgment in this niceand important controversy; but he ought not todissemble the difficulty of adopting such atheory as may reconcile the interest of religionwith that of reason, of making a properapplication of that theory, and of defining withprecision the limits of that happy period,exempt from error and deceit, to which wemight be disposed to extend the gift ofsupernatural powers.

　　此处所说的“争论”，是18世纪的教会和启蒙思想之间的一场是非。争论的问题是早期教会记录下来的种种奇迹是否可信。译文读起来顺畅无碍，但核对原文，可知最后一部分完全错了。原文中exempt from error and deceit是形容之前的that happy period。吉本的意思是说，要断定奇迹的真伪，先要断定记录奇迹的人是否可靠。原文中的gift也有宗教的特殊含义，指得自神赐、异于常人的能力。《牛津英文辞典》关于此义的释例有跟吉本时代相近的一条，语出巴克利主教(Bishop Berkeley)1732年的布道讲章：We have not the gift of miracles。译文可以改为：

　　一个历史家的责任并不要求他以一已之见干预这场微妙而重要的争论。但是他不必讳言，可以使理性和宗教两全的理论，很难让人接受，也很难运用；他也不必讳言，我们很难准确地说出，起于何年，止于何日，人类曾经有一段不犯错误、也不设欺瞒的好时光，因而我们愿意相信，神赐的特异功能就显现在那个时代。


　　十
　　
　　古罗马要经常维持着六个童女灶神的制度常感到困难重重；而原始基督教教会中却住着大批发誓终身保持童贞的男女。他们中有少数人，包括博学的奥利金在内，认为这是使魔鬼无用武之地的最明智的办法。(269页)

　　It was with the utmost difficulty that ancientRome could support the institution of sixvestals, but the primitive church was filled witha great number of persons of either sex who had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profession ofperpetual chastity. A few of these, amongwhom we may reckon the learned Origen,judged it the most prudent to disarm thetempter.

　　译文第二句中的“最明智的办法”是什么?核对原文，可知这一句是误译。原文所说的事情，是奥利金等人自行阉割，以根除肉欲的诱惑。可以改为：

　　他们中有少数人，包括博学的奥利金在-内，认为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去掉诱惑的武装。


　　十一
　　
　　他们在肉体欢乐方面的损失，从精神上的满足得到了补足和补偿。甚至广大的异教徒也止不住对这种显然不易实行的自我牺牲的美德表示赞赏；那些神父们，也正是在对这些贞洁的基督徒的颂扬声中，显示出了他们的有似泥沙俱下的悬河般的辩才。以上便是基督徒禁欲生活的原则和制度的早期遗迹，它们在以后的年代中，一直和基督教的种种世俗的利益起着平衡的作用。(270页)

　　The loss of sensual pleasure was supplied andcompensated by spiritual pride. Even themultitude of Pagans were inclined to estimatethe merit of the sacrifice by its apparentdifficulty; and it was in the praise of thesechaste spouses of Christ that the fathers havepoured forth the troubled stream of theireloquence. Such are the early traces ofmonastic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s, which, ina subsequent age, have counterbalanced all thetemporal advantages of Christianity.

　　吉本此处说的还是早期教徒的禁欲，并且指出，这种出世的独身修行就是后来的修士和修女的源头。原文对禁欲生活的讥讽可见于pride一词。因为崖岸自高是基督教人生修养的大忌，吉本却把它说成是禁欲的动机。“泥沙俱下”意为浑浊不清，好坏兼容，此处troubled stream of eloquence不是这个意思。以“早期遗迹”译early traces不妥，因为原文的意思是“先河”或者“端倪”。spouse of Christ可以指教会，也可以指发愿独身修行的女教徒，原文中这个词是复数，意思应该是后者。以“基督徒禁欲生活”译monastic也不妥，因为这个词形容的不是任何基督徒，而是特指修士和修女，应该译作“隐修”。译文的最后一句，和此处的上下文义没有冲突，但是跟吉本对基督教隐修制度的观点不符。吉本认为，基督教有积极人世的一面，诸如宣传和平，扶贫救困，推广教育。而修士修女出世隐居，终生折腾、折磨自己，徒然消耗生命和资源，于人类社会一无贡献。这一看法，吉本在第37章有详尽的论述。原文中的temporal advantages of Christianity的意思应该不是“基督教的种种世俗利益”。译文可以改为：

　　精神上的特立自高补足和补偿了肉体上的损失。就连广大的异教徒也不得不承认。她们的牺牲看起来是人所难能。而教父们对这些献身基督的贞洁教徒的颂扬，更是滔滔不绝，激荡难平。以上所述，其实就是基督教的隐修制度及其基本原则的发端。隐修，在此后的年代里，削弱了基督教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种种积极作用。


　　十二
　　
　　西方诸省对基督教的了解似乎来之于在他们中间传播罗马语言、思想和习俗的同一类活动。在这一更为重要的情况方面，非洲，还有高卢，都逐渐趋向于步首都的后尘。然而，尽管有许多有利的时机，可能诱使罗马的传教士前往拜访他们的拉丁诸省，而他们实际前往却仍是在他们渡海或越过阿尔卑斯山之前不久的事；另外，在那些广阔的地区，我们也无法找到任何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曾出现过比两安东尼统治时期更高的信教热或迫害活动。(294页)

　　The western provincials appeared to havederived the knowledge of Christianity from thesame source which had diffused among themthe language, the sentiments, and the mannersof Rome. In this more important circumstance,Africa,as well as Gaul,was graduallyfashioned to the imitation of the capital. Yetnotwithstanding the many favorable occasionswhich .might invite the Roman missionaries tovisit their Latin provinces, it was late beforethey passed either the sea or the Kips; nor canwe discover in those great countries any assuredtraces either of faith or of persecution thatascend higher than the reign of the Antonines.

　　此处所谓“西方”，指的是西罗马帝国，因为通行拉丁文，又称“拉丁诸省”，以别于通行希腊文的东罗马帝国。非洲和高卢同属其地，文中所说传教人士“渡海”和“越过阿尔卑斯山”，去的就是这两处，说明“海”是“地中海”，吉本的原意就容易明白了。这两个地方因为山海阻隔，和罗马在文化上的差异甚于意大利各地。原文中称当地的居民为provincials，这种说法源于法文对巴黎以外各省居民的称呼，有“地处偏远、文化闭塞”的含义。原文第一句中的imitation意思是“样子”，如果换一个英文词来表达，可以用model。译文第二句分号之前所谓“之前不久”是it waslate before的误译，实际的意思是“久而未至”。原文末尾的ascend higher，译文中为“更高”。其实是年代更早的意思，有类于汉语里“上古”、“上三代”的“上”。整个译文可以改为：

　　看起来，西部诸省的居民对基督教的了解，和普及于他们之中的罗马语言、思想、习俗是同一个来源。宗教信仰较之于前三者，更加重要；在这一方面，非洲，还有高卢地区，都是逐渐地随着首都的样子变化的。然而，罗马的传教人士虽然曾经有过很多很好的机会可以前往拉丁诸省，他们南下地中海和北越阿尔卑斯山，实际上是很晚的事。另外，在那些广阔的地区，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可信的迹象，表明这里在两安东尼统治时期之前，曾经有过基督教的信仰和对基督教的迫害。


　　十三
　　
　　沉默说来倒是适合虔诚的心灵的；但由于它和宗教热情难以相容，我们不免看到，并为那些，由于在头三个世纪里未能产生一个教会作家而改克尔特语为拉丁语的省区的，基督教的委靡不振的状况而慨然悲叹。(295页)

　　Silence is indeed very consistent with devotion;but as it is seldom compatible with zeal we mayperceive and lament the languid state ofChristianity in those provinces which hadexchanged the Celtic for the Latin tongue,since they did not, during the three firstcenturies, give birth to a single ecclesiasticalwriter.

　　按照译文，高卢地区因为在三百年里没有产生一个教会作家，就改克尔特语为拉丁语。不知所云。吉本的意思是：高卢地区虽然追随帝国的主流文化，放弃本来的语言而改用拉丁语，却没有产生一位用拉丁文护教、宣教的作家，可以和非洲和西亚的拉丁教父抗衡。18世纪的英国人论及宗教的时候，zeal和enthusiasm两词常常含有贬义，这是对清教徒文化的反动。吉本此处对教会的挖苦，在于把devotion(坚诚执信)和zeal(热情奔放)对立起来。言外之意是说热心积极地宣传推广基督教的人，心里未见得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所以他说的“惋惜”是不诚之词。译文可以改为：

　　沉默与信仰的笃诚两不相悖，但热血沸腾的信徒很少有一言不发的；因此当我们看到，在公元头三百年里，高卢地区的居民虽然放弃了克尔特语而改用拉丁语，却没有产生一位教会的作家，我们可能会为此地基督教的委靡不振感到惋惜。


　　十四
　　
　　我们现在需要用这样一些想法，以安慰我们为失去某些杰出人物而感到的悲伤，在我们眼里，他们这些人似乎才最配接受上天的那种恩赐。塞内加、大小普林尼、塔西佗、普鲁塔克、伽伦、奴隶埃皮克泰图斯，以及皇帝马尔库斯·安东尼等等名字，都为他们所生存的时代增添无限光彩，提高了人性的尊严。他们无论在实际生活或沉思默想的生活方面，都使各自所在的地位充满了光辉；他们杰出的理解力，因研究学习而更为增强；哲学从他们的思想中清除了一般人的迷信的成见；他们把自己的时光用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善行之中。然而，所有这些圣哲(这既是一个令人惊异，又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都忽视了使基督教的体系趋于完善的问题，或对这个问题根本不予考虑。他们所讲的话或他们的沉默，都同样表现出他们对这个在当时已遍布罗马帝国各地的甘益扩大的教派的鄙视。在他们中间，那些肯于屈尊提到基督徒的人，也只是认为他们是一群顽固、蛮横的狂热分子，一味强求别人俯首贴耳，屈从他们的神秘的教义，却完全提不出一条真正能触动一位有见识、有学问的人的理论来。(300—301页)

　　 We stand in need of such reflections to comfortus for the loss of some illustrious characters,which in our eyes might have seemed the mostworthy of the heavenly present. The names ofeneca, of the eider and younger Pliny, ofTacitus, of Plutarch, of Galen, of the slaveEpictetus, and of the emperor MarcusAntoninus, adorn the age in which theyflourished, and exalt the dignity of humannature. They filled with glory their respectivestations, either in active or contemplative life;their excellent understandings were improved bystudy; philosophy had purified their minds fromthe prejudices of the popular superstition; andtheir days were spent in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the practice of virtue. Yet all these sages (it isno less an object "of surprise than of concern)overlooked .or rejected the perfection of theChristian system. Their language or theirsilence equally discover their contempt for thegrowing sect which in their time had diffuseditself over the Roman empire. Those amongthem who condescended to mention theChristians consider them only as obstinate andperverse enthusiasts, who exacted an implicitsubmission to their mysterious doctrines,without being able to produce a single argumentthat could engage the attention of men of senseand learning.

　　如果不加对照，这段译文明白晓畅，读起来很痛快。照之理解，文中所说的罗马知识分子没有以其才智完善基督教的思想体系，教会因而失去了他们的帮助。但校之以原文，发现两处失误，都和吉本嘲弄语气有关。原文开首一句中的loss，指的是因为于基督教无知或拒绝接受而受到惩罚，不得救赎，也就是成了lost souls，意思可以跟例入比较。这一句可以译为：“以上的想法，可以安慰我们为某些杰出人物得不到拯救而感到的遗憾，在我们眼里，这些人似乎最配接受上天的恩赐”。往下一点的一句话，讲罗马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其中的perfection，意思是“完满无缺”。全句应译为：“然而，所有这些圣哲(此事既令人惊异，也令人关心)都忽视或者拒绝基督教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如此改动之后，吉本所说的就完全是另一番意思了。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第15、16两章论述基督教的早期历史，问世之初即受到激烈的赞赏和批评。吉本因为外界毁誉的刺激，一度中断著述，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为这两章辩护。商务的译本，根据的是经过洛斯(D.M.Lows)节编的本子，引言落款是1960年。节编本对第15、16章完全保留，可见这两章历史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根据译本的序言，第15、16两章分别在1964年和1987年被译成汉语，一同收入商务出版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也可见中国学者对这两章的重视。此次核对“丛书”本第16章的译文，发现错误极少，质量远远胜出第15章的译文。两通翻译，原文紧密相连，差距何以如此之大?或许“丛书”因循前译的成文，没做任何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