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319年），祖逖光复中原的脚步受到了阻碍，他的北伐军败在了后赵大将石虎的手里。收拾残兵的时候，祖逖很可能会想起当年与自己一道闻鸡起舞的好朋友刘琨。当初，如果不是刘琨把石虎送交给后赵主石勒，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石虎多半也只是填入沟壑的无数具无名尸体中的一员，而不会成为现在这个令自己头疼的对手。

　　就在一年之前，一直坚守在北方的刘琨已经遇害。他如果泉下有知，也一定会为这件事而后悔。那次他企图结好石勒，真正的礼物是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石虎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附属品。刘琨多半对石虎并没有什么印象，就是再努力回想，只怕也无法回忆起，当初那个年仅十七岁的石虎，究竟是怎生模样。


　　
　　一
　　
　　石虎和石勒之间的关系不大容易说清。史书上说，石虎是石勒的侄子，但两人有时又以兄弟相称。可以肯定的是，石勒早早就流亡在外，石虎倒是一直跟随在石勒母亲的身边。

　　关于石虎的童年，史书没有太多记述，但被侮辱和受压迫，乃是当时羯人共同的遭际，石虎也不会例外。当石虎来到石勒身边的时候，石勒已经拥有了一支纵横河朔，杀人如麻的军事力量。一开始，石虎很可能记不住当时石勒那个“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持节、征讨都督、校尉、开府、幽州牧、公如故”的长头衔，但周围的各色人等，对自己这位叔叔（或哥哥）的恭敬和畏惧，则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并且，作为这位领军人物的至亲，石虎无疑很快分享了这种敬畏。由一个人人得而欺凌之的“羯胡”，陡然变得有权有势起来，无疑使石虎的心理，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 ，石虎到了石勒军营中之后的表现是：“性残忍，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以为毒患。”

　　将士们的不满显然让石勒感到了压力。这时，石勒对这个多年来并无接触的侄子并没什么感情，纵容他胡作非为而得罪多年来跟自己一道打天下的老兄弟，显然是不值得的。于是石勒决定杀掉石虎来平息愤怒。不过，这孩子总是母亲王氏一手拉扯大的，处死之前，还是有必要和老太太打声招呼。

　　于是，王氏对石勒打了一个比方：“跑得快的牛还是小犊子的时候，很容易毁坏车辆。你还是忍一忍吧。”

　　
　　石勒最终听从母亲的劝告放过了石虎。很难说，对他而言这个决定是幸还是不幸。

　　“快牛为犊，多能破车”，老太太这个预言很快得到了应验。没过几年，石虎便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弓马便捷，勇猛冠于当时。攻取城邑之后，往往屠城，很少有活下来的人。但是统帅军队，严厉而不繁琐，所以无人敢违背他的号令。而任命他进攻讨伐，所向无敌。”这样的评价，即使挪到《项羽本纪》之中，恐怕也看不出羼入的痕迹。

　　后来，石虎夸耀自己的功绩说：

　　“主上自从建都襄国以来，端身拱手，坐享其成，全靠着我身当箭石，冲锋陷阵。二十多年来，在南方擒获刘岳，在北方赶跑索头，向东平定齐、鲁之地，往西则平定秦州、雍州。攻克十三州，成就大赵功业的，是我！”

　　根据对手的反应，也可以体会出石虎的震慑力。在东晋方面的文件里可以看到，一提起北伐与石虎作战，很多奏章中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充斥着类似抗战时汪精卫的口吻。有一次，历阳附近的警报传来，引起了东晋朝野上下一片恐慌。司徒王导被临时授予了一系列军事长官的头衔，皇帝亲自参加阅兵仪式，除了在边境前线紧密布防外，司空郗鉴则调重兵增援首都的防卫工作。——而实际上，当时仅仅是石虎麾下的骑兵十多人在历阳附近游弋而已。

　　所以，尽管对石虎的滥杀有些不满，但是由于其赫赫战功，还是足以令石勒将石虎视为最亲密的战友。并且，一度石虎还认定自己将成为石勒的接班人。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后来发现自己并没有成为权力中枢的二号人物的时候，石虎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愤怒：

　　“这位子本该是我的，却授予那黄口小儿。一想起来就让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等主上归天后，他的后代将被杀得一个也不留下！”


　　
　　二
　　
　　怎样由一个政权和平过渡到另一个政权，王莽发明了一整套的禅让仪式。他的新朝虽然短命，但这套仪式在后来的历史上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因而被反复上演。

　　即使通过小说《三国演义》，我们也可以了解禅让的大致程序。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下诏责备自己德性浅薄，尤其是宣布本朝气数已尽，将让位给能带领大家开创新时代的魏王曹丕。尽管任何人都知道，曹丕早已对皇位虎视眈眈，心急如焚，但这位接手人也要再三表示谦让不就。直到献帝反复要求，众家大臣也纷纷进言，并巧妙的征引经典和纬候图谶，证明新王朝的建立是天命所归，曹丕这才勉为其难，登基坐殿。然后，应该还有一整套“改正朔，易服色”之类的繁琐工作，——遗憾的是曹丕命短，这套工作还没做完就已经驾崩了。

　　如果你觉得这套仪式虚伪可笑，那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会喜欢看到故事像下面这样发展，——可以肯定，石虎绝不虚伪。

　　石勒的太子石弘是一个儒雅柔弱的青年。他对权力似乎并没有太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石虎为人凶残，并且在军方的势力根深蒂固。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自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石勒病重，临终前嘱托石虎要做周公、霍光那样辅佐幼主的大臣。石弘本人则显然不抱这样的指望，就在石勒去世的当天，他就提出要将皇位让给石虎。

　　当时的政治斗争，风气比后来还是要好上一些。一般说来，出让皇帝的宝座之后，生命就不会再受到威胁。如汉献帝从逊位到去世，就还活了一十四年，——不但远比曹丕死得晚，而且成为整个东汉历史上仅有的两个活过五十岁的皇帝之一。所以在石弘看来，让位很可能是保全自己性命的唯一办法。

　　但是，石虎拒绝了。

　　石勒有他的忠臣。愿意捍卫石弘的皇帝地位的人不是没有，他们先后向石虎发起挑战，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惊险的政治权谋和战争。在这些势力大抵被消灭干净之后，石弘再次提出让位，而石虎再次坚决拒绝。

　　这之后，石弘流着眼泪回宫，对太后说：“先帝的骨肉真的不会再有遗存了。”


　　
　　三
　　
　　大臣中也有说劝石虎接受石弘的禅位的。尚书奏议说：“请您按照尧舜的旧例行事。”

　　石虎的答复是：“石弘愚昧昏暗，居丧无礼，应当将他废黜，谈什么禅让！”

　　石弘被废的那一天，群臣纷纷流泪，宫女们更是放声大哭。也许是因为早在意料之中，当此局面，唯有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自己，神色从容，言语淡然。不久后，石弘和太后程氏、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等人一起被石虎杀害。

　　从政治游戏的规则上说，通过禅让得到帝位，无论如何也会比这样硬抢来得名正言顺一些。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石虎选择了这样一种最粗暴，说起来也最难听的夺权方式？

　　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提到，明朝人修《元史》，“其目的仍在保持中国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事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同样的道理，我们似乎也不能忽视后赵作为一个羯胡政权的性质。很可能，许多胡人特色的制度和风俗，也在唐代修史者的著作中被抹去了。

　　比如，石虎深信自己才应该是石勒的继承人，是否在部落继承法中有它的依据？因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无论如何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则是他和石弘的矛盾，或许还有一层胡汉文化之争的因素。

　　汉人那套禅让程序的虚伪和繁文缛节，显然是石虎不感兴趣的。何况，石虎对石弘早有一种深刻的怨毒，就更不愿意给他这样一个比较体面的下台方式。既然，会抡起两把板斧向围观群众排头砍去的黑旋风李逵，也可以被誉为有“赤子之心”，那么也就无妨认为石虎粗豪而朴实，也算是一种“性情流露”。当然，这样赤裸裸追求自己欲望满足的“真性情”，在石虎和他的儿子们身上，绝不会仅是这样昙花一现。

　　废掉石弘后的第三年，即晋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年），一大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令人印象深刻的如建于襄国的太武殿，据说殿基便高达二丈八尺，长六十五步，宽七十五步，外用有纹理的石块砌成，“以漆灌瓦，金珰，银楹，珠帘，玉壁，穷极工巧。殿上施白玉床、流苏帐，为金莲华以冠帐顶。”

　　又将洛阳的珍宝运于邺城。于是动用了车辙有四尺宽、两尺深的四轮大车，和能装一万斛粮食的大船。运送途中，一口铜钟落入了黄河。三百人下河将钟捆结停当，然后用一百头牛来拉，才将之拉出了水面。

　　尤其异想天开的是，在邺城南边“投石于河”，想用这种办法来建一座飞桥。结果耗资“数千万亿”，而终于没有成功。

　　这一年，后赵境内大旱，黄金一斤仅仅能买到粟二斗，“百姓嗷然”。


　　
　　四
　　
　　咸康八年（342年），参加邺城、洛阳、长安的宫殿台观建设的民工四十多万。河南四州准备南伐，并、朔、秦、雍地区预备西讨，青州、冀州、幽州计划东征，每处都是每五个男丁中就抽出三人充当士兵。各州制造盔甲武器的人一共有五十多万。又有船夫十七万人，其中被水淹死，被虎狼吃掉的，据说有三分之一。

　　石虎下令，“被征发的士兵每五人出车一辆，马四匹，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调赋不备的一律处斩。”老百姓卖儿鬻女也无法供应军需。走投无路，结果道路边的树上，随处可见上吊者的尸体在风中摇摆。

　　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尽管已经有了失败的教训，但石虎对造一座大桥仍然痴心不改。结果，又是“用工五百馀万而桥不成”，石虎大怒，“斩匠而罢”。

　　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年），除了各项工程仍在继续外，石虎开辟了一个从灵昌津起到荥阳东境的阳都的广大猎场。此时石虎身体已经发胖，体重不能骑马，便造了大量的猎车。

　　或许比起成吉思汗要“将苍天覆盖的地方，都变作蒙古人的牧场”的豪迈设想，这个猎场的规模还是小了些。但“猎车千乘，环数千里以养禽兽”，也已经实在惊人。可以想象，这个过程里仅仅是拆迁问题，就足以导致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具体操办此事的官员乘机上下其手，以“侵犯野兽”的罪名掠夺百姓财物，因此而死的有百余家之多。

　　随便什么暴君故事，选拔民间美女以充实后宫，这样的节目一定不可或缺。只不过，石虎这里，“夺人妻女十万馀口”的数字实在有些惊人。并且在选美的过程中，她们的丈夫自杀或被杀的，也在三千人以上。

　　顺带一提，石虎的儿子石邃，也许是所有爱好美女的人士中，最得“意淫”真谛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个。他的欣赏习惯是，将看中的女子的头砍下来，洗净血迹后用玉盘盛放，然后再召集群臣，慢慢观赏。

　　永和三年（347年），石虎开始发掘前代的陵墓“取其金宝”，被掘的陵墓中最著名的，便是秦始皇陵。所幸，石虎似乎没有找到墓室的中心，挖出来的主要仅是一些铜柱。所以今天我们对始皇帝陵墓内有何玄机，仍可以抱有幻想。

　　这时候，有一个叫吴进的僧人提醒石虎要居安思危，他进言说：“胡运将衰，晋朝会要复兴，应该苦役汉人，来镇住他们的气运。”

　　这一年九月，石虎的太子石宣出行。石虎在后宫高楼上远望儿子车马的气派，大笑说：“我家父子如此，如果不是天崩地裂，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只需要抱子弄孙，每天寻欢作乐而已。”


　　
　　五
　　
　　以上内容都摘抄自《晋书》或《资治通鉴》。当然，我不能肯定这其中没有夸张的成份，——正如也不能认为它们就全部出自捏造。毕竟，穷怕了的人反而越发对财富有无穷的贪欲，而早年的苦难则很容易磨灭人对同类起码的同情心。即使是最近山西黑砖窑的窑主，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想到这一点。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谈到这段历史，则是如此说的。“诸胡虽染汉化，然蛮性难骤除，往往而发。最显见者曰淫酗，曰残忍。”又说，“盖浅化之民，性情暴戾，处粗野之生活中，尚堪放纵自适。一旦处复杂之人事，当柔靡之奉养，转使野性无所发抒，冲荡溃决，如得狂疾。”

　　有些令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野兽般贪婪和残酷的石虎，竟然笃信佛教。谈及十六国时期的佛教传播，首先要说起的就是石勒、石虎礼敬一个叫佛图澄的西域僧人。在石虎执政的时代，和尚更被捧到了“国之大宝”的地位，凡佛图澄所到之处，无人敢向他所在的方向吐痰或便溺。
　　
　　原因也许很简单。在这个时代，毫无安全感是所有人共同的体验，被杀者如此，杀人者也一样如此。所以，需要一个宗教世界的彼岸寄托。

　　石虎好色荒淫，自然有很多的儿子。有几次，石虎对自己和孩子们的父子之情做出了乐观的预言（如上面所摘引的），但是很快，他就不得不面对事实。

　　石虎众多的儿子都把父亲的性格为人继承得如此彻底，以致于自己反倒显得有些面目模糊。稍不小心，就会把他们的作为混淆起来。他们在史书中匆匆来去，你争我夺，做出各种令人发指的暴行，然后或被兄弟所害，或被石虎亲自处死。

　　哥哥如何杀死兄弟，父亲如何杀死儿子，史书中有许多工笔细描的记述。我不想在这里详细抄录，——即使是好莱坞的恐怖片，也未必想像得出如此之多的变态残忍的杀人办法。这些内容除了让人怀疑人性中的恶究竟可以被放大到何等地步外，没有其他的意义。我想说的是，诸如此类的杀戮到后来慢慢变得无法控制，哪怕是看来处在操纵者地位上的石虎本人。

　　在准备杀死又一个儿子及其姬妾子女的时候，一向疼爱的小孙子上前牵住石虎的袍襟。这时，石虎也不禁考虑是不是放过这个孩子，然而行刑的宦官们已杀红了眼睛，他们从石虎的怀抱中将小孩抢了出去。孩子拉着石虎的衣服大叫，竟至于连衣带也拉断了。

　　石虎因此受了惊吓，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石虎发过这样一声感慨，“我要用三斛纯净的草灰来清洗我的脏腑，为什么总是生下这样凶恶的儿子，一到二十岁就要谋杀他的父亲。”

　　随着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杀掉的儿子越来越多，我想石虎的内心，一定非常孤独。

　　处死儿子所造成的动乱愈演愈烈，石虎已经病重，无力解决这件事。这时他所能倚仗的，就只有羌人的领袖、冠军大将军姚弋仲等少数人了。

　　受命出征之前，姚弋仲对石虎的批评完全不留颜面：“儿子死了愁苦吗？为什么生病？儿子小时候不选择好人来教导，结果使他犯了叛逆之罪。既然是因为叛逆而将他处死，又还有什么好犯愁的呢？再说你老是生病，册立的太子又太年幼，如果你不能痊愈，那么，天下一定大乱。你首先想想这个，不用管外面的叛乱！”

　　一向轻于杀戮的石虎这时对姚弋仲毫无脾气。他已经老了，不再有力量。而且，一定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跟石虎这样说话了，我甚至忍不住猜想，这些羞辱的话是不是会勾起石虎的一些回忆。比如想起十七岁以前，那个没有追随石勒，还只是一个任人喝斥打骂的羯胡的石虎。


　　
　　六
　　
　　更本质的危机感则是：尽管现在的东晋王朝孱弱不堪，但历史上汉人政权的赫赫声威，还是使得胡人心目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难以克服的敬畏心理。所以，虽然已经事实上统治了中原，但是他们仍然不敢相信，自己会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前赵靳准之乱时，就有这样的话流传，“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有人提出不如把玉玺还给晋朝。更著名的事例则如，前秦的王猛在临终前反复叮嘱他的君主苻坚，东晋绝对不可以攻击。前面提到过僧人吴进向石虎提议，迫害汉人“以厌其气”，也是同样的心理反应。

　　应该说，少数民族领袖的这种心态造成的社会影响，常常是灾难性的。不真是自己的东西，自然也就不必对它的未来负责，享用一天是一天罢。我不知道，石虎强烈的破坏性和这种心理，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灾难和恐慌连续不断，这种情况下一些偶然发生的灵异事件，也就格外容易被传说得活灵活现，并且包含着意义重大深远的隐喻。比如，在石虎大宴群臣的时候，数百头白雁降落到马道的南边。石虎命人放箭射杀他们，却一无所获。一位太史私下里对石虎说，“白雁集于殿前，这是宫室将荡然一空的征兆。”

　　更有文化斗争意味的奇迹是，太武殿画像上的古代圣贤，某一天忽然都变成了胡人的形象，十余天后，头却又都缩入了肩膀之中。在这种不祥之兆下，石虎优礼佛图澄，自居胡人而强调佛是“戎神”，也是寻求同盟军的意思罢。


　　
　　七
　　
　　这段历史上前赴后继的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杰出人物（不管你视他为英雄还是屠夫）取得了广泛的拥戴，于是成为领袖。但是，他们中没有人能把人们对他个人的效忠转化成对政权的忠诚。于是，随着这个大人物的死亡，动乱就接踵而至。

　　石虎死了，果然天下大乱。起先，争来斗去的还都是他的子侄。后来，石虎的嫡亲子孙被屠戮殆尽，而他的养孙石闵，脱颖而出。

　　石闵其实是汉人，本姓冉。

　　
　　我身边曾有人用非常不满的语气问过：现在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冉闵？中学教科书上固然是不提的，哪怕是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恐怕也未必人人清楚这是怎样一个人。

　　也许是这样罢。但同时，在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不能说不强烈的现在，冉闵无疑拥有很多信徒。就我所见，在网上就不乏人尊冉闵为拯救中华，功在千秋的民族英雄。

　　原因无他。冉闵掌权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决策是：“汉人斩下一颗胡人的首级送到凤阳门的，文官进位三等，武职的，都拜为牙门将。”

　　西晋末天下大乱以来，汉人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仇恨的力量早已积蓄到临界点上，这一下闸门打开，立刻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于是，就有了一日之内，斩首数万的收获。

　　于是，共大杀胡羯二十余万。他们的尸体被抛诸城外，为野狗豺狼所食，而很多人仅仅因为鼻子高些胡须多些，也被误杀。

　　于是，被后赵迁徙到青、雍、幽、荆四州的百姓，和氐、羌、胡、蛮等少数民族，总共几百万人纷纷都想逃亡回自己的故乡。道路交错，途中他们互相攻击抢掠，结果最终能到达目的地的，不过十之二三。

　　——这是这段历史里，最大规模的民族仇杀。生产全部停止，到处都是死尸。

　　于是，所有的胡人势力都联合起来围攻冉闵。冉闵曾十战十胜，但终于十分悲壮的失败。《晋书》中关于冉闵被擒的描写，再一次使人联想起太史公的千古名篇《项羽本纪》，——“垓下之围”的那一段。冉闵最终被杀于遏陉山，结果山附近七里之内草木枯死，随即蝗虫大起，五月不雨。

　　于是，胡人们认为是冉闵的灵魂作祟，尊之为悼武天王，立庙祭祀。这一天，大雪漫天。


　　
　　八
　　
　　我觉得无话可说。像许多现代人一样，我已经脆弱得无法面对这样大规模的死亡，但同时，以我贫瘠的想像力，确实也想不出当时这种情形下，还可以有什么其他出路。

　　不妨一提的，倒是这两年颇为流行的一种论调。“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

　　如果说，有什么狼血输送成功的典型例证，冉闵，和那些今天在网上为冉闵欢呼的人们，应该就是罢？

　　这样的“强悍进取”，这样的“重新振奋起来”，会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一 王与马，共天下
　　
　　晋元帝司马睿登基的时候，上演了奇怪的一幕。司马睿邀请王导和自己一起坐到御床上。王导当然立刻表示了推辞，他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司马睿这样一个素无名望的皇室疏宗能够有这样一天，确乎该算是意外之喜。有人觉得这个有失体统的举动是兴奋过头的表现，正如有人认为刘备授权诸葛亮可以取刘禅而代之，是焦虑过头的表现一样。但是反过来，也正如刘备临终前的做作可能是对诸葛亮（或者对李严）的敲山震虎，在很多人看来，司马睿实际上是给了王导一个警告，提醒他收敛一点，不要总端出一副他才是王马组合真正核心的样子。

　　此时琅琊王家确实权倾中外。除了王导在中央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外，更令司马睿不安的是，王家的另一个强势人物王敦，正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牢牢控制着长江的上游。

　　事实上，早在打造江东的政权之前，王家就已经有了把江汉地区留作退步的打算。第一个前往那里的人是王澄，他是当时王家的领军人物王衍的弟弟，王衍为他弄到了荆州刺史的任命。欢送他上任的场面十分盛大，但王澄迅速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看见树上的喜鹊窝，王澄旁若无人的脱了衣服爬上树去，把小鸟捉到手上玩弄起来。

　　王衍缺少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然而大局观还是有的，所以能意识到荆州重要性。然而糟糕的是，王澄的大局观如何虽不得而知，但与兄长一样对具体问题束手无策倒确是事实。偏偏荆州的局面纷乱，大股流民涌入之后，到处都是具体问题。王澄很快就搞得怨声载道，一连串惨败之后，他已经输得只剩下那份会迅速把人得罪得忍无可忍的名士风度。于是路过江州豫章的时候，他得罪了自己的同族兄弟王敦。王敦决定杀他，闪避屠刀时，王澄最后展示了一次自己上树掏鸟窝的本事，他爬到了房梁上，但这并不足以使他逃得一命。

　　然后，王敦开始为自己经营荆州。没有证据表明，王敦本人的用兵才能有多高明，但是，他善于选择带兵的人选。平定湘汉地区叛乱的过程里，立下最大功绩的是陶侃和周访。他们的共同点是：第一，作战勇猛，指挥有方；第二，缺乏政治根基，也缺乏政治流氓的作风。所以一旦取得战果后，可以比较容易的把他们排挤掉。最终，陶侃被打发去广州，周访略微难处置一些，他对没有取得荆州刺史的职务耿耿于怀，但暂时也只有隐忍于襄阳。

　　另一方面，王敦取得了吴兴郡大族沈氏、钱氏的支持。吴兴沈氏是与义兴周氏齐名的武力强宗，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和周氏一样，沈家在东晋建立的过程中，也处于被排挤打压的地位。司马睿逼死周玘，周玘任太守的吴兴郡连带着也受到了诸多不公正对待，现在，吴兴人有理由为自己寻找另外的同盟者，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于是，王敦身边多了一个叫钱凤的谋士，而沈家的头面人物沈充更多时候则留在吴兴。吴兴郡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浙江临安、余杭、德清一线西北，兼有江苏宜兴的一部分地区。这意味着，一旦王敦要对建康的司马睿政府有什么举动，除了他的大军可以顺长江而下外，还埋伏下一把可以迅速切断建康与三吴地区联系的尖刀，而三吴，正是建康后方的粮仓。


　　
　　二 “刻碎之政”
　　
　　当初司马睿确实可能并未想过自己可以当上皇帝，但是，既然已经是皇帝了，他就不想仅做一个受人操控的傀儡。

　　哪怕从一些看似微小的细节里，群臣也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太子读书，皇帝交付给他的，是一部《韩非子》。众所周知，韩非讲苛刑峻法，讲阴谋诡计，讲君权大于一切，讲除君主以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根据韩非的逻辑，像现在这样一个各大门阀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政治格局，实在是不能容忍的。

　　太兴元年（318年）三月，即晋元帝司马睿正式即位的当年当月，群臣见到这样一份诏书。诏书的开篇，对古代传说中的（当然也是王导提倡的）清静为政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具体论述的部分，却透露出对各级官员行政能力的关注，以及惩办不法或无能的官吏的意图。到七月份，新的诏书措辞变得严厉，要求官员们端正自身，有法必依，打击地方上的豪强，清算被隐瞒的户口。尤其是，州牧刺史要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空，如果下属官吏有不法行为，朝廷将认真追究其领导责任。

　　相关的一系列措施，后来被称为“刻碎之政”。此时王导名义上虽仍被推崇，实际上元帝却已经疏远了他。甚至于，中书郎孔愉说王导的好话，就因此被赶出了朝廷。

　　帮助元帝推行这些政策的，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刁协和刘隗。刁协是渤海饶安人，出身二流士族；刘隗籍贯彭城，自称是汉代楚元王刘交之后，然而他的父亲不过是个东光县令而已，可见家世并不显赫。

　　这两个人家族地位如此，毫不奇怪。元帝的新政策针对着北方大族和南方几乎全部士族，只有倚靠这样北方来的没什么根基的人物。史书上对刁、刘二人的评价很不友善，这固然是因为流传下来的第一手材料大概都出自他们的政敌之手。但很大一部分记录也可能就是事实。刁协在八王之乱期间，先供职于太常博士官，随后又相继奔走于成都王司马颖、赵王司马伦、长沙王司马乂、东嬴公司马腾的门下，一直郁郁不得志，最后才投奔的晋元帝。他喜好卖弄官威，借醉酒而辱骂指责公卿大臣的脾性，很可能来自大半辈子压抑蹉跎的愤懑。刘隗的履历表要单纯得多，但当年在洛阳，他也有被贵戚子弟排挤出秘书郎的经历。现在打击世家大族的时候，刘隗格外富于战斗性的表现，多少也会和此有关。

　　司马睿委刘隗以刑宪，很快，大批名流纷纷获罪。他们中很多人确实劣迹斑斑，不想认真追查劣迹的话罪名也绝不难找，已经被许多人忽略遗忘的儒家礼仪规范是最好的理由。居叔母丧而结婚，有罪；居叔父丧而嫁女，有罪；居丧期间请客，免官，削去侯爵；明知别人居丧而接受邀请，罚俸……在刘隗的弹劾下，汝南大族的周顗终于被免官（虽然很快又复职了），就连王导本人，也不得不打了一回辞职报告。


　　
　　三 大将军王敦
　　
　　史书中盛赞王导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司马睿此时的冷遇，但是有迹象表明，他并不真的那么淡定。似乎是为了贯彻皇帝的新政策，王导派出八部从事巡行扬州诸郡，调查地方官员施政的得失。然而在听取他们汇报工作时，王导只对顾和的意见表示了赞赏，顾和说：“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

　　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的反应，远比王导要激烈得多。他上疏夸耀自己兄弟在建立江东政权时所建立的功勋，从而向元帝抱怨王导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王敦称，这种做法已经使人心失望。甚至，他的奏疏中还出现了“天下荒弊，人心易动”之类的言辞，这已经近乎赤裸裸的威胁了。

　　王导在元帝之前看到了这份奏疏，他毕竟是个识大体的人，或者说，没有搞到不能转圜的地步，他不想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把矛盾激化。所以王导把奏疏封上，退还给王敦。但是王敦再一次把奏疏送到建康。这样一来二往，朝中人士大抵都预感到，王敦可能会有所动作。

　　照例，这种时候会流言四起。预测王大将军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时，他当年的作为也会被反复提起。

　　在琅琊王家，王敦无疑是个另类。他说话有南方人的口音，举止像乡下人，对各类高雅艺术不感兴趣，但敲起鼓来，那“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的风范，倒确实能令人叹其雄爽。

　　还在洛阳的时候，王敦做过太子舍人。愍怀太子被贾后陷害驱逐的时候，曾有诏令禁止东宫的属官送别太子，但是王敦和几个同僚对此置若罔闻。当年，这个有情有义的行为曾得到过官员和洛阳市民们的赞赏，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却很可能成了王敦一贯胆大妄为的证据。

　　流传更广的逸事比如：王敦曾与王导一道到石崇家里去做客。石崇家喝酒的规矩是，美人劝酒，客人不喝，这个美人就会被拉出去杀掉。王导心软，因此本不能喝酒的他只好把自己灌得大醉，而王敦则故意放下酒杯，神色自若的看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美丽的生命断送在面前。

　　说到这里，不免使人们感叹大将军性情的“刚忍”。而下面这件事现在说起来，更分明就像预言。石崇家的厕所也规格特殊，里面珠环翠绕，有众多婢女服侍，还备有新衣供客人更换。没见过这阵势的男人往往害羞不能如厕，但王敦进入后，解手更衣，神色傲然。有人甚至活灵活现的提到，当时厕中的婢女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此客必能做贼。”


　　
　　四 梁州、湘州、祖逖
　　
　　太兴三年（320年），围绕着梁州和湘州的刺史人选的问题，朝廷和王敦展开了不动声色然而激烈的较量。王敦的根据地是荆州和江州，此时的荆州虽然荒弊，却毕竟仍是“用武之国”，而此时从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正提供了充足的兵员。

　　但一旦王敦想向长江下游有所动作，荆州西北的梁州和南方的湘州，就可能成为他后方的威胁。所以这两个州，尤其是梁州刺史站在谁一边，不管对朝廷还是对王敦，都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梁州：之前，梁州刺史正是周访。平定荆州流民叛乱的过程中，王敦曾向周访许诺过，杀死流民首领杜曾，荆州刺史的位子就是你的。但是，当周访做到这一点之后，王敦却拒绝兑现诺言，他给周访写了一封信，好言抚慰，并附送珍贵的玉碗和玉环。但这远不足以平息周访的愤怒，周访把玉碗砸得粉碎，说：“我难道是一个商人吗？可以靠宝物来取悦？”

　　于是，周访在襄阳（此时襄阳为梁州州治）务农训兵，成为王敦最大的心病。但是这一年八月，周访去世。对此，王敦和朝廷都迅速做出了反应，王敦派亲信去控制襄阳地区的军权，朝廷则调湘州刺史甘卓任梁州刺史。

　　甘卓是东吴名将甘宁的曾孙，算是较早拥戴晋元帝的那批南士中的一员。而当初，他又有在江州与王敦并肩作战的经历。甘卓出任梁州，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选。

　　但王敦还是取得了优势，周访的儿子们没有继承父志的打算。周访的家族也出自汝南周氏，但东汉末即已南来，所以现在他们既与北方士人集团缺少共同语言，也难以被江东人真正当作自己人。周访之子周抚和周光很可能都觉得，需要一场大动乱才能改善自己家族的地位。于是，他们选择了站在王敦一边。

　　湘州：既然甘卓被调往梁州，湘州刺史就空缺出来。王敦提议，由自己的亲信沈充接任，朝廷当然不可能同意。晋元帝于是找到自己的叔父，谯王司马氶。元帝用沉痛的语气向司马氶谈起当前的局势，表达了想让他出镇湘州的愿望。司马氶表示愿意接受任务，但是他也强调，经过这些年的战乱，湘州残破，他需要三年时间来做准备。

　　十二月，司马氶被正式任命为湘州刺史。上任途经武昌，王敦邀司马氶赴宴。酒席上，王敦说道：“大王您是素雅佳士，但恐怕非将帅之才。”司马氶回答：“这是明公您不了解我，铅刀虽钝，难道没有一割之用？”

　　事后，王敦似乎对司马氶的话觉得好笑，他对钱凤说：“他不知道害怕而学说豪言壮语，足以知道他在战场上不能有所作为。”

　　王敦的判断也许并不仅是因为司马氶的回答，他的信心更多还是来自湘州的处境。在危机一触即发的关头，一个需要三年时间来筹集战备的地方，哪里用得着给以太多顾虑呢？

　　祖逖：即使后顾之忧已经排除，王敦的大军要想东下，还必须首先克复一道障碍，就是豫州刺史祖逖。

　　祖逖看不起王敦。王敦曾派人到建康联络各大族的名士，向他们透露了一点自己想调整朝廷的政策和人事安排的意图。祖逖当即对王敦的使者大声呵斥，他称呼王敦的小名，警告说“阿黑”要是敢来这一套，他就率三千兵马用长矛戳他的脚赶他回去。祖逖的军队虽然集中于北方前线，但只要稍许后撤，立刻就会成为横亘在荆扬二州之间的铜墙铁壁。

　　但是，一切如王敦所愿，周访去世后一年，即太兴四年（321年）八月，祖逖也忧愤而卒。

　　祖逖的弟弟祖约接手了祖逖的军队，很显然，无论才能还是做人，祖约都无法和他的兄长相比。祖逖披荆斩棘的收复河南地，朝廷一向不闻不问，一旦有所收获，朝廷却要来摘取胜利果实。祖逖虽然愤懑，却还不会向朝廷发作，祖约可就未见得了。现在，朝廷不但不能指望这支军队为自己效力，甚至，它本身也随时可能变成对朝廷的威胁。


　　
　　五 第一次建康保卫战
　　
　　晋元帝只有寻求办法打造一支可以自己直接控制的新军，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政府获得兵员的渠道实在有限，基本不出以下几途：料简逋亡、谪发罪犯及其家属，还有调发奴客。

　　料简逋亡就是去找到那些没有进行户口登记的人，这显然并非易事；当时犯罪率再高，仅靠犯罪分子当兵，人数也差得太远。那么，要在短时间内组建出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来，也就别无选择了。

　　太兴四年（321年）五月，根据刘隗的建议，晋元帝下诏发奴客为兵。奴客指的是大家族的奴婢和佃客，他们是门阀的私有财产，本来只为主人效力，没有对国家服役的义务。现在元帝这么做，等于是对各大家族的抢劫。

　　这样做的结果是，刘隗和元帝另一个亲信戴渊，分别得到一万士兵，然后一个出镇淮阴，一个出镇合肥，以犄角之势拱卫建康。但同时，也把本来还举棋不定的世家大族，越发推向了王敦一边。

　　永昌元年（322年）春正月，王敦以讨刘隗，清君侧为名，自武昌起兵，大军开到于湖，又上表陈说刁协所犯的罪行。同时，吴兴的沈充也起兵响应。

　　消息传到建康，晋元帝的回应是痛斥王敦“狂逆”，宣称“是可忍孰不可忍”，自己将“亲率六军以诛大逆”。这时候，建康城内有过这样一番对话。太子中庶子温峤说：“王大将军这次的举动，似乎还是有原因的，不能算太过份吧？” 仆射周顗则认为：“我们的皇帝诚然并非尧、舜，又怎能毫无过失？做臣子的，怎么可以就发兵来威胁呢！举动如此，怎么能说不是叛乱，王处仲（王敦字）傲慢无君，他的欲望还有止境吗？”

　　不管是当时还是后世的评价，温峤、周顗都可算得晋朝的忠良。然而温峤竟认为王敦的叛乱可以谅解，即使是周顗，似乎也认可王敦所说的元帝的过失。则当时的一般舆论如何，也就显而易见了。

　　
　　战局并没什么悬念。司马氶在湘州只能固守，而无力出击。梁州的甘卓起先承诺与王敦一起发兵东下，随后却又祭出了忠义的大旗，但他真正的选择其实是按兵观望，既不帮助王敦，也不出击王敦的武昌老巢，并且坐视长沙陷落，司马氶等人被擒或遇害。

　　建康保卫战眼看即将打响，刘隗、戴渊回师戍卫。刘隗开始对最后的决战还显得信心十足，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将会成为被牺牲掉的对象。

　　元帝拒绝了刘隗杀尽王氏亲党的建议，这意味着，他对抗王敦叛乱的决心，并不像诏书中表现出来的那么坚决，还是希望能够为最后的谈判留下充足的余地。果然，元帝开始重新亲近王导，到三月份，王导被任命为前锋大都督，即反击王敦的总指挥，元帝说：“王导以大义灭亲，可以把我做安东将军时的节借给他。”

　　在对王敦作战的体系中，刘隗实际上被放置到一个不甚重要的位置上，他被派去驻守金城。金城是建康的一个防御堡垒，而建康另一个更重要也知名得多的堡垒石头城，守将则是周札。周札是被元帝逼死的周玘的亲弟弟，有了这一层身份，即使抛开史书上“矜险好利”之类的评价，周札开石头城门迎接王敦，也没什么令人惊奇的。

　　朝廷的军队在王导等人的指挥下一触即溃。被强行征发的奴客部队缺乏战斗力是一方面，但根据王导后来的表态，他们本来就没有做过取胜的打算。在永宁二年（324年）的一封信中，王导承认自己此时“心思外济”。而在评价周札开门迎接王敦的行为时，王导则说，群臣中稍有见识的，都与周札想法相同，如果不是王敦后来的表现，那他这次进兵建康，简直是“所谓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这种作为，可说是王导辜负了元帝的信任。但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此时元帝对王导本已无所谓信任，只是等着走完这个过场，好比较从容的进入和王敦谈判的阶段而已。

　　刁协、刘隗战败以后，都进宫面见元帝。元帝拉着他们的手流泪呜咽，给他们提供马匹，劝他们出逃避祸。刘隗在北方的彭城老家还有亲人，得以一路逃到石勒那里；刁协则没这么好运气，走到江边就为人所杀。


　　
　　六 王敦的洗牌
　　
　　王敦进入建康，并不急于去朝见元帝，而是放纵自己的士兵抢劫。这大概是一种猫捉老鼠的心态，王敦知道，眼看着皇宫、朝廷里的人四散奔走，元帝心里的恐慌会有多么严重。很快，王敦就得到了元帝使者带来的消息。元帝说，“你如果还没有将朝廷置于脑后，那请就此罢兵，天下还可以相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朕将回到琅邪，为贤人让路。”要回琅琊封国去的话头，元帝说过已不止一次，然而这一回，这个失败者的语气里似乎倒反有些要挟的意味。

　　这个要挟是有效的。进入石头城后，王敦对自己此举将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就显得有些担忧。作为一个门阀气氛里成长起来的人，他仍不得不相当重视舆论。王敦确实不希望元帝就此退位，这会使自己显得过于猴急。现在，自己已经可以专断朝政，但要换一个皇帝，却还为时太早。

　　换太子，倒似乎可行。于是王敦召集百官，提出了太子不孝的问题，但是温峤——我们记得他是很谅解王敦的这次起兵东下的——第一个站出来力证太子“以礼观之，可谓孝矣”，群臣对温峤的话一致表示赞同，王敦也就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

　　这之后王敦开始调整朝臣和封疆大吏的人选。此时王敦有两个选择，一是进一步提高南北士族的地位，取得他们的支持；一是杀掉他们中的一些人立威，从而把权力更直接的掌控在自己手里。

　　王敦身边的人也分成两派。劝王敦选择前一种办法的例如谢鲲，谢鲲指出，这样甚至可以使王敦之前的行为都抹去叛逆的名声。王敦当然清楚他说的是事实，但是王敦也清楚，这多半也意味着即使将来有一天自己能够改朝换代，也不会拥有比元帝大多少的权威。

　　谢鲲是谈玄的名士，王敦把他招入自己的幕府只是装门面而已，更多的人，也就是王敦手下的实干派们都支持王敦挥起屠刀，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压抑的群体，对既得利益阶层，当然充满仇恨。

　　然后，王敦还要听取王导的意见，于是有了这样一番对话。王敦问：“周顗和戴渊这两个人，是南北之望，应该做三公了吧？”

　　王导不答。

　　王敦：“如果不做三公，那就该是尚书令，仆射了？”

　　王导又不答。

　　王敦：“如果都不行，那就应该杀了他们！”

　　王导仍不回答。

　　这等于是默认了王敦最后的决定。王敦刚刚起兵的时候，建康城内的王氏宗族生死难料，王导于是带着族内二十多人，每天早上跪在朝廷前待罪。那时王导托周顗为自己求情，周顗也确实在元帝面前极力为王导作了辩护。但是，周顗卖弄他的名士风度，不但没有告诉王导自己做了什么，反而一再对王导的恳求表现出不屑的态度。王导也是名士，但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王导不得不庸俗起来，因此不能和另一位名士心意相通，这样王导便对周顗有了怨恨。

　　周顗、戴渊终于被杀于石头城南门之外，临刑前周顗忠义坦荡的风度使围观者流泪，当然也越发刺激起了名士们反对王敦的情绪。很久以后，王导翻检中书省的旧档案，才发现了周顗为他辩护的表章，王导流泪说：“我不杀伯仁（周顗字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另外一些人，更是王敦非杀不可的。比如梁州的甘卓，比如“一门五侯，宗族强盛，吴士莫与为比”的周札。

　　甘卓的结局证明了观望者并不总能后发制人。他在王敦东下时驻军猪口，但之后就延俄不进。这样的举动没有对王敦构成打击，却更加使王敦意识到威胁。于是建康的局势稍稍稳定之后，王敦就派人闯进甘卓的卧室谋杀了他。早已取得了在襄阳根深蒂固的周访子侄的支持，使得王敦很容易就做到了这一点，周访的儿子周抚接手了甘卓的兵权。

　　和周顗、周访不同，来自义兴的周札则是江南的地头蛇，虽然是他第一个开石头城门迎接的王敦，但义兴周氏的势力之强，还是令王敦不得不担忧。太宁元年（323年），王敦派沈充袭击周札的根据地会稽，果然是“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乡里乡亲的更有一山难容二虎的仇恨，沈充猛不可当，周札拒战而死。


　　
　　七 事情正在起变化
　　
　　第一次起兵胜利后王敦并未留在建康的朝廷，而是把大权都交托给王导后，就很快回到了武昌。之后“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王敦做起了天字第一号的权臣。

　　永昌元年年底，晋元帝去世，时年四十七岁。史书上对元帝的评价是“恭俭有余而明断不足”，所以导致祸乱内兴。更具体的说，明断不足的意思应该不是缺乏决断，而是有决断的冲动而没有决断的能力，在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企图强行收回权柄，结果导致失去了所有实力派人物的支持。

　　即位的是元帝的儿子司马绍，是为晋明帝，——也就是王敦曾经想废黜的太子。王敦将再次叛乱，明帝获悉这一情报的过程，被描述为一个动人的智勇小英雄的故事：王敦的侄子中有一个小男孩王允之，王敦喜爱他的聪明，常把他带在身边。一次王敦夜里还在喝酒，王允之先睡下了，这时王敦忘了他的存在，开始和亲信钱凤一起谋划造反的事。王允之全部听在耳中，于是这孩子立即大吐，弄得脸上衣服上都是。钱凤离开后，王敦意识到问题，便拿着灯来察看王允之的情况，发见他睡在呕吐的秽物里，就不再疑心他了。

　　王允之回去后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王舒，王舒便和王导一起向明帝禀明此事，明帝暗中开始戒备。

　　实际上，朝廷当然不可能拖到这时候才知道王敦谋反的图谋。在此之前，王敦暗示朝廷朝廷征召自己，明帝也就只好亲手写了诏书。太宁元年夏四月，明帝赐给王敦黄钺和班剑，给予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优待。众所周知，这些待遇往往正是篡位的铺垫。王敦把自己的镇所移到姑孰，屯兵在于湖。姑孰在今天安徽的当涂，可说正是建康西南的门户，也就是说，王敦如果再次起兵，秦淮河与建康城墙，就已经是朝廷的第一道防线。

　　但王舒和王导主动向明帝通风报信，这对朝廷而言仍有巨大的积极意义。这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表态：这一次王氏宗族中大多数人态度不会像上次王敦进兵时那么暧昧，他们愿意拥戴朝廷。

　　年号从永昌换成太宁，时隔虽然并不久，但是形势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帝去世，更重要的是他的新政策告终，朝廷和门阀大族间的矛盾亦随之消失。那么，司马家的人毕竟是中原正朔的代表，尊奉他，总比尊奉另外一个皇帝更名正言顺一些。所以，当初是王敦与差不多全体门阀联手在对抗司马睿那根基不牢的皇权；现在，却变成王敦和他身边的那批失意者，为了自己的野心而挑战固有的政治格局了。

　　王敦自己多少也清楚这一点，何况近来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时间也已经不多。这种焦虑时时流露出来，王敦一边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一边用铁如意敲打着唾壶，结果打得壶口尽缺。

　　太宁二年（324年）五月，王敦得了重病。钱凤问他，如果一病不起，后事该如何安排。王敦回答：“我死之后，最好解散兵众，大家归顺朝廷，保全门户，这是上计；回到武昌去，收兵自守，向朝廷进贡，这是中计；趁着我还有一口气，全力向下游进攻，图个万一侥幸，这是下计。”

　　但是钱凤们在现有的权力分配体系中处境远要比王敦糟糕，因此野心燃烧得也比王敦更加灼热，——按照王敦的设想，他们就只能退居乡里了。钱凤私下里和他的同党说：“王公所说的下计，才是上策。”于是他和沈充等人密谋，只等王敦一死，就发动叛乱。


　　
　　八 郗鉴
　　
　　王敦对抗东晋政府的社会基础虽然已经变得薄弱，但是仅凭军事力量，他的人至少仍可以取得暂时的成功，建康城仍然处在危殆之中。

　　这个时候，郗鉴的出现，就显得至关重要。

　　实际上，当初元帝要对王敦进行反击，还有一支力量可以利用，就是长江北岸的流民。因为长期与胡羯作战，这些流民都已经成为战斗力极其强悍的军队。但也正是因此，晋元帝和世家大族把他们视为不安定的因素，害怕他们过江之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垄断地位。因此长期以来，东晋政府只是给予他们的领袖——即所谓流民帅——一个太守、刺史、将军之类的名号，而让他们继续留在江淮之间。既然并不信任，那么不到最后关头，元帝当然也就不敢动用这股兵力。

　　反过来，流民帅也一样不信任政府，王敦兵临城下的时候，元帝终于决定冒险调当时任兰陵相的苏峻过江应援，但是苏峻却拒绝奉诏。

　　郗鉴的作用就在于，他可以成为政府和流民之间一道沟通的桥梁。郗鉴是山东高平金乡人，家族在地方上势力深厚，虽然和第一流豪门还有些差距，但也不至于大到说不上话。永嘉之乱后，郗鉴被乡里推为盟主，率千余家避难于鲁地的邹山，在与石勒作战的过程中，三年众至数万。换句话说，郗鉴也是流民帅之一。

　　永昌元年七月，即王敦攻入建康后不久，郗鉴退保合肥，不久后奉召渡江。朝廷显然是希望郗鉴和他的军队能站在自己这边。王敦当然也看得到这一点，他没有反对朝廷征召郗鉴的原因可能是，当年在东海王司马越的幕府里，他和郗鉴做过一段时间同事，凭这段旧谊，也许倒可以让郗鉴支持自己。

　　次年，郗鉴在明帝的任命下回到合肥，和当初的区别是，他得到了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的职务，当初，元帝就是让戴渊居于这个地位上对抗王敦的。王敦对此当然不满，但不好公开反对，就推荐郗鉴为尚书令回朝廷任职。明帝也不敢公开对抗王敦，于是只好再将郗鉴调回。这一次，郗鉴途径姑孰时面见了王敦，王敦似有意似无意的跟他聊起了一些洛阳时的旧人。

　　王敦：“乐广才能有限，考察他的实际水平，哪能胜过满奋呢！”

　　郗鉴：“乐广道韵平淡，但愍怀太子被废时，却能慢慢匡正局面。满奋则是节操有损的人，怎能和乐广相提并论！”

　　王敦：“满奋那个时候，危机交急。”

　　郗鉴：“大丈夫当生死以之。”

　　论起往事，该是乐广于王敦有恩，满奋跟王敦有仇。当年愍怀太子被废，王敦等人冒险为之送行，司隶校尉满奋收捕了他们，而河南尹乐广则极力解救。不过枭雄论世，当然应该着眼于才能而不仅纠缠于恩怨，王敦是在强调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而郗鉴的回答含义则十分明显，忠义的价值更高于性命。

　　郗鉴的话让王敦厌恶，之后他把郗鉴羁留了很久，但到底觉得不便下手杀他，还是放他回到建康。

　　进入朝廷后，郗鉴“遂与帝谋讨敦”，密谋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分析前因后果可以推断，郗鉴将帮助明帝引用流民的力量。


　　
　　九 第二次建康保卫战
　　
　　太宁二年（324年）五月二十七日，明帝下诏讨伐王敦。王导再一次被任命为大都督，不过这一次，他显然要尽心尽力得多，听说王敦已经病重，便率领王家子弟为王敦发丧，这个举动极大的鼓舞了士气。不久后，王敦见到了明帝罗列自己罪状的诏令，诏书开列出来的最高赏额的悬赏，竟然是给钱凤的首级的，皇帝直接把他当作了一个已经死掉的人。

　　王敦当然很愤怒，但他的病情确实已经沉重，不能亲自领兵，只好把指挥权交给了自己的哥哥王含。王敦自己没有儿子，因此把王含的儿子王应收做继承人。王敦并不信任王含的能力，可是王应年纪还小，另外他则已经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了。

　　七月初一，王含、钱凤率水陆五万人开至江宁，驻扎于秦淮河南岸。朝廷在这一线布防的是温峤，他收兵北岸，烧断了河上的朱雀桁，做好了打持久战的打算。

　　初三夜间，政府军渡河发动了一次反击，取得了胜利。王敦听说了这个消息，痛骂自己的兄长是个“老婢”，他支撑着想起来亲自指挥，但这个努力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临死前王敦让王应立刻即位称帝，如果这个遗嘱是真的，那大概可以解释为王敦对取胜已经不抱希望，所以要让自己的继承人好歹过几天皇帝瘾。

　　王应没有这样做，他的选择是秘不发丧。史书上称这之后王应“日夜纵酒淫乐”，这条记录也真假难辨，因为未必不是对失败者的诬陷。王应还是一个少年，不久前王导写给王含的一封信里甚至夸张的称他“断乳未几日”。但他暂不公布王敦的死讯以免军心浮动，此时至少不算不明智。

　　政府军眼下取得的战果，显然不是决定性的，而吴兴沈充的“众万余人”，却已经赶来应援。之前，明帝曾试图拉拢沈充，称只要他倒向朝廷，就可以坐上三公的高位。但是沈充的智商让他不相信这样美好的许诺，而他的道德感更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说：“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岂可中道改易，人谁容我乎？”

　　直到十七日，局势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流民帅刘遐、苏峻各率精兵万人到达建康，明帝夜间召见犒劳了他们。沈充、钱凤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于是想趁北方来的军队立足未稳的机会打它一个措手不及。二十五日，他们渡过秦淮河，首先突破建康原有守军的防御，进攻至宣阳门，然后开始捣毁那里的防御工事。显然，他们还是低估了流民军的应变能力和战斗力，这时刘遐、苏峻从侧翼发动攻势，叛军大败，赴水而死者就达三千人之多。紧接着，刘遐再次在青溪击溃了沈充。

　　二十六日，王含等人烧毁营帐，连夜逃遁。该去往哪里，王含、王应父子发生了争执。王含想投奔荆州的王舒，王应则以为还是去江州刺史王彬那里更好。王舒、王彬都是王敦的堂兄弟，区别是王舒一向阿附王敦，王彬却多次与王敦有过激烈的争辩，尤其是周顗被杀之后，他为周顗流泪辩护，弄到王敦几乎要杀他的地步。王应说：“王彬在别人强盛的时候，能够坚持己见，那么看到我们落难，也会有恻隐之心。王舒是循规蹈矩的人，怎么能够指望他有出人意表的行为？”

　　但不管他的分析理由如何充分，儿子还是要听从父亲的意见。结果，王舒见到他们父子后，就把他们沉入江中。而王彬果然秘密准备好船只，等待王应的到来，但事既至此，他也只好空自遗憾。
　　
　　叛乱平定的速度很快，钱凤、沈充等人也先后被旧同僚或老部下所杀。尽管被叛卖者是乱臣贼子之流，但是史书上还是照例对出卖他们的人给予了谴责。刘孝标认为应该把王舒开除出人类的行列，《晋书》和《资治通鉴》则都用一种报应不爽的语气写到，沈充的儿子终于为父亲报了仇。政治正确之外，始终保持着对基本人伦的肯定，用流行的概念，这大概也算是一种价值多元。史家的这个传统直到新中国建立，才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