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杨小凯与林毅夫

（一）

《杨小凯与茅于轼》初稿，提到第四代学者的一些整体风貌时，不经意中，曾将厉以宁与吴敬琏先生并提，茅于轼先生认为这样不妥当，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一种类型的学者。我在电脑中敲下题目《杨小凯与林毅夫》时，也觉得非常不妥，真有点唐突小凯了。

笔者在《伟大的杨小凯》一文中指出：林毅夫这个人，有趣之处在于，知道谁是真正出活的学者。坊间经常议论林毅夫如何低调，在我看来，这种低调的背后，似乎隐含着某种隐衷。林毅夫担任上百个兼职，又是明星政协委员，出镜率非常高，林毅夫配合记者拍照的时候，总是笑容可掬。

小凯于2004年7月7日离开我们，林毅夫这位小凯生前的辩论对手，在第一时间召开了追思会，无论林毅夫出于何种目的，都应该公正地说，林毅夫此举的确是动人心弦。小凯这位卓越而无畏的思想者，在林毅夫心中的分量之重，通过追思会，已经表露无疑。

小凯晚年提出“后发劣势”，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忧国怀乡的小凯，早岁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天问，张五常先生断定小凯是纯正的经济学家，曾经提起小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全是经济学的思考。张先生并不是特别体会小凯的心思，小凯确实在经济学上呕心沥血，但，小凯的质地是思想家。

苦难激发思考，中国大陆深重的灾难，天然具有培养思想者的土壤，湖南能够产生杨小凯这样的思想家，也不是偶然的。楚国的屈原，投身汨罗，当代的小凯，葬身澳洲。

小凯之所以伟大，完全不在于他的超边际分析，更不在于“华人经济学家中最有能力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林毅夫这些人这么认为，并且高调鼓噪。小凯的伟大，全在于他具有穿透力的思想，为了故国民众的大爱。这才是真实的杨小凯。

林毅夫看重的，并不是杨小凯的思想，恰恰是最皮毛的“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因为，这位高层的智囊，曾经表示过。最迟2010年，华人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从1979年5月16日，台湾金门前哨模范先锋连的连长——林正义，泅渡2000米，到达大陆之后，曾经在台湾又红又专的十大杰出青年，依然可以在大陆的政治文化生态圈中，如鱼得水，闲庭信步。

陈水扁执政期间，民生困窘，林毅夫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表达了对父老乡亲的牵挂；比较台湾，大陆民众的生活倒是不断提高，但是，要达到台湾的水平，恐怕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吧！这时候，从来看不到林毅夫伤心的面容，相反，总是那么乐观，真不知道，他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

难道来自台湾与大陆的对比？难道来自梦游似的“中国2010年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2030年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国家”诸如此类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豪言壮语？

林毅夫明白，杨小凯在华人经济学家中的位置和分量，这一点，他一点都不糊涂。小凯的逝世，使得华人经济学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距离变大，显得“中国2010年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巫师似的预言，更加荒唐可笑。所以，自此以后，林毅夫对此避而不谈，相反，在向大众诉苦，自己这一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没有指望的了，只能将心血用于，经济学教育，林毅夫的使命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保姆，用他自己的话说：培养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

很显然，林毅夫高调悼念小凯的一个目的，就是以中国大陆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种子身份，追思华人经济学界的种子选手，强化林毅夫的候补种子选手身份，言外之意，既然小凯已经离开我们，林毅夫自然成为种子选手。

坊间的读物，对林毅夫这个种子选手，那是异常看重的，甚至不允许大家怀疑林毅夫的道德操守。姑且将林毅夫抛开身怀六甲的太太和蹒跚学步的儿子，泅渡台湾那浅浅的海峡的举动，赞誉为“统一”的壮举。

最让人深思的，2002年，林毅夫的父亲——林火树老先生离开人世，这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一方面派自己的太太陈云英女士前往台湾吊唁公公。一方面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女儿一起忙于搭建灵堂，并且利用现代先进技术，网络直播父亲出殡的场景，最后一跪不起。其实，如果真是父子情深，林毅夫完全可以见上一面。我想，林毅夫在大陆有这么多又红又专的举动，难道自己无权决定在哪里纪念自己的父亲吗？

这里顺便提一下林毅夫的夫人——陈云英女士。林毅夫难得拥有一位坚韧、执著的太太，自从林毅夫1979年5月16日投奔大陆，因为两岸的信息保密，误传丈夫林正义（林毅夫在台湾的名字，来到大陆后，改名林毅夫；有趣的是，小凯原来是杨曦光的小名，从监狱出来之后，改名杨小凯。林毅夫受到台湾的通缉，杨小凯有十年的牢狱之灾，两人在这一点上有些相似之处）已经牺牲，当代的王宝钏真守着丈夫的牌位，以泪洗面。直到1983年，才得到林正义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的消息，陈女士毅然携带孩子前去团圆，在美国的陈云英女士，一边带孩子，一边求学，以至于身上经常散发着饭菜的清香，就来到课堂。现在大陆从事特殊教育，为残疾人带来福音。

（二）

在武汉大学讲学，遭遇到了很大的侮辱，这让小凯非常伤心。但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怀有大爱的小凯，并没有丧失希望，相反，利用一切机会，宣讲自己关于宪政的思考。

按理说，对于小凯的这些思考，出生台湾宜兰、就读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应该具有底线认同。不知道林毅夫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林毅夫心里对于小凯没有底线认同，我不相信他会第一时间安排追思小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追思会，是由林毅夫主持的，能够在不足六百字的简短演说中指出“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证明在林毅夫心中，对于小凯的人格和无畏，是多么崇敬。

但是，追求政治正确的林毅夫，从来没有做“一士之谔谔”，他和小凯争论“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小凯内蕴的魅力和人格，是可以深切感受到的；林毅夫的文章立论，尽管建立在中国奇迹的基准上，但是，思维不具有彻底性，左处右置，闪转腾挪，不免露出虚弱的质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林毅夫悖论”。

谢泳曾经体会费孝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已经成为政治人物，说场面话的费孝通，一个是知识分子本色，流淌良知的费孝通。令人难解的是，正反两方面，都是费孝通的真实生存状态。林毅夫比费孝通有趣多了，身在学府，多是场面上的话，反过来，把把场面上的话，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点。

难怪《南方人物周刊》的刘天时先生采访林毅夫，直截了当指出林毅夫欠缺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林毅夫整天乐呵呵的，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倒是好像永远有办法的样子：谁让我的研究和高层不谋而合？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味道。

林毅夫深切知道，因为自己来自台湾，必须表现得更加具有政治正确，所以，也就不必奇怪，林毅夫从来提不出与主旋律相反的思路，似乎他自己天然就是主旋律。更有甚者，林毅夫低调之中，从不忘记说自己的思路经常成为政府的政策，看来，林毅夫并没有总是跟在政策后面，有些政策就是直接间接出自林毅夫之手。

这就是令林毅夫非常自豪的事情，遗憾的是，就在这时候，还不忘记否定杨小凯。

人物周刊记者：当代的经济学家或者其他领域的知识分子里，您愿意与谁相提并论？您和不久前去世的杨小凯有过一些论争吧？

林毅夫：作为学者，我是很尊敬小凯的，他做学问很认真，也有社会责任感。小凯和我的论争，主要是研究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我觉得，他看问题，还是从理论看世界，而不是从世界想理论，我则是反过来。比如在宪政问题上，他认为最好的宪政制度，就是英美的制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建立英美的宪政制度，再发展经济，否则就会有后发劣势。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不难构建理论模型来证明英美制度的优越性，可是，从工业革命以后，除了英美自己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国家是先完成了英美式宪政体制的改革后，再来发展经济而成功的。当然，不好的制度是会制约经济发展的，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完善制度。

思想深刻的小凯，不至于这么天真吧！小凯的本意，林毅夫不愿意进行真切的理解。后发国家，发展经济，是可以获得“后发红利”。但是，这时候，制度根本没有真正上轨道，就开始欢呼“中国奇迹”、“中国道路”，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小凯提醒，千万不要因为“中国奇迹”而得意忘形，因为，没有适宜的制度，这些“奇迹”，属于侥幸得之，是靠不住的。迷醉于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忘记制度的缺陷，甚至以为，现在不是挺好吗！何必劳心费神进行制度的变革呢？

不愿说林毅夫是为权势集团寻求合法性，只能说，林毅夫比较信从“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小凯信从“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或者在体制的核心，或者在体制的边缘。在体制核心的，往往丧失批判精神，但是掌握相当多的资源，具有强大的话语霸权；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由于某种原因，多数在体制的边缘，掌握的资源固然不足，在文化生态中，甚至连他们的声音，都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而难以传播开来。

体制内核心学者和体制边缘学者，尚未进行真正的切磋与交流，没有办法讲出一番道理，双方“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几乎不能出现真正的思想交锋，致使很多天才的思想火花，由于未能进行合理的碰撞，最后，沦为火花而已，导致很多理念，似是而非，非驴非马。理论的不彻底性，反映思维的不彻底性。缺乏“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不具有直面现实的胆识和担当。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要展示良知，还需要具有理性的清明。

林毅夫与杨小凯的辩论，难得的是，没有影响双方之间的感情。相反，互相还挺客气，小凯邀请林毅夫到澳洲讲学，林毅夫也屡次邀请小凯来北大访问。

面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对故国有深切关怀的小凯，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地位，而是以赤子之心，满腔热忱地坦诚相见。小凯真心为中国好，这份沉甸甸的中华心，令人感动。挥笔至此，不由得潸然泪下，感慨良多！

小凯中肯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

（三）

1952年10月15日，林毅夫生于台湾宜兰县。1971年初，19岁的林毅夫进入台湾大学农工系学习，担任学生会主席。因为受到蒋经国召见，投笔从戎，在当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度当选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四十四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派赴金门马山播音站前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晚，泅渡台湾海峡，到达大陆，曾经在福建游历三个月。北京征求这位低级起义人员的工作安排，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这位台湾政治大学的硕士，居然要求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当时人大主校的应该是那位创造社的健将——成仿吾，经过研究，觉得这位军人的背景复杂，有点来历不明，就拒绝了。北京大学还是有点兼容并包，这样，原来台湾的明星军人林正义，变成林毅夫，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

林毅夫因为1980年得遇贵人——197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所以，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

1983年饱尝牢狱之苦的杨小凯，也于圣诞节前夕到达普林斯顿大学求学。

小凯不可能拥有林毅夫这样繁多的学历，一个台大的学士，一个台湾政治大学的硕士学位、一个北京大学的硕士学位，小凯读的是“监狱大学”。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于1985年在美国纽约成立，是中国经济学者在国际上成立最早、最具规模的经济管理类的学术团体，其会员遍及全球。小凯的挚友茅于轼正好在美国访问参观，见证了华人经济学界一个影响深远机构的出生。杨小凯、于大海、钱颖一都是积极参与者，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最初的主事者，特别开明，从来都主张与各界华人学生的交流，这样，林毅夫结识了小凯，他们那时的交谊，估计不是特别深厚，很可能属于见面点头的那种。听到小凯的故事，林毅夫就不觉得自己如何传奇，因为，小凯比林毅夫更加传奇。

当时大陆派出去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屈指可数，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于1985年5月26日在纽约领事馆成立时，最早的理事有6个人，包括杨小凯、钱颖一、于大海、海闻、王辉进。

据小凯的好友徐滇庆回忆：“他和钱颖一、于大海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研讨会，还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了5000美元的经费。当时，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5000美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很佩服他们三个的本事，当即表示一定如期去纽约赴会。这次研讨会在纽约总领事馆召开，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邹至庄和茅于轼老师都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林毅夫、海闻、田国强、左学今、汤敏、左小蕾、杨文艳、王辉进、文贯中、张欣等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杨小凯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

就我掌握的信息，第一届会长（1985—1986）于大海，第二届会长（1986—1987）钱颖一，第三届会长（1987—1988）陈平，第四届会长（1988—1989）孙 涤，第五届会长（1989—1991）张 欣，第六届会长（1991-992）田国强，第七届会长（1992-1993）易纲，第八届会长（1993—1994）海闻，第九届会长（1994年—1995）徐滇庆，第十届会长（1995—1996）方星海，第十一届会长（1996—1997）张春，第十二届会长（1997—1998）尹尊声，第十三届会长（1998—1999）陈百助，第十四届会长（1999—2000）文贯中，第十五届会长（2000—2001）陈爱民，第十六届会长（2001-2002）李稻葵，第十七届会长（2002—2003）林双林，第十八届会长（2003—2004）宋顺锋，第十八届会长（2004—2005）刘国恩，第十九届会长（2005—2006）张晓波，第二十届会长（2006—2007）李海峥，第二十一届会长（2007—2008）侯维忠，第二十二届会长（2008—2009）王红，第二十三届会长（2009—2010）洪永淼。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似乎尚未留意学会史料的整理，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尽管小凯没有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但是，不只一个人认为小凯是里面的灵魂人物，徐滇庆认为，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小凯在关键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成熟的理性。在这拨人里面，小凯年龄略长几岁，我觉得，小凯之所以高度成熟的主要原因，不是年龄，而是十年监狱大学的历练和思考使然。

当然，中国蹲过监狱的人并不少，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少学者蹲过牛棚和监狱，学养远高于小凯，但是，从监狱出来之后，好像也没有见到流淌出来的理性的清明。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经折磨、饱尝辛酸，容易产生颓唐的社会心理。但是，杨小凯经历磨难，重见天日，依然秉持道义，特立独行，流淌的并不仅是成熟的理性，可贵的是他的良心，还有对中国这片大地的大爱。

如果不是这样，在国际学术界功名成就的小凯，完全没有必要，奔走呼号：“国家机会主义”、“后发劣势”、“土地私有权”。这些言论之所以能够振聋发聩，除了思想的穿透力，清通的文采，小凯对于中国的大爱，确实感动着无数的人们，小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格，这些都是构成小凯作为当代屈原的天鹅绝唱，是无韵的离骚。

林毅夫也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没有更多的资料表明林毅夫在这里面起的作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先生曾经有动情的回忆，认为小凯是自己进行争论而尊敬的唯一一人。

（四）

1987年，林毅夫回到了中国，成为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林毅夫先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３年后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周其仁，那时候就与林毅夫是搭档，学术伙伴蔡昉、李周，大概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1994年，林毅夫觉得自己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途渺茫，到北大筹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按照林毅夫自己的说法，此时觉得经济学教育非常重要，所以投身北大。当然，由于林毅夫的特殊身份，这里面是否存在有意安排，林毅夫自己没有更多的透露。

在林毅夫眼中，此时的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气魄很大，安排林毅夫成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有很多外人看不懂的东西。比如说，既然北京大学已经有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还要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由“土鳖”刘伟执掌，师资多数也是“土鳖”。林毅夫抛开经济学院，一方面，显示林毅夫超常的能量；另一方面，很有可能“海龟”和“土鳖”之间，理念迥异，难以沟通。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全部由“海龟”构成，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当然，现在大陆的财经类院校，由于钱财丰厚，吸引了众多“海龟”，上海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都是“海龟”云集的地方。

当年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于2008年10月25日下午，蜕变成为国家发展研究院，首任院长周其仁解释：并不表示属于国家级的机构，只不过有志向研究在国家发展当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以人民为本位的国家发展。给人更加强烈的印象：这家机构的主旨并不是经济学教育，而是奉献“大国策”的智囊机构。

1994年，距邓公南巡发表讲话，不过两年，大陆著名学府充斥着腐朽的气息。海龟经济学家不大成气候，那个时候的林毅夫，特别愿意到茅于轼先生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共同进行学术探讨，不敢说相濡以沫，至少是同声相和，同气相求。

早在1996年，小凯就曾来到北京大学，短期任教。只不过联系单位是光华管理学院，小凯一度每年都在光华管理学院短期任教。据说在过年联欢的时候，张维迎还曾经唱陕北酸曲，小凯则表演小品，知情者介绍说，那次小凯扮演一个求婚者，一上来就说：“你嫁给我吧！我不是同性恋，也不是艾滋病”，惹得哄堂大笑。

小凯与林毅夫的交往，是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讲座中。查阅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电子版的每月动态，有关小凯在这里进行学术讲座的消息，有三条：

（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瑞安经济理论与政策研讨系列讲座 1999年第47讲，1999年12月11日下午，杨小凯教授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福轩发表题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的主题演讲。令小凯欣慰不已的是，挚友茅于轼老师专程赶过来，聆听小凯的演讲，并在互动环节，进行切磋交流。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老朋友海闻，就乡镇企业到底是制度创新，还是给定条件下的次优选择，与小凯进行探讨。

（2）2000年11月10日，杨小凯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题为“不完全劳动合同、非对称剩余索取权和权威以及企业理论”的讲座。

（3）2000年11月20日（周一）晚19：00—21：00，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邀请杨小凯教授做客在线论坛，论坛名为“经济学漫谈”，全国各地不少学生参加，这次漫谈成为北大学生网一段时间内的热门话题。

一贯追求政治正确的林毅夫，不会不明白，小凯究竟要说什么。小凯对林毅夫，真是有很多的话要讲，希望在芝加哥受到自由熏陶的林毅夫，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后发劣势”。但是，已经成为智囊的林毅夫，哪里会进行真正深入的思考。好在曾经担任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陈平、易纲、海闻，集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小凯特别看重的周其仁，也于2000年来到经济研究中心，这令小凯有点宽怀。

其实在《西方研究中国经济的两派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的那场讲座中，杨小凯已经深刻洞察，中国国家机会主义正在制度化，表面的经济繁荣，已经被保守派作为维护稳定的最佳借口。

小凯于2000年底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后发劣势”的演讲，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

2002年，病痛中的小凯总算听到了大陆学者的回应，回应小凯的，不是别人，正是林毅夫。2002年6月12日，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它也是对杨小凯先生在天则研究所的一篇发言稿《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以及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一个直接回应。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演讲，印证了林毅夫丧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梁小民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觉得留学的人就一定优秀，留学的知识分子和在国内学习的知识分子身上有同一的缺点。以色列有一句话：“到过麦加的驴子也是驴子。”象林毅夫这样的人，典型的御用，努力靠近御用。他也是从芝加哥回来的，受过自由主义的熏陶，还是台湾人，但是呢？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林毅夫的有些话，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胡说，比如说什么201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学家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现在连这样的基本素质都不具备，他完全是在迎合某些集团的虚荣心。现在的知识分子里有骨气的人太少。因为人们受到的利益诱惑太多了。”

周其仁公正承认，小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的卓越地位，认为顾准和小凯可以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传统。这里我想补充一句，其实中国经济学还有刘国光——吴树青——林毅夫一以贯之的传统，顾准和杨小凯这种传统，默默沉潜在中国文化的河床中，汇万千溪流，东流入大海。刘国光——吴树青——林毅夫这些人就是大海上的浪花，顾准和小凯，则是气势磅礴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