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爱因斯坦语录》

仲维光

（原载《民主中国》二○○一年十月号，总第九十八期）




　　《爱因斯坦语录》英文本出版于一九九六年，德文本出版于一九九七年。爱因斯坦的母语是德语，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首先以德文发表；移居美国后，虽然有些作品是用英文发表，但是第一稿一般都是先用德文起草，然后改写成英文。因此，这次在德国翻译此书，我们的第一稿是根据德文本翻译的，当时我们手头也还没有英文本。但拿到英文本后，才发现这个德文本的选材，在很多方面对英文本作了删补。为此，我们重新只好按照英文本作了补充。

　　考虑到在中文世界有些材料很难找到，并且难以再有机会发表，我们还是保留了一些德文本增加的内容，例如，第一节中爱因斯坦写的几首德文诗，为了准确把握诗句，我们向一位德国朋友，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柯九思(Petra Klose)女士请教，对那几首诗，她赞不绝口，说写得非常精致、有意思。但可惜一是诗歌的神韵无法翻译，二是中文读者（包括我们自己）无法深刻理解德文诗歌的发展和现状，德国人精神的发展和现状，因而无法完全体会、理解她的拍案叫绝。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发现，爱因斯坦很多作品的英文本，和德文本的表述有不小差距。英文本表述得过于“白”，过于“直”，很多段落有时候简直就是重写。这使我们体会到，为本书写序言的物理学家戴森先生，为什么希望英文本如果能附有德文原文就好了（见本书凯拉普赖斯前言和致谢）。

　　多年前，我到德国来的时候，我的老师，专门从事爱因斯坦研究的许良英先生对我说过：掌握了德语，对于你以后的爱因斯坦研究是有好处的。事过十年，真的就用上了。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基本上是依靠德文本，对照英文本，凡是可能在语气上贴近德文的，就尽量按照德文的语气和语序翻译。

　　由于在翻译时，我们在很多地方查证了许良英先生等人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此，这次翻译的一个附带的收获是，我们体会到，中国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功力和治学态度，是西方的一般学者和翻译者无法相比的。我们过去都是全盘西化信奉者，在德国的生活经历，和这次翻译，却使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谦虚、谨慎，及学风严谨的优良传统。全盘西化口号的内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就其中渗透著的谦卑、渴望学习的追求反省精神而言，就是德国知识界所望尘莫及的。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还发现英文本和德文本的一些错误。尤其是德文本，它出版于英文本之后，然而除了自身可能出现的一些印刷错误外，还居然把很多英文本正确的地方重新改错。这真令我们大吃一惊。例如爱因斯坦取得美国国籍，英文本在第248页明确讲明是一九四○年，并指出，弗兰克写的爱因斯坦传对此记述为一九三八年是错误的，但在德文本却改回为一九三八年 （德文本，Einstein Sagt，慕尼黑，苏黎士，Piper出版社，1997年，第262页）。英文本第 62页“论朋友”一章中两封涉及玻尔的给保罗·埃伦菲斯特的信，二○年和二二年，德文本却把两封信的日期颠倒了过来。然而，爱因斯坦和玻尔相识，是在二○年，所以德文本显然是错误的。

　　凡英文本和德文本出现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查对了其它材料、给予校对。最后我们惊奇地发现，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在六十年代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在资料的掌握、来源的考证等问题上，没有任何这类错误。我之所以用惊奇两个字，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到那时资料贫乏和环境封闭的程度。在八十年代前，中国与整个世界其它部分是隔离开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被隔离了的空间中，又是被层层禁锢、封锁的，不仅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甚至互相之间也看不到，但就是那种情况下，许先生所掌握的爱因斯坦的资料，以及他对资料的把握，是眼下这两个本子，英文本和德文本的编辑所无法相比的。我再次感叹上辈中国知识分子的功力；我再次感慨，这一百年来我们怎么就变得什么都崇洋媚外？天涯何处无芳草？但同样的是，天涯处处，出类拔萃的人都是少数，人浮于事，混迹于社会名利的人，都是一样手法一样多。这也是爱因斯坦在普郎克诞辰六十周年纪念时所说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任何专业中，庙堂里的圣者、智者都是少数。

　　爱因斯坦出生在德国，他的前半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生活的。在青少年时代，他曾经因为渴望自由思想而离开德国，在中年时代，他被迫逃离德国，其后，他坚决不再返回德国，并且不能原谅任何曾经遭受德国迫害，后又重新返回德国的科学家。这次在德国翻译《爱因斯坦语录》，对爱因斯坦的这一切有了更深的体会。德国是当代最残酷的极权主义的故乡，最近二百年来，在德国没有民主和人权，有的是对国家和权力的崇拜和奴从，二次大战后是战胜国用强力在德国推行民主制度，就象如今的日本一样。然而制度可以从外边给予，而文明和人权精神却不可能强力灌输。这一切就是最近十年来德国的排外、反对多元文化越演越烈的根源，这一切就是德国存在的那种种族傲慢、不知道尊重别的种族的人的根源。对此德国的知识分子负有决定性的责任。关于德国，及其知识界的精神思想状况，爱因斯坦作了精确深刻的论述。

　　在我接手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曾经给我来信，希望我不要由于生活的压力而放弃对西方非理性思想、左派思想的研究。我师谆谆嘱咐，我怎能忘记？在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也再次体会到这一点。影响德国社会思想的就是自从黑格尔以来的各种非理性思想。非常有意思的是，德国的所谓左派思想家，例如哈贝马斯，跟保守的黑格尔、追随纳粹的海德格血肉相连。甚至那位反对极权主义的犹太女作家汉娜·阿伦特也是如此。而爱因斯坦终生与这些人及其思想，格格不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一个非常值得思索的区别。这就是我的老师对我的谆谆期待的原因。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作用在于能够明确清晰地提出问题，并且能够负责地证明或否定自己。这就是启蒙的意义。启蒙，也就是弄清楚问题，永远是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知识分子的负面作用则是用那些晦涩的昏话、黑话蛊惑社会。这就是我的老师终生宣扬科学思想的原因。“科学思想”绝不意味著是“唯科学主义”，相反，追求科学思想的爱因斯坦对科学在社会 中的影响谈得最多的，却是它今天的负面影响。

　　然而，这却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误会的，误把德国作为近代西方的代表，误把德国文化当作西方文化，误把海德格，乃至黑格尔，当作启蒙思想家，误把非理性主义者带来的专断教条思想和各种社会混乱，例如性解放和吸毒，当作科学和科学思想的恶果。

　　在我们对照英文本和德文本翻译本书时，黑格尔以来德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心胸狭隘、傲慢自大、小家子气，常常令我们瞠目结舌。例如，英文本中对哥德是一段带有微词的语录，德文本却删去，换成了从别的地方截来的几句颂扬哥德的话。在德文本中，凡是涉及类似情况的，居然都采取了这种处理方法。这次翻译的另一个收获就是，我真的体会到孔孟之道、修养做人之道、谦虚反省之道，西方知识分子也还要“一”“二”百年才能体认到、修练到，就如我们对西方认识论、知识论、文学艺术的认识学习一样。中国人既不可夜郎自大，也没有任何妄自菲薄的理由。

　　这次翻译爱因斯坦，还使我再次感触到民族认同问题。“世界公民”如今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很多到了西方多年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概念。其实，在西方社会中，这个词的使用常常带有很大的犬儒主义的成分。爱因斯坦确实曾经自称是世界公民，“四人帮”时曾经批判爱因斯坦“三易其主（国籍）”，然而在这次翻译中我感到，爱因斯坦是有著非常深刻的民族认同的。读者可以在本书中看到爱因斯坦对犹太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积极因素的认同，认同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和“爱”相连的问题，认同问题不是象二○○○年的那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说的，是个“伪”问题，而是一个你是否有“爱”的问题，动物尚且有舔犊之情。当然，你可以没有爱，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你可以去如此生活，但是，也有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到那实际上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的意义。”（1949年，“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去世已经将近五十年，我的老师许良英先生也已经八十一岁，但是，人生的追求是代代相通的。知识、道德的追求薪火相传。重要的不是知识的多少，而是追求真善美的精神，爱因斯坦终其一生，都在强调这点。

　　现在这本《爱因斯坦语录》已经出版。能够翻译这本《爱因斯坦语录》，在远离中国的天涯海角，我们要再次感谢我的老师，感谢出版社。

 

原载网站：多维新闻网 2001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