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上午要给方军写企业史札记。昨天理到企业史的1986年，上午写出下面这个【企业史人物】，突然心情大变，激荡不已。窗外春光妩媚，中国经济似乎也顺风顺水，却又谁想到其中竟也是有鲜血生命的凝结。历史的残忍，从水泥墙上渗出血丝。


这个世界上，除了若干个心碎的家人，很少还有人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郑乐芬的温州妇人。1991年，她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郑乐芬是1986年温州抬会事件的主角之一，在那次台风式的金钱游戏中，有30万人卷入其中，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当政府决心整治此事件的时候，郑乐芬被选中，成为罪大恶极的首犯。

“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80年代初期，温州民间企业已经十分发达，对金融的需求迫在眉睫。1984年9月，在一家国营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方培林在苍南钱库镇办起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第二天，钱庄就被当地政府查封。从此，温州的民间金融只好被迫转入地下。私人业主无法从国营银行获得资金支持，又不可开办民间钱庄，资金短缺成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活动便悄悄地在温州各乡村开展了起来。它最初出现在几个人之间，个人都出一笔钱，形成一个互助性的“会”，用钱的人付给其他人高于银行的利息。资料显示，在1985年前后的温州，以这种方式进行流通的民间资金已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动力。当时几乎所有的业主都从“抬会”中借贷或出贷过资金。曾经因为替美国海军陆战队制造军徽而闻名一时的金乡徽章厂厂长陈加枢回忆说，“当时工厂要发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万元。”

由于缺乏法律的保护与规范，“抬会”之运作纯靠乡亲间的个人信用保证，在平常时刻并无太大风险，然而到了经济快速成长和资金供求失衡的时候，就会引发意外的事件。1986年，国内经济趋热，资金渴求陡然增大，常规的信贷效益无法满足越来越大的借贷需求，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的尝试，再是大胆的扩展，很快，一种新的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幕了。

郑乐芬是永嘉的一个家庭妇女，丈夫蔡胜南是县汽车客运站的职工，据熟悉的人回忆，郑长得圆脸胖身，为人热情大方，她没有读过几年书，结婚后就在家里做点针头线脑的小生意，永嘉是私人企业十分活跃的地方，早年十分出名的桥头钮扣市场就出在此县。当抬会风暴刮起的时候，头脑灵活、人缘颇佳的郑乐芬很自然地成了当地的一个小会主。后来发现，温州抬会的会主八成以上是由象郑乐芬这样的文化程度布告甚至是文盲的农村妇女担当的。

郑乐芬的抬会规矩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十八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诱人的投资，高额的回报，让抬会的会主们成了乡亲眼中的女财神，一个“不可能的游戏”在侥幸、狂热和随众心态的集体驱使下，如火如荼地燃烧了起来。苍南一个叫叶三凤的妇女每月可净收入120万元，在乐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万人，从1985年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在这些抬会中，郑乐芬所主持的抬会规模为中等，她共发展了427人入会，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收支差额为189·6万元，郑乐芬用这笔钱盖起了一个三层楼的砖房，还拿出一些借给了邻里朋友。

抬会的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断裂崩盘的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3月23日，郑乐芬夫妻潜逃，4月30日，蔡在上海向公安机构投案自首，7月16日，郑在江苏金坛县被公安机关捕获。

事后对郑氏抬会进行帐目清查，在对所有款项和资产进行追缴、变卖之后，会款实际损失49·7万元。1989年11月23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被告人郑乐芬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被告人蔡胜南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郑案的判决在当时的法律界就引起了争议。有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

而法院则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根据情节，可处极刑。法院提供的证据表明，郑乐芬并没有诈骗钱财的行为，她与会员订立合约，签名盖章，双方对抬会的经营方式都是明知的和认同的。郑对会员收款、清点、记帐、付款，均按约定的事件和数额办理。抬会崩盘后，当事人均认为，他们跟郑乐芬的交易属于你情我愿，没有骗取钱财的动机。

自80年代中后期起，沿海各地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国家一方面对此种行为严厉禁止，另一方面却又对加大私人企业的金融服务束手无策。温州抬会和郑乐芬事件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悲剧。尽管在民间和法律界倍受同情，郑乐芬的生命还是被强行中止了，199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维持以投机倒把罪判决郑氏死刑，立即执行。

郑乐芬是中国企业史上最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她是一个死刑罪人，死时只有38岁，且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完）

“改革从违法开始”

一

从被降职的那一天起，雷宇就成了改革的“英雄”，在很多时候，他常常与客死海南的明朝清官海瑞一起被相提并论。1984年6月，海南岛爆发汽车倒卖事件，在一年多时间里，该区一口气引进8·9万辆轿车，并以非法的方式流进内地。由于暴利可期，全岛陷入疯魔，连幼儿园都搞起了文件的倒卖，区直属的94个行政单位，有88个卷入汽车狂潮。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进口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

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身为海南行署主任的雷宇并非不知这样的大规模进口汽车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所以当中央开始调查此事的时候，他在上报材料中一再地掩盖事实真相。他两次向中央上报“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而事实上，成千辆汽车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运出海南。除了汽车之外，还进口了286万台电视机、25·2万台录像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

汽车倒卖风波在1985年夏天被制止，雷宇被谪贬为广东花县县委副书记。在客观上，此次事件让封闭落后的海南一跃而成为开放的前沿，一向羞于商品交易的海南人如同经历了一场刻骨的金钱教育。80年代后起兴起的“海南热”与此大有关系。1996年，一位叫朱健国的财经记者在海南采访四个月，他发现，“无论到什么单位采访，一提起海南今日的巨变之由，人们首先说，这真是多亏了雷宇啊。”
从个人品德而言，雷宇是共和国难得的能吏和清官，他为人刚正不阿，敢于抗上直言，行事霹雳，思路清晰，官声之佳，有悠悠众口为证。在海南任职三年里，他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民来信，除了让秘书剪开信封口，每一封都是他自己亲自展读，亲自批复。在“汽车事件”的事后清查中发现，雷宇个人在热潮中从未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也正因此，他在其后十余年，一直受人敬重和同情，在民间流传为一个侠客式的清官。

然而，从制度的角度来说，海南事件无疑是开了一个极恶劣的先例。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变革逐渐滑向对制度的肆意穿越，法律形同虚设。任何行为以改革之名，都可以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创造性破坏，这种做法一直得到默许和宽容。在很多时候，人们对制度的漠视与背叛甚至在道德心理上竟变得高尚起来，其后果则是整个社会环境日渐灰色化，制度和道德底线被轻易击穿。

社会舆论对雷宇的评价，最生动地体现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观念紊乱和制度悖论。

二

在1983年，有两个日后很出名的人在做同一性质的生意，一个坐了牢，一个发了财。
坐牢的是四川万县的牟其中。这年初，他发现一种由上海工厂生产的“555”牌座钟在市场上很好销，大凡结婚的青年都会添置一个。他当即找到重庆一家半停产的军工企业，请他们仿制1万个“555”牌座钟，每个25元。然后他赶到上海，把仿制钟以32元的价格卖给一家贸易公司。这样一倒手，他赚了足足7万元。9月，万县工商局以投机倒把罪名将牟其中收押，他在一个潮湿污浊的牢房里被足足关了一整年。

发财的是深圳的王石。一日，他在蛇口街头闲逛，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那是刚刚进来办饲料厂的泰国正大集团的玉米储藏仓。这些玉米产出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经香港再转运到深圳。王石愣愣地闯进去问一个管事的，“你们为什么不直接从东北进玉米，而要从香港转呢？”回答是，“中国的运输要指标，我们是一家外国公司，根本不知道该找谁要车皮。”王石有家人在铁路系统当领导，他就当起了玉米中间商。短短不到一年的时候，他赚了300多万。

这是一个很有寓意性的黑色幽默。在很多一段时期，中国的经营者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是符合国家法律的还是违法的。前两年，关于中国民营公司的“原罪论”曾经被热烈地讨论了好一阵子，而最终则是不了了之。其最大、也是最暧昧的争议点在于，民营企业家所背负的“原罪”是自主的动机，还是被动的抉择。

在改革开放的数十年里，国家的法制建设似乎总是跟不上变革的节奏。在很多时候，甚至给人故意拖延和含糊的感觉。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从1978年开始，私人企业到底能够雇佣八个以上的工人，就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到1983年，中央的意见还是“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再过两年，此事又被争论，邓小平的意见是“再看看。”再看了两年，直到1987年的中共中央5号文件中，对雇工数量的限制才被去掉了，“三不原则”改成了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而在那时，私营业主雇佣大量劳动力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在舆论上也已经没有任何的争议了。

从这个往事就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决策者对某些敏感话题的现实性策略：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在那些年，关于工程师能否向私人出售自己的技术专利、私人公司能否涉足资源性行业等等，都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这直接造成了企业命运的不可测性，它可能在昨天还是改革的典范，而第二天就会成为违法的整顿对象。1998年，国务院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然而在具体的执行细则上一直没有拿出一个可操作的法律文本，大量的中小企业以灰色的方式完成了产权清晰化的改造，而到2001年后，此项改革突然又关上了闸门，那些动作缓慢的大企业一时不知所措，之后所发生的很多企业家落马丑闻事件便与此大有关系。

这种功利主义色彩浓烈的改革思维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试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地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其二，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叛逆与抗衡，成为变革者的普遍行动。

三

“改革总从违法开始的”。

说这句话的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的温州基层干部陈定模。80年代中期，他怀揣一张图纸在一片海涂上开建龙港农民城。根据当时国家的政策，“国有土地不得私自进行商业性转让”，陈定模大胆突破，通过土地有偿出让的方式集资建城。1992年的某个秋天，我去龙港采访，他在熙攘的街头小店请我喝酒，耳红酒酣之际，他大声说出这句话。

这句话曾让我十分的震惊，也就是从此之后，它成为我观察中国问题的一个很隐秘的视角。

我发现，中国公司二十多年，总给人一种在雾中疾行的感觉，而很大的原因便在于法制建设的滞后，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改革者对现行法律的漠视与破坏。这是一种交错在一起的状态，它充分地展现出中国改革的功利性特征。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往往会呈现出本能的不安全感，容易产生短期化的行为，对产业和市场缺乏应有的责任心和长期准备。而所有这些后遗症，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越来越展现出它的不适应性。

我还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对官员和企业家们的经济行为的法律判断一直是非常的迷乱，甚至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阶段性，最终，只好落到其本人有没有“受贿”这个具体的细节上。孰不知，一个官员的决策行为或企业家的商业活动是否违法，与其个人有否受贿，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必然的关联。

一切存在自有它的合理性。在一个僵硬的计划体制内寻求突围，功利主义有它的现实必然性，“绕开红灯走”或“选择违法”，也许正是无奈而最具效率的策略。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这种思维的惯性和正当性是否还应当延续？在当下及未来，它有没有可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攫取中国改革成果的理由和幌子？

任何改革或发展，都再也不能作为违法的借口――我不敢确定这是否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商业界的主流思想。不过我希望是。（完）

有两个月没有理企业史碎片了，今天整出1984年。读读这些碎片，当今那些商业大家在20年前也是懵懵懂懂地胡乱起家的，倒可以给所有的创业者以不自卑的信心。

【张瑞敏管大小便】
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为了整治工厂，他上任后就制订了13条规章制度，其中第一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后人读到这里，大概都会笑到喷饭，但是在当时却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在很多国营工厂里，随地大小便是一件不被禁止并司空见惯的行为，张瑞敏的制度贴出半年多后，随地大便的人没有了，但是小便的却还没能马上杜绝。其他制度包括“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和“不准哄抢工厂物资。”

【当过倒爷的柳传志】
1984年，柳传志创办公司，在头几个月里，柳传志并没有显现出他后来那种运筹帷幄的领导才能，背靠着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机构，他却找不到一个可运作的项目，每天他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象没头苍蝇一样地乱闯，他先是在计算所的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如果说三年前陈春先办起中关村第一家公司时，还心怀打造“中国硅谷”的理想，那么，此时的柳传志满脑门在想的却是如何赚钱养活公司里的十几号人，有一回，他听说江西有个女人手上有大批的彩电，只要购进一倒手每台可以赚上1000元，便急忙派人汇款过去，谁知道那竟是一个骗局，计算所拨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一下子就被骗走了14万元。

【谁写了“松绑公开信”】
3月23日，福建省的５５位厂长经理们齐聚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期间，厂长经理们的抱怨之声不断，于是厂长们以《请给我们“松绑”》为题写了一封公开信。一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报道了５５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还配发了相关的“编者按”，“松绑”新闻演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事件。

从我查询到的资料看，这封“公开信”并不完全是厂长们的自发行为，信件的主要起草人黄文麟当时是福建省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就是主管该省企业改革的主要官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公开信”其实是福建改革派官员借厂长经理之口，唱出的一台“松绑双簧戏”。

【东方魔水是怎么诞生的】
8月，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在女排决赛上，中国女排姑娘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美国队，实现了“三连冠”的鸿鹄伟业。在11日的《东京新闻》上，记者有贺发表了一篇花边新闻稿《靠“魔水”快速进击？》，他好奇地发现女排运动员在比赛中一直在喝一种从没有看到过的饮料――事实上，健力宝在当时除了供给中国代表团，连在国内市场上也几乎没有任何的销量，于是便猜测“中国运动员取得了15块奥运金牌，可能是喝了具有某种神奇功效的新型运动饮品的缘故。”很显然，这是一篇信手写出的、没有经过任何采访与核实的新闻稿，中国运动员成绩大幅度提升在国际上引起过很多的猜测，这无非是其中还算友好和调侃的一种。没有想到，此文转载国内，让健力宝一夜而为天下知。

·碎片真的很碎。单个看都很好看，但是如何串成一个整体，却是大大的问题，另外的问题是，断代史的写作如何保证全史的一体性。叙述的逻辑非常容易被一个个好玩的细节扰乱。而每年则又未必能够找到足够的集中性史料。这些问题，如今天天困扰我，如同“天问”。

【雷宇倒车】
海南甚贫。公署主任雷宇想出了倒卖汽车的招数。当年，区直属的94个单位，有88个着了魔似地卷入了汽车狂潮中。在党政机关的影响下，全岛各行各业都气粗胆壮地做起汽车买卖。连区委组织部也挂起一家“开源公司”的招牌。区委宣传部不甘后人，也倒卖了几辆汽车，赚了几十万。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甚至部队也参与了运车出岛的大行动，海军动用军舰，以调防名义，把汽车全部换上军用车牌，到湛江卸船后，把军用车牌拆下，拿回海南继续运第二批。

【晋江制假】
新华社报道：“假药厂大部分是农民集资合办的，他们没有制药技术人员，没有质量监测机构，也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制药设备，使用的全部时简陋的炉灶、铁锅、竹器等原始工具，厂房则多为农村的旧民居，苍蝇乱飞，垃圾成堆，包装桌上积满灰尘。这类药厂是怎么取得合法地位的呢？手续倒是很简单，只要到村、镇挂个户头，村镇抽取产品销售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就可以得到银行帐号和公章了”晋江曝光，拖累项南。

【私生儿子】
原料紧张。江苏红豆的周耀庭去政府部门争取指标。回答当然是没有，因为你们是乡镇企业，不可能给一公斤棉纱。他讲，国营企业是老大哥，我们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小弟弟向老大哥学习，能不能让纺织公司给我们一点儿棉纱？部门的干部回答他说：“你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吗？称不上的。”二十年后，周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说，“国营企业是老大哥，乡镇企业不是小弟弟，乡镇企业是私生子。那个时候，我们乡镇企业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不是人的。”

【唐骏出国】
出国成风。现在盛大CEO唐骏为了让教育部给他出国的名额，便想了个办法:他打听到教育部主管此事的是李司长，于是他在教育部的门口站了整整四天。早上7点不到就到教育部门口去，见到李司长，唐骏说“李司长您早。”中午他出来吃饭，唐骏说“李司长您出来吃饭？”他吃完饭，唐骏又说“您吃好饭了？”再到下班的时候，唐骏再说“您下班了？”如此四天。第一天，李司长觉得这人很奇怪;第二天，李司长关注这个青年，怕他有什么偏激行为;第三天，他又觉得这个小孩子看上去很可怜;第四天，李司长忍不住好奇，终于开口问到底有什么事。唐骏如实说了。第六天，李司长告诉唐骏:你可以出国了。

【共同富裕】
当年的典型是鲁冠球,他的亮点是“共同富裕”。鲁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看到我比他们拿的多得多，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二十年后，这段话对讲述者和聆听者来说都很遥远而陌生。

【温州抬会】
温州出现地下金融组织“抬会”，它的规矩是这样的：一个会员入会交1·16万元，从第二个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十三个月起，会员再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会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环滚动，一个会期为100个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风险在第一年，会主要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有人计算过，一个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六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十八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

【飞乐股票】
11月，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范尔森访华，他赠给邓小平一枚纽约证交所所徽，作为回赠，邓小平选中的礼物是新中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张股票――一张编号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股票，邓告诉他，这只股票的资本金是165万元，发行了3·3万股，他是惟一的外国股东，范尔森高兴地说，“我很荣幸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第一个美国股东”。这张飞乐股票后来一直被收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陈列室里。

【志东打工】
在中关村，出没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他们当时典型的装扮是：一身百元西装，一个兜装支票，一个兜装发票，腰上别个BP机。后来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新浪的王志东，当时还在北大无线电系读书，他没等毕业就跑到中关村去打工了，很多年后他回忆说，我们白天在街上兜售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晚上就去阴冷的地下室里听诗歌朗诵会。i顺便说一下，那年崔健创作了《一无所有》。墨西哥举办世界杯。日元象今天的人民币一样被美国人追着升值。

答应殷炼和一琨，把企业史中的人物部分先拿出来，给“观察家”写“时代背影”专栏。这是第一篇。这些人物或老或死，在很多后来者读去应该非常的陌生，而他们却是中国企业变革真正的主角，反倒是那些幸运者显得有点不真实。中国将近三十年的变革，从来不是一个快乐而从容的过程，这让人实在很沮丧。

“老板”袁庚

在蛇口，袁庚并不忌讳人家叫他“老板”（Boss），这种对资本家的称谓用在他的身上似乎蛮恰当的。在前后15年时间里，他象老板一样地掌控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缔造了它，他象父亲一样地塑造它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从规章制度到种在坡上的树，他一心想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前程远大。在某一时刻，他好象还真的成功了。尽管在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但是在灵魂上，他始终是蛇口的主人。

袁庚是中国企业史上某一群体的标本人物。

你很难分清楚，他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企业家，他的官衔是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是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着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和政策的制订及执行权，特别是在蛇口这样的“试验区”，他几乎向中央讨到了可以下放的所有权柄。而同时，他又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招商局在1979年只有不到一亿元的资产，而到他离开时已经是一家资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超级公司。这一部分的资产增值，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也无疑是垄断前提下的制度性产物――招商局拥有蛇口开发区的土地开发权。你很难用公平或不公平、合理或不合理来解读它，在某种意义上，它俨然就是历史本身。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此言被传媒和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颇有“炫耀”之义，但是，在史家看来却未必是事实。蛇口的试验，决非“无知者无畏”式的变革，文化学者余英时在《戊戌政变今读》中说：“8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力量：一股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袁庚是前一类人的代表。炮兵团长出身的袁庚决非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他应该是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制度变革派的标志人物，从他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天起，他就将之当成了社会改革的试验场，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
一开始，蛇口就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之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15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2000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实际工作待遇上一律无效，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选举。1986年，蛇口实行民主选举，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有5名董事当场落选。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即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数压上，了无退却之意。有文献记录，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几次动员袁庚担任深圳市市长，均被他坚决回绝。早已过了60岁退休限界的袁庚显然想在蛇口完成他所有的政治理想。

袁庚很善于以经济的高速成长来博取中央的支持，在这方面他可谓深谙中国为官之道。１９８２年，他让人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在陪同汇报时十分“狡猾”地将了邓公一军，他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据说，袁庚一言至此，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此后，这一标语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改革经典语录。

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1992年，已经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后，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进入2000年之后，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2004年6月，蛇口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

袁庚在晚年曾经有过一个谓叹。他说，他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让蛇口错过了另一种也许更有效率的成长模式。

他指的“错过”是，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诚、巨贾霍英东为首的十三位香港企业家来蛇口参观，他们提出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就这样“耍滑头”地婉拒了。

晚年袁庚的遗憾似乎是，如果当初允许李、霍的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如果把整个蛇口都如此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这是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的话题。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唯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面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袁庚1917年生于深圳――早年叫宝安，他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象。1949年，当上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贫穷的家乡，30年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在经济上“解放”了这块土地。他的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部是当年与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朱容基、万里等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恍如前尘隔世。

嗯。这些事情很少有人还知道还记得了。偶然给人翻出来讲讲，挺有意思的。不过20多年，却有很深的历史感。